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次重读汉史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心情极度郁闷之时，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两汉大臣得善终的不多。现在《汉武大帝》电视剧“热播”，此剧与也号称是“正剧”的刻意美化暴君、掩盖暴政的《雍正王朝》相比，符合史实的比例高一些。于是又勾起我十几年前的想法，下决心梳理一遍汉史，拉一个清单，看看究竟有多少大臣死于君王一怒之下。当然诛杀大臣贯穿于整个中国王朝历史，非独汉朝为然，不然，何来“伴君如伴虎”之说！不过汉朝是中国统一以后第一个为后人称道的“盛世”，各方面都带有奠基作用。

本文讲君王杀人基本上只限于有名有姓的大臣，即所谓朝廷命官。不见经传的小官以及普通百姓不在其内。那个时代百姓真是命如蝼蚁，每年死于天灾、人祸、暴政、强梁，不知多少。更不用说内外争战，处于负方则遭敌人屠戮，处于胜方则“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为实现某种战略意图的强迫移民，死于流离失所的又是成千上万。更有甚者，皇帝为自己的陵墓保密，成批的活埋建筑工程师和工人，又不知增添多少冤魂、白骨。这些在史书上往往一笔带过。要分门别类审视研究，非我力所能及。另外，宗室争权、后宫的诛杀也不在本文范围。今人愤慨于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现实，往往用“刑不上大夫”来形容当官的受包庇。其实这既非《礼记》中这句话的原意，也不符合两千年的史实。限于篇幅，本文只讲西汉，基本上以《资治通鉴》为本，所以也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一）流水账

