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海涛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知识分子易患癌症的时代”
2007年4月下旬，高华在体检时查出肝癌。这是南京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拿到体检报告的那天，高华在上面发现了“疑似CA”字样，但不明就里。
在颜世安的记忆中，有一天他和高华、朱剑、余斌在一家餐厅小聚，当时年度体检刚结束，闲谈中高华说到，做B超的医生要他去复查一下，估计没什么事，过两天再去。
颜世安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几天后，他去系里，便听说高华在南京鼓楼医院查出疑似肝癌，顿觉晴空霹雳。
学术界闻之震惊。长期玩命工作的高华，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颜世安印象中，高华于1992年患乙肝，当时不严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后来经济上的负担、工作上的劳累、出书以后的精神压力等，都可能是最终致病的因素。
“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时代。”高华的朋友江荣生说。而景凯旋从形而上的层面上感慨，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高华做的这个工作，直面那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其实是研究一个很灰暗的东西，要面临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高华生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他说。
患病之前，高华在写作国史，辛苦异常。这就是《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学拟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第七卷。
该套书策划于1999年，由学者杨奎松和沈志华发起，为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国史，时间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五百余万字。
高华于数年前接受了写作邀请，至生病前已写作十多万字，完成了“清队”、“一打三反”等重要章节，确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构架。此前数月，他天天写到凌晨一二点，烟一根一根地抽。他后来跟萧功秦说：“没想到把自己的肝给得罪了。”
4月底，在张济顺教授的帮助下，高华在上海中山医院做了彻底检查。检查结果证实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发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华在中山医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术。手术前一天，萧功秦在电话里说：“你得好好保重，中国不能没有你，我是从民族利益来跟你谈这个问题。”高华笑了。手术前，儿子高欣给他点上烟，他猛抽了一根，然后说：这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了。高华从此戒烟。
他的病情牵动着学界朋友们的心。远在香港的熊景明时刻关注着高华的情况，此后近5年，每隔些天她就会致电问候，并向学界通报高华的情况。
2007年4月30日晚上，萧功秦去医院探望高华。在萧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华刚动完手术，有点疲倦，脸色有潮红，仍充满自信。谈话中他起身去卫生间，手里提着瓶子，样子很精神，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2007年6月，李永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交流，把高华的病例带到香港。香港的肝病专家看过后，断定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华的介入治疗还在进行中。7月，又去中山医院检查，发现肿瘤已被封包住，验血正常，身体稳定，从外表看不出异样。
这一年，熊景明荣休，学界朋友前往其故乡昆明庆祝，高华夫妇也应邀前往。宴会上，高华和张鸣、高欣合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这个颇具隐喻色彩的八十年代广告歌，把大家都笑疯了。高华说，我们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害虫。
云南之行的高华是快乐的，他还参加了彝族山寨火把节。胡杰给他拍下的一幅照片里，高华像一个顽童，举着两米长的火把，神情专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华晚年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高华53岁。“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
但高华不得不停止了国史的写作。这是一项让朋友们充满期待的写作计划。本来，《国史》的写作，使高华梳理整个现代中国变迁进程的思路逐渐显现出来：从民国到1930年代，到延安时代，到1950年代，再到六七十年代。李永刚认为，高华的兴趣应该是百年中国。
