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延迟退休政策时，我们不禁在想，那些农村老人和高龄农民工怎么办？
农村老人和高龄农民工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挣钱不仅是为养老，也是为养家。
中国农村应当以土地要素市场化为中心，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产业，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
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延迟退休政策时，我们不禁在想，那些农村老人和高龄农民工怎么办？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劳动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统筹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保障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他们的退休和养老问题更应该得到关注。我们希望通过对珠三角农民的采访，调查了解即使中国相对富裕地区的农村老人和返乡农民工，他们的生活点滴和他们的现状，真实地解读广东农民养老之困。
不仅为养老，也为养家
江门鹤山古劳镇，正午，西江畔，“彩虹”肆虐一月有余，除了江边倒伏的芦苇和连片的野草，早已见不到台风踪迹。虽然已近深秋，江水退却，但温度依然不减，暖风卷着鱼腥味扑面而来。堤外的杂草中，仍是积水的沼泽地，深浅难测，穿着雨鞋的李宝群，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她需要的，是被洪水带到沿岸的干枯木材，这是家里未来一个月煮饭烧水的柴火。
（68岁的李宝群在西江边挑柴。）
“彩虹”的威力显而易见，家中种植的七分地蔬菜瓜果全部被淹没在洪水中，水退后，颗粒无收，相当于损失了小孙子一个月的幼儿园学费。李宝群身材瘦小，褐色的脸上满是江风刮出的皱纹，斗笠下的脸上汗流满面，这让已68岁的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收集的柴火每一捆都有上百斤，李宝群利索地捆绑，让每捆的重量都接近平衡，再选一条结实的木头做扁担，颤悠悠地一担一担挑上大堤。干完超出她年纪可承受的体力活，接下来的是擦擦汗，赶回村中为3岁的孙子做饭。
古房、古榕、古桥、古码头……鹤山古劳水乡以其原汁原味的水乡风情，被誉为珠三角最后的原始水乡。这里的农民生活画面也是珠三角普通农民生活的典型。48年前，古劳镇上升11队南安社村20岁的李宝群认识了同村同龄的男青年李锡煊。“和他结婚是因为他会培育桂花鱼苗。”李宝群说，在当年，懂技术的男青年特别受女性欢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夫妻俩一共生下四个女儿，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儿子，但事与愿违。
上世纪90年代初，丈夫李锡煊带着她到5公里外的古劳镇，成为江门鹤山市第一批农民工，李锡煊在工地做泥水工，李宝群打下手，靠卖苦力养活四个女儿，这一干就干到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两人累死累活，每天收入不到50元，仅能维持全家的最基本生活。”2012年，夫妻二人回到南安社村准备安享晚年，不想又飞来横祸，二女婿因病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83岁的杜六妹在为蔬菜浇水，她一人居住，无人照顾。）
离古劳20公里的佛山高明区三洲上良村，是珠江三角洲的发达地区，比李宝群大15岁的杜六妹在屋外砍柴火，地上堆满杂乱的树枝。正逢观音诞，四处传来鞭炮声，杜六妹顾不了这些，83岁的她已花了6天时间准备柴火，要为接下来的降温天气做准备，以省下每罐80元的煤气钱。
她有三女一子，在农村，多子女的家庭不算稀奇。上良村紧靠高明区城市中心，他们夫妻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完全靠土地吃饭，杜六妹常年负责种植自家的4亩水稻。
种植水稻入不敷出，丈夫赵有诺在世时打些散工补贴家用，大多是帮村民的鱼塘收鱼，这份不固定的工作，每次可为家庭带来30- 40元的收入。为了增加收入，夫妻两人还在农闲时种了3亩多西瓜，经常可在公路边见到夫妻俩摆卖的身影。
14年前，杜六妹的丈夫因肺病去世，她开始独居生活，在上良村7号，老人照顾儿子的一儿一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
（75岁的赵仲均被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暴打后，骑上三轮车带他去大排档打牙祭。）
上良村村委书记赵仲均是杜六妹的邻居，在农村人眼中是地地道道的“公家人”，1995年他从村委书记位置退下来，那时，一家人的日子也算圆圆满满。
厄运发生在10年前。2005年，妻子赵丽宵忙完一天农活，吃完晚饭，坐在自家门外注视远处的稻田。赵仲均说：“她告诉我想睡觉，不一会就歪倒在大门外。”他赶紧叫来村中的土医生，用了很多方法可就是无法唤醒，第二天送到佛山市中医院，才发现是中风，经过抢救，虽无生命危险，但还是导致左半身偏瘫，后半生只能在床上度过。
