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与重建————从延安木刻到无名者的实践”，是西安美术馆今年展览的一场重头戏。10月25日下午开幕，来了不少当代艺术圈的大咖。做“新宣传画”的李公明，以及拍摄《淹没》、《乡村档案》的李一凡，还有山西许村艺术计划的发起人渠岩等艺术家，都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参展。
一、让无名者被看见
26日下午，赵小平和另外两个出租车司机来看展。进了1300多平米的展厅，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刘伟伟理所当然地做起了“导览”。
赵小平最关心的当然是“众泰”。他是一个老出租车司机，也是西安维权出租车司机自己组建的公司——“众泰”的负责人。今年7月，艺术家刘伟伟给他们拍了个纪录片，就叫《众泰》，还在西安美术馆放映了，当时有近300名出租车司机来观看。
众泰司机的维权故事，在西安一直被屏蔽着，本地媒体上基本看不到他们的消息。这场出租车司机“占领美术馆”的行动，多少以迂回的方式，唤起了公众对西安“众泰”维权的注意。前不久，《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甚至还发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
但在刘伟伟看来，“众泰”至今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无名者”。司机们经过一年来的艰辛努力，提交了1000多份信息公开申请，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本来有望“翻身做主”，摆脱高额的“份子钱”盘剥，也帮政府探出一条出租车管理的新路子来。但至今政府不允许他们上路。新买的70多辆车，停放在三桥一个废弃的厂区里，偶尔被司机开到路上转悠，但不能“拉客”，又闷声回来。
“这正是一个无名者的状态。”刘伟伟说。所以，在一开始受邀参加“无名者”展览后，他决定做一个“东西”，即把众泰公司在西安郊区租来的一个办公室，全部搬到美术馆来，让赵小平等人在现场办公，以此来展示一个“被无名”的处境，反映底层生活的真实。
艺术家刘伟伟和他未能拆封的作品
是的，在“延安木刻”这样一个引子下，这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就如策展人、西安美术馆副馆长满宇所说，鲁迅当年的新木刻运动，也是“底层人被看到”的运动。后来的延安木刻，作为一种红色艺术样式，虽是宣教与灌输，但多以工农兵生活为主题，是在整个国家遭遇现代性的背景下， 对那个时代“无名者”的一次重新命名。
时隔七八十年，今日的无名者，如何身处真实的生活？以关注真实世界为己任的当代艺术又该如何关注他们？带着很多问题，满宇策划了这场展览。
但是，慢着，这次，艺术家将要与真实的“被无名”遭遇了。
二、无法拆封的众泰
进了展厅的大门，赵小平先看到了一面墙，涂成两块深灰色，下面分别写着“14，15”，以及“24，25”，表示是四个页码，但上面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在意，直到走完整个展厅，没有见到“众泰”两个字的任何标志，他才若有所思，大概明白了这面墙和刘伟伟让“众泰”来参展的用意。
在这个展厅里，“众泰”其实一直是在的，不过观众们看不到。人们从展厅的一角走过，可以看到一个被用木条隔开、犹如禁闭室一样的半开放空间，地面上摆放着一大堆尚未拆封的包装箱。
犹如禁闭室一样的半开放空间，尚未拆封的包装箱，“众泰”就被包裹在其中。墙上两个空白页，本是刘伟伟作品介绍，也被删掉了。
这是24件形状各异的纸箱，“众泰”就被包裹在其中。横的，竖的，大的，小的。看得出模样的，是一张旧的黑皮沙发。还有两张木桌。圆筒状的，是一个液化气管，来自“众泰”简陋的厨房。
唯一没有包裹起来的，是一张简易黑板。那是众泰司机学习维权的法律知识时用的。这就是众泰办公室的全部用品。
但这些包装箱已没有机会打开。在展览开始之前，美术馆接到“上面”的要求，不能让“众泰”在美术馆参加展览。
“也算是将计就计。现在展览的，其实就是一个审查的结果。”刘伟伟说。他并不觉得遗憾。反而觉得这一切恰好和“众泰”在社会上的遭遇，以及他本人作为艺术家，在这样一个艺术现场的遭遇完全吻合。“这就是一个未被拆封的现实。”
门口那面灰色的墙，谜底也揭开了。那四页空白，原本是展览的文字介绍页码。其中两页是关于刘伟伟的众泰，不过在印出来之前，被删掉了。
三、一个无名者的现场
