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欢乐颂小区的2202室，海归精英、富二代、小城姑娘、乖学生、现实奋斗女……五个女性的都市故事，红遍了电视屏幕，也令无数挣扎在中国大城市的人看到自己。
五月一个天阴欲雨的上午，踱出房产中介公司，我长长吐出一口气。签完一系列购房合同后，我基本把后半生都搭进一套北京郊区的两居室里：不仅此刻我的家族都已囊空如洗，在未来三十年内，我将月月还贷，不得翻身。
卖家是位五十岁上下的女性，北京土著，衣着无奇，谈吐无奇。几年前，她全款买下这套房，毛坯囤着，甚至没怎么进去过。房东怀揣着我的血本，迈着广场舞一样轻盈的步伐远去时，中介说道：阿姨在这小区还有三套房子，这次是要卖了两套换别墅，给她19岁的儿子做生日礼物。
我之终点，他人之起点。那霎，我忽然觉得自己的北漂人生正在上演一幕真人版的《欢乐颂》，樊胜美的台词腾地跳入脑际：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欢乐颂》是春节后中国最热播的电视剧集，讲述了同住在上海一栋商品楼22层、五个阶层迥异的都市女生的故事，“欢乐颂”就是这个楼盘的名字。
我已经有十年没看过电视了，尤其国产剧。但随意点开《欢乐颂》第一集，我被里面的对话击中了：
年轻的“沪漂”（指来自非上海地区、非上海户口而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人们）邱莹莹和关雎尔在回家路上正聊着：我们的小区环境又好，配套又好，离地铁也近，要是有一天能在这个租住的小区买上一套房子，那真是美梦成真了。然后她们走进电梯，新搬来的邻居一家三口也正在对话。当着一众人的面，周身笔挺的富豪父亲正在劝慰那个跟她们年纪相仿、戴着墨镜、嚼着口香糖的女儿曲筱绡：这小区环境不行，跟鸽子笼似的，楼与楼之间也隔得太近了，“委屈了咱们女儿”，“比爸爸给你准备的别墅差远了”。
不管你认可和接受与否，它恰恰冷眼道出了大部分的真实中国：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权力和金钱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自此，我竟然一口气追完了《欢乐颂》。一系列故事发生在这五个女生身上：
2201室的安迪，把三室二厅打通成一室一厅，房间大得惊人。她是符合人们想象的典型“精英”形象，孤儿院长大，被美国人领养，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华尔街投行高管，被国内商业大鳄以百万年薪聘回中国做并购，同时，她在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和自己的身世。
2203室的曲筱绡，纨绔富二代，夜店女王，留学归来后为了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争家产，放着父亲为她购置的别墅不住，住进了这套上海中档小区以展示自己“吃苦耐劳”。
2202室隔出了几个房间，由三个沪漂合租：小城姑娘邱莹莹，人傻、直肠子，凭一腔热血要在上海立足，最大的特点是做事没条理、分不清形势；关雎尔，家境良好的乖乖女，在世界500强企业做实习生，每天忙碌加班，周末偶尔过一下文艺生活，读小说、听音乐会；樊胜美，在外资企业做HR，美貌的大龄单身女青年，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泥沼般的贫困家庭，每天敷面膜睡觉、精心打扮自己，她寄希望于嫁个有车有房的有钱人改变命运，但岁月正一天一天爬上她的脸。
电视剧的人物设定很清楚：前两者是富人代表，而后三者是穷人乃至普通人的代表。
尽管很多观众抱怨这样的人物设定过于脸谱化，漏洞也不少，但不得不承认，除了精英、富二代的生活很难被普通人检验，2202室“租房三人组”的日常：泡面、挤地铁、交房租，简直就是你我的人生嘛！“我想活成安迪，过得像曲筱绡。结果却活成邱莹莹，过得像关雎尔，最后变成了樊胜美”，不少女性观众感慨如是。
樊胜美是久居上海现实主义的女子，资历老些，动不动言传声教邱莹莹和关雎尔。小城姑娘邱莹莹闪电般恋爱后，理直气壮问出“裸婚”（指情侣中一种高于物质的结婚方式，除了结婚证，车、房、钻戒、婚礼、蜜月，什么都可以不要）有什么不可以，樊胜美姐姐则一连串金句如鞭炮般炸响：“那你可以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生没户口的孩子，请不起保姆，整天要么就是你老公跟你妈吵架，要么就是你跟你婆婆开战。这生活啊，鸡飞狗跳，用不了一年你就得变成黄脸婆！”
这话听来刺耳，但在北京要花70万人民币买一个户口，46万人民币买一平方米“学区房”的今天，这讽刺沦肌浃髓——就在5月20日上午，一位没有北京户口的父亲在孩子就读北京公立学校反复被拒绝后，选择了在北京昌平区政府门前自焚，浑身八级烧伤住进医院。而这样走投无路的“北漂”父母，并非孤例。
邱莹莹无知者无畏，义无反顾投奔了爱情。但剧情并没有走向灰姑娘遇上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童话模式。在《欢乐颂》里，同居之后，邱莹莹发现她的上司兼男朋友上了另一个女人的敞篷车。邱莹莹大闹办公室，揭露男友虚开发票的事实。冰冷职场里，公司没有对这个道出真话的职员褒赏有佳，而是轻描淡写开除了她，一个办公室规矩的破坏者——邱莹莹丢了爱情，丢了工作，一无所有地坐在2202室的小房间里，苦恼着下个季度的房租从哪儿找。