汉高帝刘邦（公元前206－195年）：开国之初，天下未定，需要用人，总要先忍一忍。即位第十一年开杀戒。（以下为方便计，以公元为序，省去年号。）公元前196年：诱捕淮阴侯韩信，斩未央宫。同年，夷梁王彭越三族，“醢其肉以赐诸侯”。 前195年：英布谋反，高帝亲征，杀之。（幸好刘邦在位只有12年，否则以此趋势，杀人当更多，去世前不久差一点把相国萧何也杀了。）惠帝刘盈（前194－188年）是个傀儡，由吕后专政，他死后吕后立了一位少帝，不久又“幽杀之”。所以惠帝的七年与吕后（前187－180）的八年可以合起来算。在这期间主要是吕氏杀刘姓皇族以及吕后在后宫残暴施虐。最后绛侯周勃扫灭诸吕，又代刘氏杀吕氏，“无少长皆斩之”。刘吕两家争权不知死了多少人。宗室内部之事不在本文范围，不过大量株连被杀者并不限于这两家，多数还是为依附于他们的各级官员及其家族。文帝刘恒（前179－157年）：是历史有名的仁慈之君，除不得已迫令将军薄昭（薄太后之弟）自杀外，没有直接诛杀有名有姓的大臣。不过并不等于没有杀人，或不想杀人。其事后面再说。景帝刘启（前156－141年）也是以宽仁简政载诸史册的。他在位十五年主要杀了三名大臣，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前154年：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这就是有名的“七国之乱”，“清君侧”的故事。）前149年：杀中尉郅都。 前143年：名将周亚夫下廷尉，不食五日，呕血死。 武帝刘彻（前140－87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 前133年：将屯将军王恢下廷尉，自杀。 前132年：族灌夫，魏其侯窦婴弃市。前127年：族主父偃。 前122年：侍中庄助弃市。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事件牵连列侯、二千石以上官员以及豪杰等，死者数万人。前119年：名将李广获罪，不愿受与“吏”对簿之辱，自杀。 前118年：丞相李蔡获罪当下吏，自杀。右内史南阳太守义纵弃市。前117年：诛大农令颜异、御史中丞李文。同年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诬告李文案发，皇帝追究）。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去年刚任命）。三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诛。这一年杀了七位大臣。前113－112年：武帝到处“巡幸”，一年中死了三位太守：河东守、陇西守都因大队人马来得突然，准备不及，自杀。北地太守则因皇帝来打猎，亭徼（歇脚的地方）没有修好，自他以下官员都被诛。同年，丞相赵周下狱自杀（在位不到三年）。五利将军栾大（方士）、乐成侯丁义弃市。前111年：诛杀屯边汉使大农张成和故山州侯刘齿（畏懦罪）。前108年：出兵朝鲜之役杀了三名大臣：将军卫山、济南太守公孙遂、左将军荀彘。前104年：中尉王温舒以“奸利”罪当族，自杀；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过去“族”是指三族，这次开五族的先例。前99年：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当诛，宽减一等为腐刑。 前98年：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雁门太守弃市（畏懦罪）。 前97年：族灭李陵全家。前96年：因将军公孙敖腰斩。 前91年：丞相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族灭全家。前91－90年：太子刘据被逼起兵讨江充，凡太子宾客都被诛，随太子发兵者灭族。太守任安、田仁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自杀，卫皇后自杀。丞相刘屈牦腰斩，妻子枭首，大将军李广利族灭，本人降匈奴。前88年：族灭已经被腰斩的任安。御史大夫商丘成获罪自杀。侍中仆射马何罗谋反被诛。族灭江充，焚宦官苏文。昭帝刘弗陵（前86－74年）：即位时八岁，霍光受武帝之托辅政。弗陵二十岁去世，在位12年，实际是霍光专政，生杀之令多出自霍光。前83年：廷尉李种弃市。前80年：太仆上官杰、上官安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灭族，燕王刘旦及长公主盖主自杀。桑弘羊的儿子桑弘迁逃亡两年后被捕，伏诛。少府徐仁自杀，廷尉王平与左冯翊贾胜胡腰斩。前78年：符节令眭弘伏诛。前74年：昭帝崩，霍光等先立昌邑王刘贺，见他不成器，不久废之，找到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刘询立为皇帝。在这一过程中诛杀昌邑王手下群臣二百余人。宣帝刘询（前73－49年）：前期霍光专权，霍光死后刘询亲政。 前73年：大司农田延年有罪自杀（主要是在议立刘询时表现犹豫）。前66年（霍光死后2年）：霍光之妻及三子、女婿等谋反，或自杀，或腰斩、株连十数家都族灭。 前65年：京兆尹赵广汉腰斩。前60年：中郎将下吏自杀。司隶校尉盖宽饶获罪下吏，当廷自杀。 前58年：河南太守严延年弃市。 前57年：左冯翊韩延寿弃市。前54年：原光录勋平通侯杨恽腰斩。 元帝刘（前48－33年）：中书令石显专权。 前47年：前将军、太傅萧望之饮鸩自杀。前43年：贾捐之（贾谊曾孙）弃市。 前41年：太中大夫、给事中张猛奉命自杀于公车。 前37年：魏郡太守京房下狱，弃市。成帝刘骜（前32－7年）：外戚大将军王凤专权。 前29年：御史大夫尹忠自杀。前24年：京兆尹王章下狱，死狱中。妻子徙合浦（发配到南方边境）。 前8年：侍中淳于长下狱，罪至大逆，死狱中，妻子徙合浦。哀帝刘欣（前6－1年）：董贤以美色得宠。作为好男色的委婉语“断袖之癖”典出于此。 前6年：冯太后自杀，相坐者死十七人，或自杀，或伏法。前5年：黄门待诏夏贺良下狱，伏诛。丞相朱博自杀。王嘉为丞相。 前3年：尚书仆射郑崇死狱中。前2年：丞相王嘉下狱，二十余日，不食，呕血而死。前1年：帝崩。王莽应太后诏入宫，收董贤大司马印绶，董贤与妻皆自杀。王莽专权，罪杀一批官员。 平帝刘（公元1－5年）。王莽开始专权。先把皇帝的母亲卫氏及家族封于中山，不得至京师。 3年：王莽因自己的长子王宇与卫氏暗中联络，将其送狱，饮药死，儿媳怀孕，让她在狱中生产后杀掉，儿子的老师吴章腰斩，碎尸东门。尽灭卫氏支属，唯留卫氏一人。 5年：琅邪太守公孙闳下狱，诛。王莽毒死元帝。 8年：王莽正式称帝，国号“新”。为不使读者疲劳，杀人流水账暂到此为止。东汉的公卿大夫命运并不比这好。有兴趣的查查《后汉书》、《资治通鉴》便可知其详。

