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号：时代批评（ID: shidaipiping）
黄专先生仙逝了。人之将别，其言也善。他的经典遗言是“一生没有敌人”。“死亡是一种金蝉脱壳”。在一个严酷的时代里，没有敌人可能会活的舒服，但却对专制社会没什么救赎。死亡不是逃亡。回忆两年前与素不相识的黄先生的一次批评对话。发上来如同废话连篇，黄先生一路走好。
因为令人尊敬的栗宪庭先生的独立电影基金会及宋庄独立电影展被查封，而引发部分艺术家、评论家的抗议，讨论正在网络上进行。年近70的栗宪庭，这个被誉为宋庄艺术生存模式的缔造者，昨天他的电影基金会被宋庄小堡村委会的封条直接贴上家门。这真是一个令人心寒的类似农夫与蛇的神话。昔日与中国平庸存在、荒凉无名、擅于埋头死受一样的乡村宋庄，能有今天世界性声誉，很大意义上在于艺术宋庄的发动机栗宪庭与和他一起而来的那些艺术家的艰难开拓。
但今天我们不从报恩这种原始的情感说起，对行政权力对艺术权利的霸道干涉，这种情感早已消失。我要从黄专文章的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谈起。
作为评论文章，黄专的结论表述是暧昧的：
栗先生也多次申述他从事的独立艺术与政治行为无关。……除了那些靠玩这种低级游戏谋利的人以外，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每次“事件”中更加强烈地表明这样独立的立场：“重要的只有艺术”，而避免使它一次次成为简单的政治道义游戏。“老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某种精神符号，除了对他30多年独立坚守的人格表达敬意外，我更希望这个符号是“艺术性的”，而不仅仅是“政治性的”。
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不仅是要撇清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还具有很坏的精神辅导。其“低级游戏谋利”，更是对当代其他艺术抗议行为污名化。这真是艺术自宫的典型犬儒姿态。
那么黄专用暧昧帮助艺术自由圈地，他究竟要说什么呢？他说，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主张的实践为：“我不反对现政权”，“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这个俗谛即三民主义”。
黄专因此添油加醋慷慨激昂找到更加自我定夺的依据：陈先生在49年个人政治命运的大抉择中既没有随蒋入台、也没有滞留北京，而选择了在政治地缘上相对中立的广州（偶然原因使他没有去成更为中立的香港），就表明他的一种＂独立＂立场：对知识分子而言，独立意味着他不依赖任何政治理念的＂俗谛＂，意味除了学术它不对任何政治信仰丶利益和意志负责。
行文到此，我们基本看清了黄专所持的“重要的是艺术”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什么了。
我在车上行进时浏览“爱艺汇”微信圈看到伊德尔转述黄专言论，当即回复：
殊不知，黄专所倡导先贤们提出的“独立与自由”，必须在政治框架下才能成立并保障，没有宪章政治来保证人的独立自由，艺术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栗宪庭的电影基金会即便与政治有关，也不是被查封的理由，艺术为什么不能与专制相关，为何不敢与专制政治相关，中国各阶层对政治专制逆来顺受的放纵，是警察政治为所欲为的结果。
任何污名“政治”的生存之道，都是一种艺术的犬儒之技！在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一遇到困难、挫折即撇清与政治的关系，请问这是何种自由、何种心态？难道反对专制政治没有艺术家的事？难道批评政府的作恶行为不该是艺术作品应有之意？
用陈寅恪的“大陆定居”与“学术主张”相互印证，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论，而且这也不是黄专发现的。但是黄专似乎今天扮演了 “陈寅恪授权的发言人”，可以信口拈来告诉天下“独立意味诠释为除了学术它不对任何政治信仰、利益和意志负责”。这种诠释差不多与季羡林关于“陈寅恪爱国主义说”一起构成讨好政府说。
现在回到电脑前，可以从容回答。
看看陈寅恪那个著名的独立自由主张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余英时四十年前阐明:“陈寅恪是对极权统治深恶痛绝的，任何人对他的价值意识稍有所知都必然会得到同样的论断。”“马家店的极权体制不但是从外面移植过来，强加于中国民族之上，而且对个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摧残压制更超过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统治。陈寅恪绝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彻底否定他的价值系统的政治制度。”（参见余英时《我为什么要写陈寅恪）
黄专诠释此事件下的“重要的是艺术”之观点。比对有人强行将陈寅恪拖入单一效忠文化——选择故土这一逻辑之内。为了艺术——栗宪庭差不多“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文化，陈寅恪这位文化大师的全部伟大也在此地。这是一种主动送死的诠释。