在同事申晓云看来，以往出版的国史系列丛书，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摆脱官史叙述的模式，留有遗憾。而1969年至1971年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来那种框架，从话语到结构上跳出来，客观地、深层次地把真相说出来，是很难的。她和当代众多历史学者一样，对高华的写作充满着期待。
朋友杨小彦、冯原，则有幸听闻高华讲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数年前的一个月夜，在南粤的江边大排档上。“高华开讲惊心动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澜，以及波澜中的险诈、诡计与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风光了无关系。其中涉及一张公开发表的照片背后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后只能倒吸一口冷气，甚至大脑皮层也发生轻微的震颤，耳旁还出现遥远的轰鸣”（据杨小彦《高华与摄影》）。
然而，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来。“在思想最敏锐、积累最丰硕、洞察最深刻的巅峰时刻，一位杰出历史学家试图解构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残酷的命运永久封存。”李永刚为此感慨。
每三个月，高华都要去上海复查一次。
在南京大学，本科生的课不上了，他继续带硕士、博士；历史系照顾他，让学生到他家里上课，岗位津贴予以保留。在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课程则做了灵活的调整，他去上海检查时，就集中给学生上课。
之后，高华的病情几经反复，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高华转至上海长海医院治疗。一位著名专家亲自诊断后，倾向于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结节，虽然专家的学生仍倾向于是肝癌。
这让高华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颜世安回忆：高华回到南京后，有一天散步时告知此事，说那天听到这个诊断，夜里都没有怎么睡着，“我们都是凡人啊！”
这一年10月10日，高华再赴香港中文大学，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庄参加“沙飞影像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
当月，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革命与战争”讨论会。在学者金大陆的印象里，时至初冬，高华并未给人怕冷的感觉，仍声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这一年，他还在为赴德国汉堡参与“五十年代中国人文学科的重建”项目做准备。在家时，他经常下楼散步，打太极拳，对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选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系里为高华报了名，但批下来的名单里没有他。一位老师说，政府这个津贴，要看你有没有获奖，有没有国家课题。高华的学术水平很高，但很难在官方的评价体系里体现。
2009年：十年思想历程
接下来的2009年，对于高华来说是多难之年。先是2月份母亲患肠癌住院，高华和弟弟、妹妹每日奔走于医院。
每天上午，高华由亲戚小孙陪着，坐公交车去医院，陪母亲坐会儿。下午，他一边辅导学生，一边应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邀，整理新书《革命年代》的书稿。
在整理文章时，几十年来母亲的关爱和教诲时时浮现于他的脑海，“特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才走出了那场暴风雨，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在高华的主治医生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内科于正洪副主任医师印象中，高华是个孝子，在他患病期间，母亲也病重，高华操了太多的心。于医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重症患者，不可以那么累。
母亲临终前一个月，几乎昏迷不醒，高华仍是天天探望。至4月底，母亲病逝。此后一段时间，高华天天失眠。祸不单行，5月份，85岁的父亲不幸摔伤，致股骨颈骨折，从此长期住院。
这一年，《红太阳》已出版十年。十年风雨，赞誉峰起。如学者朱学勤所言，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赞誉之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性意见。如“老延安”何方，认为应该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延安整风，批评该书纸上谈兵，并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异议；如杨奎松“不认为高华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
十年间，在正常的学术交流之外，对《红太阳》的毁谤也生，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如影随形。
2009年5月25日，在家事之痛中，高华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当年12月，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