邱莹莹至此成了一个存在感越来越孱弱的角色，许多人从这个混沌未开的奋斗女生身上看到了青涩的自己：“你就是邱莹莹，不配生活在北上深（指北京、上海、深圳，如今中国房价最贵的三个一线城市）！”
而当剧情进一步推进，邱莹莹被抛诸脑后，樊胜美和她的父母成了盘桓微博一周的热词——樊有个不靠谱的哥哥，把人打伤住院后，对方没完没了地上门索要医疗赔款。樊家父母千方百计护着哥哥，如同过去十几年一样，让妹妹给钱、给钱、给钱，樊胜美实在没钱了，那就让她借钱，因为她迟早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在樊胜美父母成功取代《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成为全民公敌后，各大社区论坛里，又见得姑娘们三三两两在共情：“我就是现实中的樊胜美！”
在电视剧里，穷人的事总是陈谷子烂芝麻一堆，说到底离不开一个字：钱。
富人安迪和曲筱绡的人生则被设置了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们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来源于自我超越的梦想和恋爱。不止如此，她们还能够时不时利用自己的权、钱和智力，替穷人们指点迷津。《欢乐颂》所展示的都市生活如此直白：穷人藏藏掖掖地揹着A货皮包，富人穿着一身琳琅的Armani走过，再不屑抛下一句：地摊货；穷人生病了去不起医院，富人正在和年轻有为的主治医生调情；穷人在家欢喜地泡面，富人做完SPA后光顾了上海新开的一家跪式服务的日本料理店；穷人周末闲得打苍蝇，千载难逢地被富人领着去朋友买下的私人岛屿度假……
不少观众对这样的剧情设置很不满，评价道：“三观已毁、节操尽碎”。但换一个角，不管你认可和接受与否，它恰恰冷眼道出了大部分的真实中国：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权力和金钱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我更愿意相信，阶级与阶级之间不是一层楼上的平起平坐，而是金字塔与食物链的关系。
也有不能道的现实，比如这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里隐去了一些政治敏感因素。
原著里，安迪的生父是一位部级高官，文革年代上山下乡时，与乡下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女子生下了安迪，之后考上大学，返城还乡，抛弃家人，音讯杳无。后来他为了躲避审查，又将家族的巨额遗产赠给安迪。在电视剧里，部级高官的身份被替换成一名经济学家。原著里，樊胜美家被恐吓不休时，安迪出面找到当地一位巨商朋友，请出一名“地头蛇”轻松摆平樊家的纠纷，这名地头蛇的身份在小说中本来是当地公安局的原刑侦队长，剧中，他成了一名律师。
电视剧热播后，热心的中国观众们几乎把《欢乐颂》里每个人物的阶层、服饰、人格、职业翻出来一一咀嚼了一遍。媒体也借势推出各种专题：五个姑娘在现实中应该怎样理财？应该在北京上海购买怎样的小区？应当如何规划职业生涯？像2202室那样，房屋漏水，邻居找上门应该如何处理？遇见樊胜美家的医疗纠纷如何处理？
尽管这部电视剧因“直指现实”之名蹿红，我仍然好奇，现实之中，五个不同阶层真能凑成一台戏吗？那些月薪不到一万，每天为房租犯愁的“漂”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年轻人们，有多大概率会遇见家族资产过亿的富二代、年薪过百万的投资界精英，并邻里相闻、互为肢体？
北京大学的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曾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相比收入差距，中国人的财富差距更大：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道鸿沟还在继续加深。
《欢乐颂》中的主角也讨论过“阶级”问题。安迪和关雎尔在上班路上，这样讨论一心想攀高枝挤进更高阶层的底层人民樊胜美：
关雎尔：这种档次的活动，她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虽然人跟人是平等的，可这社会就是有阶级之分，你无视阶级只会碰壁，努力做事，克服局限才是真的。
安迪则优雅地回应：很多时候所谓的阶级，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一片魔障。
但是，这位年薪百万的投行女精英并没有打消一般大学毕业生关雎尔的困惑：在残酷的现实中，一个人得多有勇气才能无视这些客观存在的阶级！
我更愿意相信，阶级与阶级之间不是一层楼上的平起平坐，而是金字塔与食物链的关系。
《欢乐颂》剧集落幕的第二周，5月18日，离上海市中心陆家嘴直线距离20公里外的郊区周浦，土地拍卖拍出了一块54.5亿元的“地王”。业内人士估计，这个房地产项目至少会卖到每平方米7万至8万以上，而目前周浦地区的平均房价仅为4万每平方米左右。这意味着，在土地供给紧缩的局面中，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还将迎来不可估量的暴涨。