这以后，上天没有眷顾赵仲均，儿子赵建文在村中读了6年级就患上强直性脊柱炎，背脊越来越驼，之后出现股骨头坏死，无法继续读书，在家休养没多久，开始出现间歇性精神病，并且伴有暴力倾向。
3年前，赵仲均的腰也开始直不起来，今年刚满75岁，走路时，脸部与地面平行。如今，赵仲均一家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全靠养老保险和政府救助生活。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 .5%。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2400万，低收入贫困老人2300万。以我国目前每年有3%的人口进入老年人行列计算，老龄化高峰将在10- 20年后来临。到本世纪中叶，每3个中国人中就会有1位老人。
家庭赡养功能逐步弱化
83岁的杜六妹帮儿子养大两个孩子，一个人独居上良村老屋，四个子女全在外打工，由于工作繁忙，每周只有最小的孙子来看她。
按照高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新规，她每月可领取580多元的养老保险费，即便这样，她还是不得不异常节俭，由于没有土地，为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好点，杜六妹在老屋四周开辟了菜地，种植四季菜蔬，保证一年的饮食需求，但这远远不够，有时她还瞒着子女，偷偷跑去帮种菜的外省人分拣菜苗攒点零花钱。
独居的杜六妹极少吃肉，基本上不买，因为距市场有3公里路程，走这么远的路程对于她这个年龄来说难度很大。高血压、冠心病一直伴随她的老年生活，分拣菜苗的工作如今也已无法坚持。她每天只吃一次降血压药，每月费用20元。杜六妹感到十分孤独，每天陪伴她的就是赖以为生的蔬菜苗。
在广东，一些农村高龄空巢老人，受子女外出务工、家庭收入拮据等影响，年老反而需要自养，高龄仍干着沉重的农活，“老无所养”问题突出。随着农村“空心化”加剧，传统的“养儿防老”、农村互助养老受到冲击。南都记者在广东走访发现，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传统的“养儿防老”作用受到冲击，家庭赡养功能也逐步弱化。
由于所处地区政策与法规的差异，68岁的李宝群夫妇生活最为艰难。每月几百元的最低生活标准，对没什么积蓄的李宝群老夫妻来说，简直杯水车薪。两个已年近七旬的老人不得不每天起早贪黑，风雨无阻地靠年轻时学来的手艺———养殖桂花鱼苗贩卖，一年赚取40 0 0多元以维持家用。因为要负责孙子每月500元的幼儿园学费，李宝群不得不在村中找一些边角的自留地种蔬菜、葱蒜，凌晨运到鹤山周边市场贩卖。
当整个社会还在纠结于延迟退休政策时，农村老人和高龄农民工却无奈地“无法退休”。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中显示，社会养老保障 的 覆 盖 率 ，城 镇 达 到84.7%，每人月均退休金1527元；农村只有34 .6%，每人月均养老金仅74元。农村老人和高龄农民工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挣钱不仅是为养老，也是为养家。
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占38%，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16.7%。因此，当许多老一代农民工为城市建设贡献了一二十年后，突然发现原来没有买过社保，无法在城市退休，作为鹤山最早的一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李宝群也从未享受到城市化的“成果”。
黄昏，赵仲均家显得异常冷清，在上良村机耕路的尽头，是一栋破旧的两层小屋，屋外全是杂草，屋门紧闭，只有几棵野外的杂藤可以探入，村民不与他们来往，他们也不与村中人往来，偶尔开门，都是伴随儿子精神疾病发作的怒吼声。
中午，赵仲均在家做了两道荤菜，颤巍巍地端给儿子，吃过精神病药物的赵建文行动不便，但对父亲不满，便对这副日渐衰老的躯体报以老拳，赵仲均不得不带着伤推出三轮车，留下瘫痪在床的妻子，“服服帖帖”地带儿子去大排档打牙祭，满足他的愿望。
佛山高明区义工协会每周派出义工为赵仲均家打扫卫生，但对于这样的农村家庭，打扫卫生是远远不够的。
今年5月，上海财经大学第7次“千村调查”项目组，发布《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调查显示，目前54 .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劳作，几乎所有的老人都在从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劳作；1/3的农村老人需要护理，1/2的农村老人处在服药状态。
但另一个不容乐观的情况是，在采访中，南都记者调查了众多的被访者，是否有进入养老院的意愿？在被访者中，即使如全家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赵仲均家庭，也拒绝进入养老院。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的“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主题调查显示，九成受访老人倾向居家养老，多数人对养老院有抵触情绪。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等原因，都不约而同地不去养老院。
