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 | 从经济精英到政治精英：企业家进政协都干了什么？

作者：缪莹

企业家们如今 被称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越来越被容纳到党和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国外学者们对这一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意见不一：有的说经济决定民主现代化，有的说中国体制早已将经济精英团体同化，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当然，目前学界研究的主流看法是这些经济精英是中国国家机器的“盟友”，至少不会是民主化推动的一把手。

图片来源：新华社

其实，国家也并不是一味控制，从上往下只有威权没有任何变通余地的机器。实际上，中国的政治系统完全愿意接受多种看法和创新的尝试，只要它们能带来更好的效益。最近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一定政治空间容纳非党政机关人士参政，企业家在地方政协的表现便是很好的证明。这项研究以中国某个北方省会城市为田野，由悉尼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系的陈明璐教授完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作为中央领导的“四套班子”之一，是党外人士、少数民族、高等职业人士参政的途径。然而它一直被学界认为形如花瓶——除了敲敲章，拍拍手，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用处了。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其实政协的作用比大家之前想的要大：通过它，中央党政机关可以和下层建立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networks），还可以得到重要的政治反馈，并鼓励一定程度的社会参政。

大多数政协委员是经地方政府、党外组织、党委等提名选出，最后由党委批定的。在陈教授的研究样本中，X城的地方政协里几乎30%是企业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区域更是多种多样。在负责政府和私营企业沟通的工商联代表里，有91%都是企业家。在宗教、教育、医疗等和私营并没有太大关系的区域，企业家也有一定程度参与他们的代表活动；一家私营媒体企业的老板甚至代表了X城的媒体和出版业领域。只有两方面企业家没有任何的代表活动：党政机关（必须是政府人士领头）和工会（一般私营企业都没有很活跃的工会）。在X城地方政协参政的企业家里，60%都是党外人士，其中30%加入了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等。

这些企业家是怎么被选进政协的呢？被问之这个问题，被采访者都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大家大体的感受是相同的——想要被选进政协，企业家首先要有事业上的成功（没有五十万注册资本基本免谈），而且还要对社会有贡献（一般以对地方经济和慈善贡献为准）。有趣的是，被选进政协后，企业家需要做出的贡献更多了——在一次对低保户的走访中，普通政协委员被要求每人捐款五百元，而政协里的企业家们则被要求每人捐款五万元。所以，也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愿意加入政协：他们并不希望有这种曝光度和其带来的更多财政压力。

除了日常捐款，企业家们也并不是没有参政压力。从2007年起，X城政协便要求所有委员每年必须有一次参会、写意见报告书、提政治草案、参加走访和参与政治学习。在09年便有三位政协委员因为没有达到要求而被请离政协。在X城，企业家们不光担任“民主监督员”的位置，还积极提出草案：在2012年，X城政协委员一共提出了526个草案，其中114来自企业家，达到和人数比例相差无几的25%。

在这一百多份草案里，企业家大多数提出的意见和城市公共设施和福利建设有关：停车难、打的难、公园是否应该免费开放、物业管理公司问题、公交车路线改动、残疾人工资上调、农村养老等问题都在其列。有大约五分之一是和私营经济有关的草案：如何让投资者更快进入市场、如何保护市场秩序、贷款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等都是企业家们关心的话题。

也不是所有的草案都跟着政府的大方向走。有许多企业家对国家常年过度重视GDP增长的做法颇有不满，并提出企业转型，尤其是信息技术带来的企业转型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所有的优势也是企业家不满的重要一点，并有许多人提出私营企业在市场上相对处于弱势，竞争规则并不公平。有批评草案提出政府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够，并希望在政府出台拆迁政策之前可以提早通知，并将补偿方案完善。更有企业家抱怨说政府对企业贷款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大，使得许多中小型企业不得不转向高利贷，甚至破产。总的来说，企业家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

目前来看，企业家参政说明中国政治系统里的确有听取不同意见的政治空间。就X城来说，所有的党政机关都要求对政协提出的草案有100%的回复率和100%的满意率。当然，这只是强调了“政府反应”而不是“政府责任”——政府做出的反应到底是否有效，还需要观望。不过，由企业家提出的政协草案越发得到政府重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2008年，企业家张茵曾提出修订劳动合同法，取消“无限期劳动合同”；2009年，几位企业家政协委员提出制订“个人破产法”。这几项法案尽管没有被采纳，但也得到了一定的曝光率——这说明企业家在政治空间里的话语权的确得到了提高。毕竟，中国财产法律的制订最初也来自于政协委员提案。至于今后私营企业家和国家政治机构会如何磨合，互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