（二）事由

皇帝有强有弱。强的皇帝大权在握，直接下令诛杀的居多，最突出的当然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粗算起来，他在位54年中，见诸经传的文臣武将几乎平均每年杀一个（包括自杀），有一年杀了七名。弱的皇帝大权旁落到外戚、权臣乃至宠臣手中，间接杀人也不少。被杀的大臣有“忠良之士”（根据当时标准）因直言犯颜，也有佞臣、宠臣因故失宠。获罪缘由难以尽述。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缘由：

1）宗室争权的牺牲品。

汉朝前期有一个特点是宗室藩王争权，中央集权不稳固。诸王常有“谋反”事件，有的是真反，有的是被猜疑。不论何种原因，作为外姓的大臣就有“站队”问题。但并不一定由自己选择。在各藩王手下供职的，一旦有谋反事当然都被诛杀；但是维护中央集权而立大功的，下场也很惨。景帝时的晁错、武帝时的主父偃是突出的例子。两人都对削藩出谋划策，而都遭灭族。这里有亲疏远近问题。汉室是刘家天下，一旦皇帝地位稳固，需要安抚宗室，他们就是牺牲品。晁错的父亲见晁错对削藩这样积极，劝阻不听，料到全家都会被祸，先行自杀了。后来证实了他的预言。主父偃以平民上书，令武帝“大喜”，破格提拔，一年之中连升四级，他的分国之策对消除藩王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带有根本、长远的意义。武帝用其计而杀其人，第二年就找个借口杀掉（公开理由是把他派去为齐王丞相，齐王“惧而自杀”，这完全是借口）。景帝时郅都之死也与此有关，缘由是临江王刘荣获罪，由郅都审讯，刘荣自杀，窦太后心疼刘荣，迁怒郅都，找个罪名就把他杀了。

太子刘据起兵伐江充事件，武帝更是滥杀到了极至。此事原是因他自己宠信方士江充擅权，大兴巫蛊而引发的。当初他为培养刘据，特为他开一扇门，鼓励他广交名士。但是事发后，太子的宾客不论是否参与行动，一律牵连被诛。两位被腰斩的太守，任安是因为闭城门拒绝追随太子，田仁是因为开城门放走了太子；御史大夫暴胜之被逼自杀是因为丞相要杀放走太子的田仁，被他劝阻。待到武帝忽然明白太子是冤枉的，已经腰斩任安还不解气，又族灭他的全家。丞相刘屈牦与将军李广利获罪是由于建议立昌邑王（李广利之妹李夫人之子）为太子。所以不论站队站在哪一边，都没有好下场。

在宗室谋反中，有时刘姓首恶可以赦免，而随从必杀。例如文帝时的淮南王刘长谋反，因兄弟之谊，免于一死，而随从人员则诛杀无论。待到刘长在发送外地的路上绝食而死，文帝后悔自己的决定，却把奉命传送刘长的侍者都给杀了。