在两篇文章中，高华回顾了十年来的思想历程。多年前，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在评论《红太阳》时称，作者有思想矛盾，从该书的思想逻辑演进应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结论，但作者却对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萧功秦于此也有同感：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持有人文主义情怀。
高华在《感言》中谈到，对于“思想矛盾”问题，他同意萧功秦的看法，那正是历史事件本身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而在《红太阳》之后十年的思考与阅读中，他的基本观点没有改变，仍然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展的中共革命和国民党领导的国家近代化过程，都对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其间产生的左、右极端主义，既和两党的领袖及领导层的认识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有关，更是他们及国家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作为后人，应在新的起点上总结历史，将前人的成就、牺牲和失败转化为今天推动社会进步的有价值的思想遗产。
2000年，一位化名“遇资州教授”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发表相关书评《谁是“我们”及其“敌人”》。书评说，“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延安整风如果只整党内，干卿何事？”
高华在《感言》中回应了上述质疑，并重申写作《红太阳》的初衷：“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
在《总回应》中，高华表达了对延安整风更深的认识：
“现代农民革命融合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更大的发展，就需要定朝纲、定礼仪，排座次，这可能是东方大国共产革命胜利的必经之路。其间结合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监督，将毛的思想内化，形成巨大的动员效应，创造了一种战争年代下政治动员、党内思想清理和组织清理的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胜利。
“正是因为延安整风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国后被奉为治国方略。只是，促使革命胜利的方法以后却可能成为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风以政治运动治理国家的斗争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树立领袖权威、执行革命任务，动员和规训人群、进行思想和组织清理，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建国以后政治环境变了，治理国家的方略也应与时俱变，遗憾的是这个变化比较迟，一直到文革结束，邓小平、胡耀邦时代才改弦易辙。”
病中的高华，还提出了修改《红太阳》的设想：保留原来的结构、基本观点，修订一些错讹之处，主要是补充一些新资料，包括2003年俄罗斯解密档案、杨尚昆的谈话、博古后人的新著、一些经历延安整风运动的老同志及其后人赠送的资料等。
然而，命运留给高华的时间不多了。
《大江大海》与新价值
2009年9月30日，上海东方肝胆医院的一位专家，在高华的CT上发现了病灶。高华的命运似乎再次急转直下。熊景明回忆：“那时，他在Skype上和我讲话，很热的一天，他穿着背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需要做决定，要不要做手术。”
2009年10月24日，高华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开刀，切除了40%肝脏。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萧功秦与高华在医院里散步。因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萧功秦就把一层纸捅破了，对高华说：“你可能有两种前景，也许生命奇迹会在你身上发生；另一种可能是，你比我们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从生命的历史长河来说，按照地球十亿年这个生命历程来说，人生中的十年不过是一秒钟。我们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钟而已。但是你的这本书，却是有超越一个人的生命长度的价值，它会被后人记住”（据萧功秦《天堂里的高华》）。
在张济顺印象中，这次手术对高华打击很大。手术后，高华的痛苦无以言表，他对学生刘彦文说：小刘，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肝胆欲裂？但当张济顺去看他时，感觉他的生命力又是特别旺盛。“虽然他内心深处，还是有惧怕的成分，他骨子里是个书生，但是他的意志力，一种强烈的想要战胜病魔的愿望，始终是很强的。”
在病房里住了几天，高华搬到医院附近的出租屋，等待两周后的介入手术。房子是很旧的一室户，卧室里只够放一床一柜，外面是厨房、小卫生间、一张小床，每天租价90元。
这时，远在香港的熊景明心情沉痛，明白高华来日无多，不管怎么热爱高华，也要考虑一些悲伤的事。熊景明计划组织一系列访谈，从高华开始，启动“历史学家访谈系列”，帮助他倾吐思想。
2009年11月2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和一位研究生，与高华做了一段“开场白”的录像。其后，远在四川拍片子的胡杰，在暴风雪中紧急赶回。
