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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一直在提“权力清单”的问题，据说是要明晰各级行政权力的边界，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但同时我们看到，有些领导人权力无边无际，什么事都要管，什么话都敢说。比如党的总书记，他管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不仅管政策、管事，而且管人的思想与灵魂。在一个推行权力清单的时代，这种无边无际的权力显得很特别。

推行“权力清单”，在中国其实已经时髦了多年。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此前，国务院已公开了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也就是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的“权力清单”。此后各地从省至县竞相晒“权力清单”。河北的邯郸市还公布了市长权力清单。

制定权力清单的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得非常清楚，就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限权面前“权权平等”，即对权力的限制要覆盖全部权力。在中国，党的领导权与行政权力都是权力，实际上各级党委掌握的权力比政府还要大，其权力设租寻租的空间自然也更大，这种权力对掌权者的腐蚀性也更强。既然要清晰界定权力边界，清晰界定党所掌握与行使的权力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只限制政府权力，却放任党的领导人的权力野蛮生长，那限制政府权力就变得毫无意义。

总书记的权力是中国最典型的一种权力，它其实是一种超级权力。平时人民只听到总书记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有时候谈真理，有时候论道德评是非，有时候作指示提要求，其权力似乎很“虚”，实则很实极大。比如总书记开一个文艺座谈会，各部门就开始揣摩上意，转变政策风向，对文艺的各种审查就加强了，赵本山等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全国人民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书记开一个新闻工作座谈会，中国的媒体就全部姓“党”了，舆论监督一下子哑了火。他提倡善意的批评，但在一帮被阉割的媒体把关人看来，与其善意批评不如什么都别说。

说这种权力是一种超级权力，不如直接称之为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又叫“宸衷独断”。他时不时要开一个座谈会，甚至会认真记笔记，摆出一种倾听民意的姿态，但其实他早就“宸衷独断”，不会因为外界异议而有丝毫改变。他自认为天纵英明，对国家的治理基于光辉思想和英明决策。但在一个专制体制下，整个官僚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奴才集中营，这些奴才和阉人除了阉割社会和众生，就没有别的本事了。总书记再开明，全国人民的感受还是难受。

总书记的权力，本质上就是党的领导权。党领导什么、如何领导，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其结果就看领导人自己如何发挥了。毛泽东提出了“党管一切”的主张，习近平现在又让这一主张复活了。但中国共产党现在推行权力清单的事实又表明，它很清楚地知道权力必须受到某种必要的限制与制衡，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问题是，如果只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任由党掌握的权力逍遥于制度的笼子之外，局部的、看人下菜式的限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我不想以恶意揣测总书记的权力和党的领导人，说这种权力如何邪恶，但其不受限制的事实已经导致严重的政治恶果。中共认为它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他们要为真理而斗争，具体地说是要改造中国的现实。他们显然是认为，限制政府权力，可以解除权力对经济社会的压制，释放社会活力，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党的领导权有利于对社会的控制，防止中国社会分裂和失控。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宣称谋求“人的全面发展”么？社会失控是一个问题，禁锢社会、窒息思想、奴化人民其实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深刻的悖论还在于，既然党的权力不受限制，政府权力凭什么就甘于权力清单的限制？事实上党和政府客观上是两位一体的，党的权力覆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是党的权力的实现形式，两种权力很难截然分开。限制政府权力，等于限制党的权力；党的权力不受限制，意味著政府权力也不可能有什么边界。在中国，党即法律，总书记的话就是方针政策。政府权力不过是党的权力的白手套。党的权力有多大，政府权力这只白手套就可以干多少事。公布一个政府权力清单在那里，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今日之中国不仅仅是经济需要放活，整个中国社会都渴望自由。中国社会不仅需要行动的自由，还需要思想的自由。没有自由，中国就不会有创造力，所谓创新型国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前不久总书记开了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强调“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其实对知识分子的真正信任，是不开这个座谈会，权力与知识分子相忘于江湖。

现在中国一个老生常谈是，政府应当从不该管、也管不好的领域退出来。我看，党也应当从不该党管、党也管不好的领域退出来。总书记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作一番论述，中国社会也就无所适从了。每一个座谈会过去，党宣部门总是组织媒体宣传说，总书记的讲话在社会各界甚至国际间引起热烈反响，其实那纯属谎言，人民已经厌倦了这些谎言。有没有可能给党及其总书记制定一个权力清单，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