2）大臣谋反，或被怀疑谋反。

宗室以外的大臣真正因觊觎王位而谋反的不多，多数是被诬告，或是感到已经被皇帝猜疑，处境危险，被迫自卫。特别是拥兵在外的武将容易遭疑。例如韩信，即使有点不驯服，也还没有决心反刘，否则就不会被骗入朝。英布之反也是互相猜疑的结果。及至皇帝年幼，大臣摄政，就诱发出野心。霍光权倾两朝，他的亲家、女婿上官杰、上官安父子伙同桑弘羊、丁外人勾结燕王刘旦及长公主盖主谋反。霍光大义灭亲，四人皆灭族，株连无数。但是后来他的妻子为要把女儿嫁给宣帝，买通女医，毒死皇后，霍光事后知道却加以包庇，并且把女儿嫁给了皇帝做皇后，种下以后祸根。待霍光死后，皇帝开始逐步削霍氏家族的权势，霍氏谋反，族灭，还牵连十几家。霍氏至此灭。王莽专权，篡位成功，就胜者为王了，而在实现自己野心的过程中又不知因“站队”问题，诛杀多少。

3）“怨谤”罪，就是背后非议朝政，或有怨言。武帝时的颜异、宣帝时的杨恽、严延年，都是以这一罪名丢掉性命。颜异的罪名是“腹诽”，就是别人私下批评朝政，他没有表态，等于在肚子里诽谤。“腹诽”之罪从此开始。不说话也是罪名。杨恽已经以“怨望”罪，废为庶人。他回老家后治产业，“以财自娱”。友人和侄子规劝他振作起来，复出还有希望。他不以为然，发了几句牢骚，大意是做官没有好下场。刚好遇上日食，有人告发他骄奢不悔过，把日食的灾异归咎于他。皇帝一生气，抓起来下廷尉，以“大逆无道”罪腰斩。妻子发配到酒泉。侄子废为庶人。与杨恽关系好的都罢官。所以，即便罢官回家做老百姓，还是逃不掉。

应该指出，凡是“怨谤”罪，一定有人告发。告密者或挟私报复，或邀功求赏。在君主专制下，皇帝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这种行为受到鼓励是必然的。不过汉朝的告密比起后来武则天，乃至雍正时期严密的特务机构还是小巫见大巫。这种对官员进行特务侦察的制度如何发展、“完备”起来的，值得设专题研究。

4）酷吏与酷刑。

汉朝的“廷尉”十分厉害，其职务是逮捕和审讯获罪的大臣。皇帝下令交廷尉审讯，理论上尚未定罪，但事实上凡下狱的，都免不了严刑拷打，不问成死罪也很少能生还。所以大臣为免受辱，自杀的很多。有两人得幸免的，一是萧何。他因建议把猎苑的空地改为田地让老百姓耕种惹怒刘邦，被下廷尉，“械系之”（戴枷）。幸亏有人为他说情，得赦免。另一位是周勃，尽管他助刘家除诸吕，但文帝刘询刚一坐稳帝位就罢相，回封邑后有人告他谋反，交廷尉审讯。周勃以千金贿赂狱吏，才得以免遭酷刑，狱吏还暗示他可以通过公主疏通，公主就是周勃的儿媳，薄太后之女。最后薄太后亲自说情，得免。周勃出狱后感慨说，我身经百战，却不知道“吏”的厉害！实际上主要还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没有这层关系，“吏”也不会出这个主意，文帝也不会手下留情。后来“下廷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武帝专用酷吏，有时皇帝做“好人”，认为可以免死，廷尉却坚持“按律当斩”，替皇帝做恶人。张汤就是有名的“酷吏”，而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在他以后，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以至于人们倒怀念起张汤来，认为他虽严酷，还有法度，越到后来，越发残酷无边。

也有不肯自杀的，如哀帝时的丞相王嘉，因为封还皇帝为宠臣董贤加封的诏书，“帝怒”，令廷尉捕他入狱。他的手下准备了毒药，哭着求他自杀，连廷尉都劝他自杀，他偏不肯。自己去公堂对簿，认为可以自白，结果“帝大怒”。在这种情况下，廷尉即使明知他无罪，也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最后他还是自己找出罪名；“身为丞相，不能进贤、退不肖，罪当死”，绝食二十天，呕血而死。