胡杰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生常成是在出租屋见到高华的。居民楼正在装修，电锤声不断，高华平静安然，对胡杰说：“这没什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慢慢在康复，也在看书，我觉得也可以了”（据胡杰《愿时光倒流》）。
就是在此陋室，高华面对摄像机，回答了写作《红太阳》的初衷。在熊景明看来，那是有如壮士从容就义前的临别赠言：“我记得我真正动笔的那天，是俄国1991年的八一九事变……”
那天他们的交谈，是从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开始的。这本一问世即在华人世界引发震荡的著作，以多个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变迁，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还原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并在被意识形态话语长期遮蔽的历史场景之下，反思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并“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高华对该书的兴趣，源于他对台湾问题的关注。还在1980年代读研期间，他已参与南京大学最早的台湾研究，参编《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等。
在他看来，20世纪前半叶，国共两党都致力于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其理念、方式和道路，都延续到1949年之后，对海峡两岸的社会发展起到支配性的影响。而观察两岸制度与价值的变迁，为培育健康正常的社会提供借鉴，是他兴趣所在。
之前的2004年2月至7月，高华曾赴台湾政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其间适逢台湾大选，他得以进一步比较两岸体制运作上的异同，并以笔名在《凤凰周刊》发表《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近距离感受台湾的”岛国心态”》，剖析政情演变。
5年之后，高华在病床上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
龙应台写道：“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当高华在上海的病床上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落泪时，他年迈的父亲，还在南京的脑科医院里治疗。手术后，老人因器质性精神障碍，时常出现幻觉：“不好了，要开批斗大会了，要把我拖下去批斗，要枪毙我。。。。。”
高华的弟弟高小宁是脑科医生，他说：“从临床来看，父亲的这种症状可能和大脑供血不足有关，和帕金森症有关，也和过去大大小小的精神刺激有关。解放后，父亲受到那么多的政治冲击，但对于那些精神刺激，他从来没有讲过。”
几个月后的2010年春节期间，在南京东大医院里，高华再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感时伤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0年6月，他在《领导者》刊登《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以下简称《札记》）。
这篇1.7万字的长文，高度评价了龙应台的历史观。此前，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过：龙应台的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人民史观，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回望历史。她不管什么正义非正义，她是看这次战争带来的破坏离乱，对普通百姓生命的摧残。她表达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也是质疑胜利或失败。这个质疑价值很大。
《札记》更以宽广的视野，梳理1949年之后两岸换代中的天翻地覆之变，并就《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没有展开的隐匿命题，即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结合两岸背景，进行了比较性论述。
高华归纳台湾走过的道路：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战后西方思想文化成了新价值的搬运者。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札记》的最后，高华把视角收回到当下的中国：“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札记》同步刊登于台湾《思想》杂志，《思想》主编钱永祥在回忆文章中称：“身罹重病的高华，挑选龙应台的书撰写读后感，并且让我们在台湾发表，并不是偶然。主要是他想要重现1949年这个历史年份，想捕捉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转折的‘意义’……从那一段历史出发，展望出路。‘新价值’──这是高华摆脱1949困局的出路所在。”
2010年：“通”的境界
2010年，对高华来说，是苦撑病体，不辍学术的一年。
这一年，高华病情极不稳定，有不适就住几天医院，一旦病情控制，就回家休养。他对朋友们说，如堵河堤，哪里漫水，就赶紧堵哪里。
