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托派问题，过去史学界研究得较少。现在70岁以下的人，如果不看有关资料，恐怕不知其为何物。然而它在国共党内的历史上，曾留下深深的痕迹。
“托派”的起源
中国托派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产物，最先酝酿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
1923年列宁病重和逝世前后，苏共党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产生了大辩论。开始是辩论如何实现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和腐化现象，及一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到1926年，国际共运问题逐渐成为大辩论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更成为争论的焦点。大革命失败后，留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留学生卷入了这场辩论。
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认为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而且“越到东方越反动”。因此，他抨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多次提出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主张。尤其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他认为中国形势与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形势一样，共产党应该退出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的这些主张在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都遭到否决。
托洛茨基检阅红军
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斯大林则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路线，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这些争论在苏共党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党员分成两派，从中央到基层，激烈地进行争论。认同托洛茨基观点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即托派。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感到困惑和激愤，纷纷转向托派，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失败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
1927年11月7日，参加十月革命节10周年纪念游行的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区芳、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路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突然打出“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子，两派当场发生殴斗，酿成重大事件。
苏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随即举行联席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定。12月举行的苏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个决定，又开除了75名托派骨干分子，同时在全国开展肃托运动。苏联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被遣送回国。
这些人出国前多是共产党员或是共青团员，回国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各地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中不少人根据托洛茨基在党内夺取领导权以改造党的指示，继续隐藏在党内。如梁干乔到广东海陆丰在澎湃的领导下搞过一段农民运动，区芳到香港太沽船厂搞工人运动，宋逢春到北方区委做宣传干事等。他们暗地里互相联络，筹组中国托派组织。
《先知三部曲》
（波兰）伊萨克·多伊彻/著
王国龙、周任辛 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2月
1928年12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托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他们还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
组织成立后，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为此，1929年4月，他们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办的地下刊物《我们的话》，创办了一个同名刊物，连篇累牍地翻译、介绍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讲话及有关文件，由此造成了中共党内一次大分裂，产生了“托陈派”。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等一批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央及地方上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接触到托派文件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根源和责任问题的论述，接受了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就曾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地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主张）。此外，他们完全倒向托派，也是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背景的影响。
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对红军发表演讲
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通过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大会前夕，已被放逐到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一篇长文，猛烈批判国际纲领草案，其中第三部分就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他要求这篇文章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散发。共产国际只翻译了一、三两部分，发给少数几个党的代表团阅读，并规定阅后收回。文章在相当一部分代表团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不顾禁令，把文章带回国去，也成立反对派，于是形成继第二国际分裂之后又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
192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又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此文和前文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
托洛茨基为中国革命指出的道路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结，应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革命没有到来前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只能进行议会斗争，即为召开“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选举的国民会议”而奋斗。经过长期合法、非法、不流血的斗争，积聚力量，创造时机，最后，革命形势到来时，一举发动城市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攻击中共六大规定的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批评当权派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路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在1929年8月5日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拋弃六大路线。中共中央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他们则表示：“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你们机会主义、冒险主义、行使威吓手段的、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
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后，成立了托陈派小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以示不承认被开除，仍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派），设立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创办《无产者》作为机关报，陈独秀在创刊号及第二期上先后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文章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批评中共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军队大部分是“土匪与溃兵”，其前途只能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一样，“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甚至“土匪党”）。
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另外两个托派小组织；以王文元为首的“十月社”和以赵济为首的“战斗社”。
1931年5月1至3日，在托洛茨基及托派临时国际催促下，4个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党左派反对派”，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几个决议，选举了9人中央委员会，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组成常委会。
4个中国托派小组织统一前，互相之间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陈独秀对中国托派组织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特别强调要乘当时中共党内王明上台造成的混乱，由托派取而代之，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
在国共之间
中国托派统一后，正积极地准备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斗争时，原托派骨干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央委员而叛变，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刚成立的托派中央被破获。中央委员及其家属10数人被捕，5个常委被捕去4个，唯陈独秀幸免，托派中央顿时瘫痪。不久，陈独秀吸收4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8月又被捕去3人。
接着，发生了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引起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陈独秀以托派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文章，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和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破坏上海抗战、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陈本来准备大干一番，但由于中央领导机关于大破坏后的瘫痪状态，再加上中国托派内部又有一帮人视“反日”、“爱国”、“救国”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而加以抵制，因此，眼看着抗日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涨，陈独秀只得“望洋兴叹”。他曾写信呼吁与中共中央共同领导民众运动，也遭到拒绝；他提出与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以“首先推翻革命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也无人响应，甚至遭到托派内极左派的严厉批判。
电影《刺杀托洛茨基》剧照
1932年春，陈独秀好不容易搭起新的5人常委会，并准备在华北和上海工人中重点开展反日反国民党活动。但是，当托洛茨基从陈独秀的来信中得到这个消息，并指示他们如何提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进行斗争时，新班子却在10月15日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破获。这次是全体常委（包括陈独秀）、机关报及联络部等被一网打尽。