5）武将获罪多因战败或杀敌不力，多在武帝时。如几名守边的太守或因匈奴入侵，或因南越王反，战败，以“畏懦罪”被诛。

名将李广之死是最大的悲剧。他立功无数，却不得封侯，最后因迷路失期，当“下吏”，他受不了这种屈辱，自杀了（这又是一个被审讯之前先自杀的例子）。关于李广的悲剧，《史记》“李将军列传”写得非常精彩，司马迁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以曲笔为其鸣不平。本人多年前曾有文章论及。不知为什么电视剧要把他处理成战死疆场，从本质上改变了整个事件的内涵。

至于在战争中投降，留在后方的家族必遭族灭。李陵之降匈奴，连武帝自己也心里明白是兵力众寡太悬殊，并暗中有后悔自己调度不当之意，因此派公孙敖深入匈奴争取李陵回来。公孙敖没有完成任务，却根据错误情报告李陵教匈奴为兵以备汉军。武帝一怒而族灭其全家。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人，那是另一名降将李续，并非李陵。但李陵从此断了归路，几代名将世家从此败落。

6）其他。

皇帝喜怒无常。今天被重用，明天获罪是常有的事。例如武帝特别迷信方士。宠信一段时期，发现不灵验，就杀掉，然后再找一个。在这过程中，反对方士者先被诛，逢迎、依附方士者后被杀。例如丁义因推荐方士栾大而封侯，不到一年，发现栾大所言不实，与栾大一起被腰斩。江充更是被宠信到酿成大祸，然后族灭之，与他勾结的宦官苏文则当众烧死。弱的皇帝受制于权臣，有时也想借不肯依附权臣的刚直之士改变处境，顶不住权臣的压力，出尔反尔，反过来诛杀这些忠贞之士。元帝时的张猛、京房，宣帝时的王章都是这种命运。不过多数权臣、宠臣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有一个常见的词：“上切责之”，即受到皇帝严厉批评，这一批评，就足以使人自杀。例如宣帝时的尹忠，因提出的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即批评他不够敬业），就这么点事，自杀了。平帝末年，公孙闳被杀是因为王莽已决定篡位，逢迎者都献祥瑞，唯独他言灾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在朝为官要保全性命只有练就揣摩上意的高超本事，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学问，因为“从来天意高难测”！

（三）帝王的“人才观”

“武帝求贤诏”，一共不到一百字，是古文简练的典范。“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少时读时就留下汉武帝“求贤若渴”的印象，并且以为这是武帝刚即位时下的诏。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晚期，“以名臣文武欲尽”（差不多被他杀光了），才下此诏。而且还责成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要推荐人才，否则就是失职（说不定某个人才又要因没有推荐人才而获罪）。武帝后期诛杀日益频繁，他巡游无度，走到哪里，哪里的太守就遭殃。丞相一个接一个获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及至公孙贺被任命为相，吓得不敢接受，“顿首涕泣不肯起”。最后被迫接受，出门说：“我从是殆矣！”他在位居然维持了十三年，结果还是因儿子犯事，父子同死于狱中，而且又是灭族。

在此之前，汲黯就曾劝过武帝，大意谓，你下很大功夫求贤，却没有尽其用就杀掉了，“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还有谁与你共治天下？他言辞剀切，而且很激动。汉武帝付之一笑，说了一段绝妙之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才？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他为自己的“慧眼”而得意：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识货，既然不能尽为我用，就等于无才，不杀又怎地？杀了再去招就是了。一般人读“求贤诏”不大注意其中一句话：“泛驾之马，异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与武帝回答汲黯的话联系起来看，再清楚不过：所谓人才不过是供驱使的马而已，而英明伟大的帝王就是什么马都能驾驭的御者，一不顺手，杀掉自不足惜。汲黯是唯一长期在皇帝左右的直言之士而竟然能全身善终的。连武帝自己都觉得难得。不过最后还是把他从身边支走，派他到外地当官。汲黯还不情愿走，说这样皇帝身边就只剩下阿谀逢迎之士了。殊不知，武帝对他的容忍大约已经达到极限，从身边支走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免于有朝一日撞到自己刀口上。汉武帝有充分自信，能把话说得如此透彻，他高度概括了历代帝王的人才观。而在“士”这边，也就真的把自己当作马，甘当驯服工具了。