学生小赵去看他，看到他还是每天看书，写东西，就劝他静养，不要那么操劳。高华说，脑子里会想。小赵说，脑子里也不要想。他又说，千古兴亡，多少历史人物，全部在脑子里转啊，停不下来。
亲戚小孙有时看见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发呆。“其实他可能想的很多，把很多问题都想透了，生死也看透了，但肯定有很多东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同事申晓云分析。
在刘握宇的印象里，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高华和以前不一样，写了不少很长的文章。出版人严搏非注意到，高华的这些文章，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都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
2010年1月，《革命年代》出版。这是高华第一部在大陆出版的著作。所收文章，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到1930年代左翼文化，到延安革命，再到建国初的社会变迁，皆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等，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该书考察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叙事的源流及分支：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一为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以及在革命的名义下，两条路径的差异、流变与结局，及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高华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对生活其中的那个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在该书的代自序中，他回顾一生的志业：“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2010年6月，高华发表评龙应台著作的《札记》。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文章。许纪霖认为，该文有一种大气象出来。一个学者做学问做到一定程度，能达到一种“通”的境界，但一般要到50岁左右。从其谈吐，对自身生命的体悟，对整个社会的感觉来看，高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通”了，各种东西都能打通来谈。
许纪霖说，生病前几年，不是高华最好的状态，他太忙了，整天疲于奔命，这种状态对于学者来说是一种伤害；反而是生病之后，身体也不允许他拼命了，他可以静下心来想一些问题，心态洒脱了很多，整个人释放出来了，文字放开了，有一种潇洒自如的感觉，这是一个飞跃。“在这种情况下，他达到了通的境界。”
这一年，高华在华东师大还带着博士。遇到问题，学生们发邮件或打电话请教。因为生病，他自觉对学生指导不够，时有抱歉之感。
在南京大学，由于前述科研项目原因，2010年他未能招收新的博士生，但也带了硕士生。硕士生秋天入校时，他还可以一个人打车去学校，学生们陪他散步，在校史馆前的小花园里谈话。他给学生列书单，满满写完一页稿纸，教导学生“多看书，写书评”。
那时，硕士生杨纯刚感觉他身体还算可以。后来，他时不时就去医院挂水，再也没来过学校。不过即使在病床上，他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11月份，学生丁以德把博士论文拿给他指导。丁的论文39万字，单面打印，厚如砖头。刚动了手术的高华已有些拿不动，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论文打成双面的？
这一年，高华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3月27日，他还能赴广州参加艺术家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研讨会。在朋友杨小彦的印象中，高华脸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谈中依然保持了历史学家的敏锐。
到8月21日，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他本来要参加，却在开幕前住进了医院。
12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八十大寿。知识界人士齐聚羊城。高华在受邀之列，但已无法成行。12月15日，《看历史》杂志在四川举行活动，他为评委，也未能出席。
2011年的思想倾吐
2011年1月，高华在南京八一医院连做了11次伽马刀手术，元气大伤。胡杰夫妇去看望时，发现他脸色发黑，瘦得厉害。
与此同时，高华父亲也在病重中，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父子连心，2011年春天，高小宁开着车，把病重的父亲和哥哥接到车上，开到南京城外去散心。车子到了八卦洲，父子三人下了车，看看风景，聊聊家常。高华很是高兴，说八卦洲蛮好的。高小宁说：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来，去吃农家饭。
家国之忧，肝胆之裂，仍未使高华停止工作。2011年3月，周孜正的父亲以病友和学生家长的双重身份去看望他，看到他一个人在书房里写作。周老先生劝他多休息。高华说这是他的工作，离开这个，反而不快乐。夫人刘韶洪说，高华还去帮人家讲课，“不去讲课也是这么回事，去讲课了，心情开朗，反而会好一些”。