余英时举过一个堪称经典的例子：“陈寅恪对于折磨他二十年以至于死的政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他的许多感事诗，……现在都被解释成为‘文化苦吟’”。他在一九五三年《对科学院的答复》，……‘痛斥极权统治者箝制思想’，竟在新论说家的笔下变成了‘文化苦痛’的一种表现。”
其实，这恰恰内涵了思想与艺术、政治与艺术、自由与艺术的相互关系。
对死去的陈寅恪与活着的栗宪庭，借用余英时的一个观点，我们都没办法“将政治与文化一刀切的办法来”推崇陈寅恪的高洁，给栗宪庭的独立电影赢得生存空间。
堪称陈寅恪一生成就典范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恰巧是其学术自由与政治关系的最好注脚。快不要说栗宪庭独立电影基金会与政治无涉了，要大大方方，说有关。政治就是所有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规则。你走的每一步都需要政治的帮助。除非你不识路，经常使用警犬带路。
我们的确需要思考清理二者的关系。
艺术是自由的，艺术自由的来源的确可以理解为与政治无关，如果你内心有足够的坚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任何风浪都难以泯灭自由观念。但这种艺术自由作为权利的一种存在，必须得到政治权力的维护。说艺术权利与政治无关的人，显然还停留在唐诗宋词的境界里。
艺术与政治也脱不了干系，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谁让我们的生活缺失自由与保障自由的东西呢？在眼下，无论哪个阶层，如果说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自由，与自由生活的基本的权利，那么你可以退出讨论此问题，你甚至可以谴责那些抗争的艺术家有低级趣味。我觉得对专制政治，不说理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各式反抗比沉默更有效。
（附）黄专：重要的是艺术
宋庄独立影像展被封再次重复了政治与艺术之间恶性的博弈游戏，这个事件的结果也许将重复过去30年在中国上演的无数次＂闹剧＂（栗宪庭语）：既不会上升为法律诉讼，也不会成为不了了之的民政纠纷，而将积累成我们无法预知的某种心理力量，带来某种我们无法预知的历史后果。
我们无法提高行政者的政治智慧丶无法改变它的行政能力甚至无法稍稍改变一下执法者简单粗暴的行为惯性（这其实是最容易改变的），那么，在这场恶性游戏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游戏理念和游戏智性?对栗先生而言，影像展被冠名为＂独立＂也许是颇具深义的，陈寅恪先生当年在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纪念墓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它也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共识，我不知道栗先生冠名为＂独立＂的这个展览与陈先生的＂独立＂有没有神合之处，但陈先生＂独立＂的含义却值得我们仔细寻味，陈先生后来解释：＂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先生在49年个人政治命运的大抉择中既没有随蒋入台、也没有滞留北京，而选择了在政治地缘上相对中立的广州（偶然原因使他没有去成更为中立的香港），就表明他的一种＂独立＂立场：对知识分子而言，独立意味着他不依赖任何政治理念的＂俗谛＂，意味除了学术它不对任何政治信仰丶利益和意志负责。虽然这种独立理念并没有改变陈寅恪的噩运，但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它却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塑造具有超越政治的恒久力量。
30多年前栗先生在特殊语境丶针对特殊问题的理论判断＂重要的不是艺术＂多少年来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句箴言，尤其在恶性博弈反复出现时它时常有意无意地被偷换成＂重要的只是政治＂，这就不仅抽空了中国当代艺术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而且有可能使它降格为与它的对手层级相仿的政治用器，有些参与独立影像展的艺术家表明：＂我参与过往届独立影展的策展选片，说实话大部分是艺术家创作的非商业性、非官方的艺术电影、实验动画、纪录片，跟政治没半毛钱关系……＂，栗先生也多次申述他从事的独立艺术与政治行为无关。也许我们无法改变行政者对当代艺术的判断逻辑，无法改变这种恶性的循环游戏，那么，除了那些靠玩这种低级游戏谋利的人以外，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每次＂事件＂中更加强烈地表明这样独立的立场：＂重要的只有艺术＂，而避免使它一次次成为简单的政治道义游戏。
＂老栗＂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某种精神符号，除了对他30多年独立坚守的人格表达敬意外，我更希望这个符号是＂艺术性的＂，而不仅仅是＂政治性的＂。
2014.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