（四）对人命麻木的历史观

中国历史书上充满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一类词，已经不大引起注意。一个“族”字当动词用，意味着至少几百口人糊里糊涂被夺去生命，连婴儿都不能幸免。动不动就株连十几家，那就是以千计了。腰斩、凌迟、杖毙……对于受之者是怎样的惨痛，读史者也很少停下来想象一下。大臣一旦获罪大多是死罪，很少有期徒刑。最轻的是“废为庶人”，或出钱“赎为庶人”。但是如前所述，回家当老百姓也往往不得始终，遇到有人告发，还不免一死。死刑以下有流放，或者肉刑，即砍掉肢体和器官：如黥、劓、髡、刖、笞等。文帝有一项“仁政”，就是部分地采纳贾谊的建议，废止肉刑。贾谊认为公卿大夫既然被任命管理百姓，就应该有尊严，即便获罪，也要待之以礼，可以罢官、赐死、甚至灭族，但要存体面，不能动不动就割鼻子、砍脚，一个小吏也能对他进行人身侮辱，或“弃市”（在闹市当众砍头），否则上下都不知廉耻，也不利于获罪者以后改过。这其实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原意。这“刑”是指侮辱人格的肉刑。文帝只是废除了一部分肉刑，剃光头、打板子与“弃市”还是保存下来。而打板子更变本加厉。例如该削鼻子的打三百，该削左脚的打五百等等。但是真的挨了这么多鞭子的人很少能活下来，所以人称文帝此举“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景帝时再发一次慈悲，减笞五百为三百，笞三百为二百。这种刑罚不但肉体痛苦，而且侮辱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大臣自杀的多。也因此才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解释自己何以受腐刑之大辱还没有自杀。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任少卿（任安）自己还来不及自杀，就给腰斩了。

还有一项是吃人。撇开灾年百姓“人相食”的惨状不谈，汉高祖刘邦的刑罚之一就是“烹”。彭越被煮熟后剁成肉酱，还分给诸大臣吃。蒯彻、栾布因各自与韩信和彭越有旧，也差点被“烹”，汤锅都煮开了，幸亏两人都善言辞，危急中凭三寸不烂之舌自辩，从沸汤锅边拣了一条命。项羽要“烹”刘邦的父亲，刘邦耍无赖，表示可以吃他父亲做的肉羹，更是尽人皆知。至于敌人，根本不必以“人”对待之，汉朝武将评功是以敌人头颅数目计的，杀人不够数目，不论战功的意义多大，都不能封爵。对敌人“食肉、寝皮”从来都被认为正当的。“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传唱至今。所以对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不仅作象征意义上封建礼教杀人的理解，实实在在的吃人是堂而皇之载入史册的。

对有些人说来，这些都是“支流”“末节”，并不妨碍“盛世”帝王的文治武功，漪欤修哉！诚然，历史就是从野蛮一步一步发展到文明社会的。革命导师说过，奴隶社会无论怎样残酷，也比田园诗般的原始公社要进步。我们自不必苛责于古人。而且事实上君与臣，杀人和被杀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明君”与“昏君”都杀人；“忠臣”与“奸臣”都被杀。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一血腥的“支流”“末节”呢？是否能够视而不见一味歌颂那“雄才大略”？或者仍然以“自古以来”就是“和为贵”自诩，并认为可以以此拯救未来的世界？历史观和现实世界观是分不开的。我们需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作为现代人，应以什么标准衡量治国的成败，歌颂什么样的“盛世”？

总之，转到“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世界观，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