赵小平看完展览，懂了。说：“给我支笔”。刘伟伟给他找来了支签字笔。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众泰”两个字，拿在胸前，让自己和身后的“众泰”合影。
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整个展厅里都没有我们的名字”。他突然拿起笔，在一件包装箱上，写下大大的五个字“众泰的困境”。“应该是听我谈到的。”刘伟伟笑起来。
一组用塑料布、旧沙发、木板等搭建的“游击建筑”，也被称为“流浪汉房屋”，这是艺术家马永峰等人发起的替代性建筑实验的一部分。
很快，纸箱上的这几个字就被用胶带粘掉了。能让这些未被拆封的箱子出现在这里，美术馆已经承担了相当的风险，为了让展览顺利进行，不能再出岔子了。
整个展厅的布置，负责空间设计的王家浩颇用了心思。他认为现场展示的其实是艺术家的在地实验，所以要让作品不那么像“作品”。整个展厅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区隔，用木条和LED电子屏细条区隔出的空间，有一种日常的气氛。
入口处，第一件作品是“东湖计划”。2010年6月，武汉东湖面临大规模的商业开放，武汉市民发起了保护东湖的行动，建筑师李巨川和艺术家李郁发起了“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此次在展厅里，观众可以随意拿取活动的明信片，也可以打开现场的三台电脑，登陆“每个人的东湖”网页，来看发生了什么。
展厅里，还有一组用塑料布、旧沙发、木板等搭建的“游击建筑”，也被称为“流浪汉房屋”，这是艺术家马永峰等人发起的替代性建筑实验的一部分。
另外一件作品，与植物社会学相关。艺术家徐坦在西安郊区，和农民一起合作，栽种植物，纪录植被与社会土壤的关联。
年过60的李公明利落地爬上脚手架
新宣传画占了满满一面墙
徐坦旁边，一面巨大的墙上，是李公明的“新宣传画”，整整一面墙，基本都是关注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的内容，夺人眼球。李公明人高马大，穿件格子衬衫，虽然已经60岁了，仍然麻利地爬上脚手架，和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巨幅宣传画合影。
2012年春节前，在广州的李公明，看到一则西安的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报道，心念一动，与团队连夜赶制了一批明信片，关于保护农民权益的，去火车站、小企业等地发放。这也是他做“新宣传画”的一个延伸。
用宣传灌输的画面语言，来表达对公平正义以及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样的形式，也有人质疑过。不过李公明认为，主要是看宣传什么，虽然形式可能突兀，但理念传播的效果却是最直接的。
事实是，“的哥”赵小平来看展的收获之一，就是发觉这些宣传画很有冲击力，他打算回去后，在网上发众泰的信息时，要使用其中一些。“还是图片给人印象深。”
四、走饭， 被屏蔽的无名者
在展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五张小圆桌，再仔细点，能看到桌面上Relax同学社的彩虹标志。
在展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五张小圆桌，如果观众粗心一点，会以为仅仅是休息区。但如果稍加留意，坐下来，拿起桌上的耳机，就能听到5个女同性恋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再仔细点，能看到桌面上Relax同学社的彩虹标志。
32岁的隐彦，在10年前就“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2009年，她发起了关注女同性恋者权益的草根公益小组“Relax同学社”。
2011—2012年，Relax同学社对西安周边地区的15位女同性恋者做了口述史，记录她们的生命故事。这次参加展览的5个故事也在其中。5个讲述者，有“形婚者”，有单亲妈妈，也有同志运动者。
开幕这天，一名叫赖鑫的年轻观众，走遍了展厅的五个角落，认真地听完了所有故事。他20来岁，在附近一家饭店做厨师。 展览第二天，他又拉朋友来看了一遍。他很喜欢隐彦的这个项目，但他不知道，在展览之前，这个项目也差一点被撤掉。