如何破解“老无所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要说是农民的养老，即使城市的也不健全。国家必须健全国民的初级养老制度，实行农村和城市统一的养老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养老问题。
其实，国外有太多的范例值得借鉴。党国英举例：比如德国，养老保险体系由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个人自愿保险等多种形式组成。法定养老保险是德国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也是最重要的支柱，涵盖最广泛的人群。根据法律规定，几乎所有雇佣劳动者及一些特定的独立经营者均有义务参加法定养老保险。医生、律师、零售商等高收入者不属于义务参保人范围，但这些人年满16周岁均可自愿参加保险。除此以外，依法属于解除投保义务的人员，也可以自愿投保。公务员和法官是国家终身雇佣人员，有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参加法定养老保险。自谋职业的农业人员有独立的农民养老保险，“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党国英介绍，德国农民有一套独立于法定养老保险之外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德国农业社会保险基金中，设立了20多个农业社会保险，对不同类型的与农业相关的人员给予全面系统的保障。在德国，每一个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立法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将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种义务，从更高的层次上提倡团结互助，保证制度的推进与发展。
党国英还认为，中国农村应当以土地要素市场化为中心，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产业，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障。“支撑这种认识的依据，是我对农村养老资源的梳理和评估。”社会资源方面，我国的“新农保”对农村老人有重要意义。“新农保”与城市居民基本养老计划接轨以后，为农村养老事业的长期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但是，因为缴费能力的限制，农村老人要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等级会比较困难，在养老水平上的城乡差异与地区差异还会扩大。
20 0 4年7月，佛山迈出“村转居”的实质性一步。110多万户300多万人开始陆续更换新“佛山市居民户口簿”，其中包括164万村民。
赵仲均和杜六妹家庭成为这次“村转居”的一分子，从“农民”变成“居民”。这次身份的转变给他们带来最实质的好处是，上良村作为靠近佛山高明城区较近的自然村，土地的经济价值凸显，政府征走上良村的部分土地，赵仲均夫妻两每人分得征地款4 .7万元，这是整个家庭从未见过的“巨资”。杜六妹也收到征地款，一下子“富裕”了起来，开始负起照顾两个孙子的义务。但事实上，这笔看似“巨资”的款项，对于一个农民家庭的未来来说，根本微不足道，赵仲均妻子突如其来的疾病使整个家庭瞬间致贫，杜六妹子女多，短短几年也把款项花个干净。
鉴于此，党国英建议，国家应实行“农业保护区制度”，保护仍未失地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划定面积超过基本农田的农业保护区，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在建立此项制度的前提下，下放其他类型土地的管理权，扩大地方政府的土地规划管理权。这有助于土地要素市场化的推进，提高农村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在农业保护区以外，村庄建设用地可以一并推向市场，引入城市资本，由农户与资本进行自主合作开发。国家规划应充分考虑建设的规模经济与建设项目的功能，重视养老辅助设施建设。
党国英说，希望美丽乡村中的中国农民最终会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甚至还有某种城市居民没有的“特权”。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国家可能会给他们财政资助，而这种资助是城市居民无法得到的，这便是他们的特权。未来，希望有一天，他们也会充分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只不过要比城市居民多开几十分钟车而已。
68岁李宝群夫妻每天生活轨迹
5：00
起床，为三岁的小孙子煮奶喂奶
7：00
准时送孙子到村办幼儿园
8：00
到西江大堤拣柴火
9：00
到鱼塘打理罗非鱼苗
12：00
为全家买菜煮饭
14：00
到田头种植蔬菜
16：30
到幼儿园接孙子回家
17：00
煮晚饭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郭继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