不妨代入一下五个姐妹的生活：安迪和曲筱绡的固定资产会增值一倍，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需要支付的房租也翻了一倍。那时，穷人和富人，还能聚在一起，凑成一幕和谐的“欢乐颂”吗？
另附：
薛静：阶级夹缝间，不再任性的中国新中产
端传媒编按：本文最早以《“欢乐颂”中的新中产：他们的集体时代气质是“不敢任性”》为题，刊发于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作者授权端传媒编修转载。
薛静：走红的热剧《欢乐颂》，反映出中国中产在板结社会中努力创造空间的生存境况。 图为北京上班族拥挤在地铁车厢中。摄：Kevin Frayer/GETTY
TVB刚刚把《琅琊榜》搬上香港的荧幕。大陆那边，则是《欢乐颂》在一片火爆中落下帷幕。两部热剧都来自侯鸿亮的“正午阳光”制作团队。《琅琊榜》在演绎“家国天下、情义千秋”，《欢乐颂》却讲述“家国”当中个体的艰难、“情义”背后阶级的阻隔。
《琅琊榜》改编自粉丝众多的知名网络文学作品。而《欢乐颂》与此不同，它以名不见经传的原著，同样在电视收视、网络点播与社交媒体热度三大战场赢得胜利。甚至，这个胜利比《琅琊榜》来得更为迅速。《琅琊榜》与《欢乐颂》，一个温情一个残酷，但都受到观众的追捧，它们的成功，正在于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与全新阐释。
早在《琅琊榜》中，主创团队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革的讯号：《瑯琊榜》里的“家国”宏大叙述，早已变成“空洞的能指”──徒具其表。它的巧妙之处在于，当它拉起“家国天下”为表，争取官方认可的同时，悄然间以“情义千秋”为里，将王朝权力的更迭，讲述为个人的平反昭雪、重归正统。梅长苏的故事，借用“正义”的名分，行的是“亲我主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避讳人情伦理）的情感法则。为现实中的逻辑，寻找到了合乎官方价值的表达方式。
及至《欢乐颂》，“缝合”的主题变为了“撕裂”：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五位姑娘，阴差阳错共同住进了欢乐颂小区22层：高管安迪智商超群，但却疏于人情世故，从海外归来寻找失散的弟弟；“富二代”曲筱绡貌美又毒舌，向老爸表态自力更生，以博好感抢家产；外企HR樊胜美一心想钓金龟婿，原因却是有个无底洞一样榨取女儿的家庭；小康之家出身的关雎尔，乖巧又倔强地想要在上海独立；小城姑娘邱莹莹，憨直淳朴，感情受骗后终于发愤图强。五个背景不同的姑娘相遇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相互之间有欣赏也有鄙夷，期待理解却又难以认同。
当代都市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个体的艰辛生活。欢歌笑语“姐妹情谊”的背后，是阶级的隐隐现形。但也正是这种撕裂，令身处夹缝之中的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2007年赵宝刚导演的《奋斗》。在这部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甩掉“富二代”女友，想与平凡姑娘共同奋斗。他设计项目获得两千万奖金，最终又让公司亏损三个亿。但是“赚了两千万又怎样，赔了三个亿又怎样？”佟大为饰演的陆涛，将POLO衫的领子高高竖起，梗着脖子、抬起下巴，骄傲地睥睨着这个世界。
在《奋斗》中，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横行霸道。
然而，《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导演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所引发的，是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的新变化：经济领域的全球交流仍旧继续，但是人们却发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带来的是本地底层民众生活质量下降，而上层食利者赚得盆满钵满。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人人梦想成真的宣传，和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双重作用下，阶级区隔并不明显。而大浪退去，现实就会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显露出来。国内阶级矛盾和国际民族矛盾互相推进：小到不欢迎外地游客，大到要筑美墨边境墙，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遇着社会结构板结和民族主义高涨。而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和《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