现场还有一位完全被屏蔽了的女性。展厅门口另一面灰色的墙，是原本属于她的页码。她叫走饭，一位90后女生。2012年3月18日，走饭因抑郁症自杀，她的最后一条微博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从那天起至今，无数网友到她的微博下留言悼念。
长期关注精神分析领域的满宇，一开始就计划让走饭参加展览。“她的状况是另外一种无名，是个人对自身认识导致的无名，反映的是个体在这个世间最暗处的困境。”满宇说。他一直在关注着走饭的微博，注意到她的最后一条微博， 已被转发8万多次，有40多万条留言。今天的世界，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他们处在怎样的无名状态？满宇曾一度希望这个展览是对走饭这样一个无名者的纪念。
然而，或许是这个“作品”被认为太“灰色”了，一开始就没有被通过。走饭，最终成了这个无名现场的真正无名者。
五、让无名者获得尊重
西安美术馆年轻的副馆长满宇，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无名者：一是在社会的秩序中被遮蔽的人，或在秩序中无法被命名的人；二是个人的偶然性在与秩序的遭遇中，被压抑而无法言说之症状……” 在展览的前言里，满宇这样写道。
25日下午，展览开幕后，一个名为“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座谈会同时进行，参加者有李一凡、渠岩、李消非等数十位参展的艺术家。讨论中，现场那些“看不见的作品”让艺术家们欲言又止。
展厅内，延安木刻的文献资料，如“延安文艺座谈会纪要”、“实践论”等内容，不断从LED电子屏上闪过。红字映照，营造出某种历史的氛围。
展厅门口，激昂的音乐声中，电视屏幕上播放着300多张当年的延安木刻作品。黑白画面上，是40年代的中国“理想”图景，有解放区生活，有对国民党监狱的控诉，有对言论自由的呼唤，也有对“宪政”和“自由平等生活”的渴望。
“延安木刻”与一个无名者的现场，看似吊诡的话语，在现实语境里，却又如此顺理成章。“重新审视‘解放话语’，如何倒转为奴役的美学。”展览前言里的这句话，很重，包裹在语言的模糊中，有深刻的沉思在内。
更重要的当然是现场。而其实，无所不在的“无名”，使得展览现场成为一个真正的无名者场域，“ 且正在进行之中。”
此时的展厅，如一个巨大的隐喻。外观自由，却其实处处是限制。试举一例，“每个人的东湖”计划，艺术家们建立了一个网站，供人们浏览，但因为网站已被屏蔽，需翻墙才能打开，美术馆为此不得不支付几十块钱的翻墙费用，以帮观众在电脑上打开网页。
“曾经有记者问我，说当代艺术是大众消费不起的‘海鲜’。其实，在这个现场你能看到，真正的当代艺术就是和大众在一起的。”满宇说。到西安美术馆任副馆长这一年来，他始终在考虑，如何推动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当代艺术氛围。
10月27日，展览第三天。刘伟伟正在考虑继续自己的项目。趁办公家具都搬来美术馆的空档，他要帮“众泰”刷新一下办公室。“这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关系。我不能只是将他们拉来展览一下就结束了。”刘伟伟说。
在一个“无名”无所不在的背景下，展览的现场，多件作品都没有文字标签，这会不会影响观众的理解？满宇表示并不担心。
“其实无名者就是这样。他在，但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遮掩。就无名者来说，这个展览的意义也在这里。”满宇说。
“无名者其实是一个日常化的遭遇，被屏蔽的状态。你能看到，即使我们做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只是让众泰或其他人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去说话，却如此艰辛，只因为这涉及到个体的反抗。”刘伟伟说。
刘伟伟认为，展览不是让无名者走向“有名”，而只是让无名者自身能够被承认，被尊重而已。
“美术馆是官方的美术机构，有一定的审查，大家都知道。但是否就此止步了？我的态度是不一定激进，而要尽可能发声。其实艺术的柔软就在这里。你说他是A时，他可以成为B。你说是B时，他可以成为C。但它本质上还是那个东西。”刘伟伟说。
说完这些，刘伟伟去了广州。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来说，那里有另一个现场等着他，珠三角数十位工友争取自己权益的故事，将是他关注的另一个无名者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