陈独秀等被捕后，中国托派又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上海区委书记会商曾拼凑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不到一年倒台三次。1933年12月才成立起由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等3人组成的比较稳定的“临委”。由于陈独秀主持托派工作期间，他的一些主张一直遭到中国托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临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内部讨论上，以求思想统一后，再开展政治活动。讨论以书面形式进行了一年多（狱中的中国托派分子也参加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北平来的史朝生、刘家良等几位青年托派，在托洛茨基委派来华的特派员、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的支持下，在1935年1月13日召开“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开除了陈独秀、陈其昌和尹宽等人。他们批判陈独秀提出的托派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首先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违背了托洛茨基规定的托派不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统一战线的原则。大会还把中国托派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准备建立正式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3个月后，新的托派中央成员又全部被捕入狱。
1940年，被苏联特工麦卡德击中重伤的托洛茨基
1935年底，陈其昌与出狱的王文元等人收拾残局，重新搭起“临委”班子，并整顿和联络起山东、广西、福建、香港的托派组织。在政治上，他们除了出版《火花》外，还新创刊了《斗争报》，着重攻击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发表一系列决议、宣言和文章，全面批评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以及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等，攻击中共“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促进了蒋介石死党们的法西斯运动”；指责“苏维埃军队再不是阶级斗争的革命力量，而变成为简单雇佣军队了”。他们自称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的纲领和口号是“站在彻底的阶级立场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土地归贫农！”“反对背叛阶级的斯大林党！”
主义的分裂与组织的内斗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政治犯，中国托派分子也纷纷出狱。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些转变。鉴于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明确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他又认为托派内部极左思潮及靠一张报纸活动的方式没有前途。于是，他出狱后与上海托派领导集团分道扬镳，到武汉活动，企国以抗日和民主旗帜，联络国共以外的第三种势力，开创独立的政治局面。但是，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左右了中国的政治，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更何况当时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抗日救亡的任务压倒了一切，陈独秀的计划很快破产。1942年5月27日，他病逝于四川江津。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出狱后先后到上海，加强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他们在租界中发行刊物，专门从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阻拦了一些进步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具体策略上，托派内部很快发生了分裂。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的一派，遵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认为中国抗战是“进步的”，对抗战采取所谓“保卫主义”的策略，即拥护抗战，但重点放在准备“推翻国民党政权”上，用战争来引发革命。以郑超麟、王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派，完全照搬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策略，即所谓“失败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因为“所谓国民、人民、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各种阶级。接着，他们断言：“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们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要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为此，他们宣称“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立起来！……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两派虽然有一些分歧，但在抗拒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晚年郑超麟
中国托派的这种观点，自然受到中共的批判。更严重的情况是，当时苏联因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肃托运动严重扩大化，把苏联托派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一大批领导人说成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间谍”、“杀人犯”等等，进行严厉镇压，并揭出所谓托洛茨基1935年12月给俄国“平行中心”的信，信中宣称托派“绝对不去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于是“托派是汉奸”的舆论在全国流行起来。共产国际也为此作出《关于与法西斯主义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并派遣王明、康生回国执行。于是，中国抗战中反对托派的斗争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不仅托派难以进行活动，中共党内外大量爱国志士也因与权势者有不同意见，而被诬为“托派汉奸”，随意加以打击和诛杀，冤狱遍地。抗战初期就发生了3起轰动全国的“托派汉奸”案：陈独秀案、张慕陶案、王公度案。1939年，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也发生了以“肃托”名义冤杀300多名革命干部的“湖西事件”。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假案、错案，特别是张慕陶、王公度等，别说汉奸，连托派都不是。
1941年7月13日，在彭述之、刘家良等人策动下，中国托派召开“中国共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声称中国4年来抗战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党……”，而他们托派“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论之下低头”，因此“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大会选举了以彭述之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派成员完全被排挤出领导机构和机关报编委会。于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独立出版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中国托派从此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然后他们分别到基层去争夺群众，结果各地托派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起来。
最后的命运
抗战结束后，中国托派“多数派”以大型刊物《求真》和《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少数派”以《新旗》为阵地，对中国各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企图影响政局的发展。
两派都以和平主义的口吻，把国共两党一起谴责，说这是“国共之间的私斗”；国共都是把人民“当炮灰”，“使他们重遭战祸”。内战全面爆发后，他们对战争进行“阶级分析”，又认为是“农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及农民一方是“进行的”，但“不是革命的”。为此，他们宣称“我们的工作不在参加进步一边的内战，也不是跑‘解放区’，而是留在城市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多数派”的中央委员会还通过《关于内战决议》，号召解放区的托派毫不踌躇地参加农民斗争，借以“揭破历史上的错误与叛卖”（指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农村土改中保护富农的工商业及在新解放区暂时不进行土改而实行减租减息等－系列政策），“推翻中共的领导权”，“刺激城市的工人起来，使工人与农民合起来干涉历史的行程。”
1948年春，当全国都普遍认识到中共将取代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彭述之和刘家良在中常会开会讨论形势时还断言：“要想战胜国民党绝对不可能。”他们的根据是，共产党“真正的弱点是代表农民和占据农村”；它的武装力量是建立在“落后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条件下，农村是依附于城市的……所以谁占有重要的城市，谁就是全国的主人”，“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
在第四国际发表演讲的托洛茨基
于是，当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突破长江天险夺取全国胜利时，他们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召开所谓建党大会。“多数派”成立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少数派”成立了“国际主义工人党”及其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他们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发展组织。他们宣称：由于新政权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在新解放区又以减租减息代替土改，渡江以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新政权“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拋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由“农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军队则由农民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他们宣称：“现在内战在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为一个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当时中国托派两派加起来，总人数也不超过500人（“多数派”300多人，“少数派”约100人），要想阻止中共的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托派仍不死心。上海解放前夕，他们便各自将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大陆上建立潜伏组织，通过香港总部接受第四国际的指示。“少数派”潜伏组织的刊物《新方向》，在“编者语”中明确宣布该刊内容为：“批判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基本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各种政策、制度、运动”等。他们称现政权是“国家资产阶级”，而他们托派代表“无产阶级”，煽动工人群众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于是，他们就对解放初期共产党为巩固新政权而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劳动竞赛与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和政策，进行批评和抵制。他们鼓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
这样，在共产党看来，中国托派就由原来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变成了反对新生政权政权的反动组织；他们与新政权的矛盾，也由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转化为敌我矛盾。
1952年12月22日夜，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统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就取缔了大陆上的全部托派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