2011年四五月，同事申晓云去看他，告诉他系里现在有钱了，有个人文基金，“你去申请，没准能有”。高华很高兴，真去申请到了一个项目，“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研究”。这是南大校级的人文社科基金，经费6万元。高华很开心：这是一个好题目，做好了，可以是1949年以后洗脑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性研究。
2011年6月，高华在台湾《思想》杂志18期发表《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7月1日，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南京的大街小巷红歌飘扬。高华在家中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刘芳访谈，畅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访问。
在刘芳的印象中，7月酷暑，高华手捂左腹，仍身穿长衣长裤。“1月做的伽马刀手术副作用极大，加之因怕影响大脑而拒服止痛药，他每日疼痛。”两天的访谈中，高华每次谈两个小时，每天都有一次，他突然会说，“我要去里面躺一下”。躺十几分钟出来，继续谈。
2011年10月、11月，长达1.5万字的相关访谈以《“革命叙述”的兴起：高华访谈录》《“革命叙述”的延续与转型——高华访谈录》，分两期载于《中国改革》。
在这组高华晚年最为重要的访谈文字中，高华陈述了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叙述”的关注由来，勾勒了20世纪中国历史里国共两党早期共享的“革命叙述”的源流，及其各自的流变轨迹；重点梳理了1927年之后中共“革命叙述”阶级性的建立及其特点，1949年以后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革命叙述”的转换。
访谈内容非常丰富，涵盖延安整风研究之后，高华的革命叙事研究尚未来得及展开的部分，涉及知识分子改造等，他辨析了近代人类革命史上“有限革命”和“无限革命”的源流，揭示了文革中思想改造运动锻造“新人”的根源，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荒诞与困境。
在无力著述的情况下，高华只能以访谈的方式倾吐思想。在他的晚年，文革研究是壮志未酬的领域。2006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所做的演讲《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再探林彪事件》，即显露出他关于文革研究的冰山一角。
在他患病期间，胡杰夫妇时常去看望，架起摄像机，记录下他和朋友们的行谊，也得以留下他关于文革研究的只鳞片爪。
2010年，胡杰拍摄了文革殉难者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片中高华两次出镜讲述历史，一是讲述王佩英遭整肃的历史背景，1962年七千人大会到文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是讲述王佩英牺牲的1970年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的背景。
在胡杰、江芬芬夫妇印象中，高华对文革太熟悉了，“你提到文革的一个人，他会给你讲一串前因后果，分析悲剧背后的原因。他把事件的背后，甚至中央的陴事，都讲给我们听”。
2011年9月3日，高华在《新京报》发表《阅读李劼人的历程——由<李劼人全集>出版想到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发表文章。
2011年9月5日，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去世，这位老地下党员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享年87岁。数日后，病中的高华，不顾弟、妹的劝说，在家人的扶持下坚持出席了追悼会，并亲自为父亲写了悼词。
2011年10月3日，南京大学历史系1987级同学举行毕业二十周年聚会。这是高华毕业留校后教的第一个班，当年的同学特地接来了高华。
那一天，高华非常消瘦，和同学们坐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也还讲了话。他讲到中国社会要改革，一定要迈小步，不能停步；中国社会忍受不了太大的动作，希望能一点一点地改，把很多问题解决。
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世界无穷愿无尽”
2011年9月28日，高华再次住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
初时仍是白天治疗，晚上回家休息。后来医生不让他回家了。至10月底，他的胆黄素居高不下，至11月一度病危，急需血浆置换，进行人工肝治疗。而血浆置换每次需要补充血液2000毫升，白蛋白500毫升，一周要换几次血。在“郭美美事件”引发红十字会危机之后，各地的血源紧张异常。高华病情告急。
南京大学出面协调，高华的朋友江荣生等闻讯后也多方奔走，终于确保了血量供应。从11月底到12月初，高华先后做了5次血浆置换。
12月10日，江荣生去南京看他，觉得高华精神状态又是很好，握手很有劲，说话笑嘻嘻的，说还有很多事要做。
治疗间隙，高华上网、看电视、浏览新闻。病房的小白柜子上堆满了书：《莫斯科真相》《民主的细节》《大饥荒》《吴宓与他生活的民国年代》等。最后五年，他进出医院不计其数，朋友们每次去看他，都会看到许多新书堆在病房。直到最后他两只手都挂针，才不方便看书了。
12月初，《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魅力50人，高华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看历史》编辑杜兴回忆称，有天晚上十点多，高华很着急地打来电话，说看到中国魅力50人评选，他非常不安，不希望让人觉得高华是一个英雄。直到杜兴联系上南方人物周刊，主编承诺把高华名字去掉，他才安心。