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高楼林立的繁华上海。在《欢乐颂》里，“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中产生活的主旋律。北京皇城根下那种就算喝着大碗茶、也要指点江山笑谈天下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上海黄浦江畔的精明、务实与利己。而这种变化，也正昭示着八十年代末那些残存的启蒙主义理想已被涤荡净尽，人们的目光，从政治上的“大历史”转向金钱里的“小时代”。
《欢乐颂》中，合租在欢乐颂小区2202的三位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从房租水电，到约会开销，还有家乡的父母兄弟，哪怕是月入上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哪里还敢任性？生活如此，爱情和婚姻也逐渐变成搭伙过日子，因此才需要把各自条件和婚前财产一一理清，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中国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不敢任性”不仅收入，更是一种集体共有的时代气质。连剧中的富二代曲筱绡，谈起生意都会为二百万毛利润锱铢必较，哪里还有《奋斗》中，陆涛那样拿着两千万不当回事儿的潇洒？如安迪和魏渭这样的商务精英，网上再怎么心有灵犀、相谈甚欢，第一次见面也会财不外露、刻意隐藏。70后的侯鸿亮，显然比50后的赵宝刚更具现实主义精神。
在这个时代，拥有理想是种幸运，而不是崇高，谈论爱情是种奢侈，而不是浪漫。
无论哪个阶层，对于自身的状态，总是充满不安全感，这才是“不敢任性”的根源。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变动中重组；经济发展也从原先的轻车快马变为减速前进。2015年的一轮股市过山车，更是让刚刚安稳的中产阶级再次惴惴不安。当没有既定的规则可供依循，唯一能够抓住的就只剩金钱。剧中樊胜美有难，安迪递上一万元钱时，我们倏尔发现：原来金钱已经成了最大的情义。人们小心翼翼的守护住自己的财富，无论多少，再也不敢任性而为。
“阶级”的隐身与现形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原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经历也划定了她们实际所处的阶层，但是机缘巧合，共同入驻“欢乐颂”小区22楼。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就如同下楼时有人按了“1层”（大堂）而有人按了“B1”（地下车库）一样，隐蔽而深刻。
在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大大简化了阶级之间的差异。在当前，各个商业品牌都希望上下通吃、全产业链布局。哪怕是国际一线的奢侈品牌，也会推出入门级的包包、买得起的口红或与快消品牌合作的服装。这种现象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赚到足够多的钱，就可以在社会阶级中通行无阻。如果没有原生家庭的负累，月薪几万的樊胜美之流，与月薪几十万的安迪之流，在生活的舒适程度上，并不会产生天壤之别，她们都可以在别人的目光中披挂一身名牌，哪怕一个是入门级、一个是限量版。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中国人常常惊叹于资本主义物质的丰富，继而发现金钱的不公和万恶──它竟然可以让有的人沿路乞讨、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个扔一个。然而新世纪的今天，社会进入普遍中产、普遍均等的阶段，所有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超市牛肉与神户和牛的差别，已经没有饥与饱这么大。在外企做HR的樊胜美，也一样买得起富二代曲筱绡所用的东西。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
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富二代”在清晨看见穿大牌款式睡衣的樊胜美，便出言讽刺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富贵人家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
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级的关键。这是属于新中产的焦虑症：她们全心全意遵循上一阶级制定的规则，从内到外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却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不时露出马脚、遭到嘲笑，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却只能站在任人评判的位置。
