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李炜光：极权主义之路的尽头

去年末的时候，我继续受邀担任新京报2015年好书评选活动的评委。这次我推荐的是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的《经济人的末日》(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7月版，洪世民、赵志恒译)。经全体评委投票评选，本书最终获得了经济类好书的第一名。

人们熟悉德鲁克，因为他是著名的管理学大师，而这本书，却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被称为第一部阐述极权主义起源的著作。我开始以为是另一个德鲁克，其实是同一个人。这本书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那时数月前刚刚开过慕尼黑会议，就是那个由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共同签署协议，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四国首脑会议。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价值和秩序处于混乱之中。力图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社会及政治秩序面临崩溃，而兴盛一时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也未能向世人证明其具有实现平等的可能性，这成为“大众逃向极权主义绝望炽焰的主因”。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向往自由的“文明基础概念”被彻底动摇，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政治体迅速蔓延，远不止德国和意大利。

　本书把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来解释，探讨其跃居政治与军事支配地位的内在动力，得出极权主义起源于“人民追求平等”的结论。这是个至今看来依然惊世骇俗的观点。德鲁克说，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希望能强化人们维护自由的意志，抵御为支持极权主义而抛弃自由后所产生的威胁”，进而指出其所依据的信念是：在“欧洲传统与极权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之间，毫无妥协的余地”。

　　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就是靠满足群众“平等”的诉求上台的，在其政治运作中也始终严酷地追求这一目标。他们借消灭犹太人的名义打击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并在“国防经济”中基本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他们通过征收资本税和企业税剥夺中上阶层使其收入水平向低下阶层靠拢。为了实现“平等”，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被拉低，中上阶层的收入向低下阶层靠拢。“意大利对于国内企业连续课征了三项资本税，而在意德两国，企业税都上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除了企业收入遭到削减外，中上阶层每个成员的收入也减少了——部分是因为总收入降低，部分则是税负加重和强制捐款的结果。

损失最惨重的是专业的中产阶级和商人，他们的净收入最多减少了百分之六十。”(p.82—83)正是因为“平等”被如此轻易地实现的原因，纳粹主义以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速度大面积地占领了欧洲人的心灵。德鲁克敏锐地发现了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源，指出，“纳粹主义想以社会平等为手段，弥补劳工阶级长久以来受到的经济不平等”;“法西斯运用有机理论的目的，则是要创造出一种非关经济的社会重要性、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的平等，一次平衡各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极权主义试图通过种种“非经济手段”创造历史，让经济发展中遭遇不平等的大众在这个非经济的社会中获得平等，其结果是整个国家被推向极权主义深渊。他严酷地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交出的是自由，得到的是锁链。

“经济人”的概念来自于斯密经济学，意为“以最大经济利益为他的行动依据，也总是知道该怎么做”，欧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诠释和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历史。欧洲人既相信自由，也要求平等，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没有带来平等。“经济人的末日”，指的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信念的崩溃，人们不再相信“经济自由”能造福人类，这才把希望寄托在20年代以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身上。它承诺带来平等，但它在欧洲也全盘失败了。实际上，纳粹和法西斯极权主义正是在马克思的故乡发生的。

作者强调，民众的这种普遍的绝望终于引来了极权主义，给纳粹上台带来了机会。恶魔只需承诺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便很快赢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实际上，它取消的是人们以往所享有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计划管理和民主选举的形式还在，但全都变了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