12月中旬，挚友颜世安、朱剑、陈红民、余斌去看高华。高华已十分消瘦，连翻身都困难，但谈话跟平时一样，平静、幽默。他有些调侃地抱怨：“前两天医生已经发了两次病危通知了，医生就站在病床前直接跟我说，他真是拿我当铁打的金刚了。”
高华病危的消息在内地学界引起波动。“想到高老师正是学术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诸文字，希望能有一两位同辈学人与他长聊几次，每次都录下声音，既为高华老师留下他的思考，也为学界少些遗憾。”杨奎松在回忆文章中称。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杨奎松成为被选中的两位。惜乎此时秦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未能立即成行。考虑到高华的身体状况，杨奎松也未马上前往。从内心里，他不愿接受高华病危的现实。
12月16日，杨奎松和沈志华、李丹慧、张济顺去南京看望高华，看到他“虽因黄疸面色略黄，人稍显削瘦，却仍旧谈笑风生，两眼炯炯有神”。
在张济顺印象中，高华对自己信心很足，他说已经几次报了病危，每一次都过来了，他觉得自己的造血功能越来越好了。高华还谈到，华东师大这几年在当代史研究方面非常有起色，他也想身体好了以后再做研究。
那天，高华还提到招博士生的问题，提到杨奎松此前批驳金一南《苦难辉煌》的文章，他说批得好。临走时，杨奎松最后一个和他握手道别：“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来做当代史呢！”
12月20日左右，高华开始便血。
12月20日，博士生刘彦文发来短信，说自己获得了华师大研究生最高奖学金，几日后有个颁奖仪式，届时学生将为导师献花，她说过几天来南京献花。高华回短信说好的。
12月23日，高华发高烧，全身疼痛，说话吃力。爱人建议他打止痛针。他说：“打了止痛针，性质就变了。”下午，弟弟高小宁去看他。有丰富临床经验的高小宁心情沉痛，问高华还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事情要交代？高小宁回忆称，高华觉得他这一道关还能过去，他还不想放弃。
12月24日，朋友张鸣来看他。做过兽医的张鸣，对生命非常敏感，感觉高华快不行了，不禁悲从中来，几近失控。但高华非常坦然，两人从9时半聊至11时半，聊国事、家事，聊当下的压抑、控制，聊中国知识分子堕落的起源。聊天中，他以听为主，曾剧痛几次，但仅是皱眉，未结束谈话。
这一天，高华便血9次。周孜正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后的时光：
一个下午几乎都在便血中，周孜正诵《金刚经》、《心经》各一遍。高华读了《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如不动”两段文字，师生聊及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认为研究者的取向可用“如如不动”的态度去实现，佛学和历史学两种学问自有相通之处。
晚上，高华知道便血是柏油状时，聊起孙中山患癌症去世之前的状况，孙抵北京后，在医院也是连续出血好几天，然后突然不出血了，6天之后，又大出血，然后逝世。爱人刘韶洪问：“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看，就看这一段呢？”他说：“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顺便眼睛扫到了。”
12月25日，圣诞节，高华两次便血，但高烧已退，腹痛稍减，精神很好。
这一天，多位亲戚来探望，其乐融融，如在家居时；香港熊景明来电话，他转而问候：“圣诞去哪里玩了？”如在平日闲聊时；弟子刘握宇从美国回来，师徒见面，如每年回国时一样；范骏等学生来探望，天南海北，聊军史，聊金一南现象，聊高欣出生那年的大雪，如在往昔；范骏临走时，高华说：小范，祝你圣诞快乐——其讲究礼仪，一如平日。
这天上午，秦晖打来电话，称想找个机会来南京，住上几天，每天来聊半小时。秦晖后来回忆：电话里，高华的声音洪亮，底气很足，一点征兆都没有。高华说最近有一点新情况，过一段再说。
12月26日，早晨，妹妹高慧来探视，带来高华想吃的桂圆汤。高华说，头天晚上挂脂肪乳营养液，没睡好。上午，弟子黄骏陪他看电视剧，“他当时神情虽显疲倦，可思路依旧清晰，仍像往常一样点评剧情与人物”。
下午17时许，在南京档案馆查资料的硕士生杨纯刚打来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是师母刘韶洪接的，电话那头听见高华在说话，说让小杨明天下午三点来吧，谈话时间不要太长。
一小时后，高华开始吐血，对家人说“觉得难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妹妹高慧赶到时，看到他很不舒服，说有点热。18时许，弟弟高小宁赶到医院，高华已是喘息性呼吸，进入昏迷状态。22时15分，高小宁为他做完最后的心脏挤压，握着他的手，大哭。
高华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享年57岁。身后挽联如雪，哀思如雨，海内外知识界追思之隆，近年罕见。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高华走时没有书面遗嘱，也未留下一句话。只有他的书，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课堂上的“语录”，在世间流传：
“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永远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义；我们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实现它，而是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改良我们的社会，使它比现在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