中国中产日常生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经济上属于同一阶层的人，气质越来越趋近。这背后，是异常残酷的事实：依靠一己之力跨越阶层的突围者、搅局者越来越少，中国社会正日益走向板结。中国人曾嘲笑那些以他者姿态闯入富裕阶层的前辈，他们磕磕巴巴不会讲一句完整的英语、黑西裤黑皮鞋中露出一截白袜、吃饭总是改不了吧唧嘴的恶习。然而三代以后，他们的儿孙终于在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里用英语谈笑风生、身着礼服在各种“公主之夜”上翩翩起舞、懂得分辨不同年份和产地的红葡萄酒，优雅得体。但这却昭示局外人：他们再也没有入局的机会了。
社会板结，阶级固化。为了维持与富裕阶层的相似，《欢乐颂》里的新中产们或是费尽心力想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或是亦步亦趋尾随其后、从专业知识学到生活方式。然而她们又在工作、生活、感情危机突然降临的时刻惊慌失措，显现出内里的空虚——这些由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积累而成的话语经验，就不是金钱可以购买的了。这里现形的“阶级”彰显的，正是队伍日渐扩大的中国新中产在自我话语上的匮乏。
中国新中产：寻找新的话语空间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人民币6至50万元，是界定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
按照这个标准，尽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两位富裕业主，《欢乐颂》里2202房三位租户中的两位，都算是标准的城市中产，剩下一个也是相差不多的准中产。按照原著的发展，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樊胜美来自重男轻女的乡镇，要承受父母一辈的盘剥压榨，关雎尔自二线城市的小康家庭，想靠自己闯出天地。她们的原生家庭各不相同，但最终交会在欢乐颂小区2202室这个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不同的起点与路径，令中产内部就充满了诸多分歧，因此话语统和也就更加艰难。
什么是富有情趣的生活？中国中产试图摆脱先富之人的脚印，转而重新定义自我。因为只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他们才不会被指认为相对于富裕阶层的后来者与低等人，而是成为与之平等但不同的另一社会集团，甚至在文化与道德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欢乐颂》里，最无所挂碍的邱莹莹，对安、曲二人的高端生活坦然羡慕，但从不模仿，毫无自卑与嫉妒，充满乐观、进取与知足，展现了蓬勃如野草一般的生命力。当邱莹莹萌生了开咖啡网店的想法时，安迪瞧不上她的智商，曲筱绡看不上她的本钱。但是这种充满个人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方式，恰恰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道。邱莹莹不像关雎尔一样处处模仿安迪的行事做派，也不像樊胜美一样总是想挤进曲筱绡的富人圈子，但是她在网店事业中展现的机灵、勤勉与行动力，却最终让安曲二人刮目相看。其他角色里，樊胜美将目光放回经营自己而非挤入上流，赵医生也靠自己的聪慧才智和个人魅力，获得了安迪的友谊和曲筱绡的爱慕。
什么是可以成功的道路？这一代中国中产的道路之所以崎岖，是因为他们是全新一代，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孕育出来的本土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前辈可供参考，因而充满了拙劣的模仿，也充满了创造的可能。和西方语境下的传统中产相比，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开拓更多的空间，只能以经济水平来确定自我的存在，也尽力尝试着在文化上标明自我的身份。站在贫富两极的中间，他们的姿态正从“惶恐”转为“自觉”，努力撑破贫富两极的界定，为社会酝酿着流动的力量。
《欢乐颂》里的年轻中产，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在身为富裕阶层的安迪和曲筱绡不带她们一起玩耍的时间中，这三位姐妹相互鼓励、相互帮助，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价值和意义。
诚然，《欢乐颂》中，智商不同无法成为朋友、财富差距不能愉快玩耍。但是三位年轻的中产一代，依旧在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和价值体系。中产阶级在板结社会中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这是《欢乐颂》留下的时代命题。
（薛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大众文化、网络文学与新媒体等领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