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天，约翰·范·曼宁(John Van Maanen)接到一封法院来信，邀请他为一起警察暴力执法事件提供证词，并上缴田野调研笔记。这位如今在麻省理工任教的教授，当年还是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研究主题是警察的执法行为。
出于对警察的好奇，学生时代的曼宁费劲周折、在教授帮助下获准到警局内部开展调研。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曼宁希望能天衣无缝地融入到研究对象中，毕竟学术研究最忌讳的便是研究对象随研究者的出现而改变言行。换句话说，田野调查方法越自然，观察到的行为和现象就越“原汁原味”。
为使警察不顾及自己的学生身份，曼宁不仅在警校接受正规培训，还跟随警车不分昼夜地参与巡逻。他是否经历枪林弹雨，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位职业警员，曼宁付出良多。
赶巧的是，曼宁在研究过程中恰巧目睹了美国警察的暴力执法。一次出勤时，曼宁和两位警官接到小店店主报警，称一位黑人男性在现场制造混乱。警车赶到时，三人发现黑人男子切斯特·布拉泽尔安静地坐在小店外，手握半满的酒瓶。警员骂骂咧咧地把人赶走，在离开的路上还不依不饶地互相抱怨：怎么总碰到这类货色？
警车正准备离去，警官们发现切斯特再次朝小店的方向走去。余怒未消的警官骤然停车，一把将切斯特按在街头。片刻之后，负责押送罪犯的警用面包车开到。在上车的过程中，切斯特用双手把住车门两侧，拒不上车。
此时，“嵌入”警察队伍的曼宁目睹了血腥一刻。几位警官全力把切斯特推进车厢，随后传出一阵木头击打肉体的闷响。几分钟后，几乎不省人事的切斯特被拖出车外，戴上手铐，然后又扔回车里。去往医院的路上，参与殴打的警官对开车的同事说：“车里太黑，真不是收拾人的好地方；打到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只能朝一个地方一直打，直到打得那里湿乎乎、软绵绵的。”
经过医院诊断，伤者三处肋骨骨折，肺部被打透，头部和身体数处划伤，一只眼睛暂时失明。涉事警官在医院餐厅里给切斯特安上许多罪名，如扰乱治安、袭警、携带凶器（一把较锋利的开瓶器）及拒捕等。然而，言之凿凿的报告没有得到警长的认可。事实上，警察需要面对督察的监管，仅凭这份报告，督察或许会问：“为什么不把人关进车里带走？为何非要把人打得血肉模糊？”依照警长的指示，警官们在报告中再次加入了切斯特“踢打警员头部”的情节，加重他的罪名，因为警长相信，罪犯的行为越恶劣，督察对警察的怀疑越小。
果不其然，当切斯特对警方执法提出质疑时，督察判定警方无过失。曼宁同时也接受了督察的问询，但他仅仅就事论事，没有言及炮制报告的过程。切斯特在警方的劝说下“私了”，双方都既往不咎，将此事画上句号。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媒体曝光了这一事件，并遭到警察协会的诽谤质控。曼宁目睹了全过程，因此受邀提供证词，并且被要求上缴所有笔记。曼宁究竟会向公众曝光事实真相，还是帮助警察蒙混过关？
曼宁选择站在警察一方。他的笔记在此案中意义重大，其实前述所有细节都来自曼宁以研究者的态度对现场的记录。但曼宁以学术研究的保密性为由，拒绝上缴笔记。他的逻辑是：我为了贴近警察群体，付出了一切努力；但在涉案执法过程牵扯太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细节，深究起来可真算是“好人寥寥”。为继续自己的研究，曼宁希望警方保持对自己的信任，选择与警方站在一起。最后，案件不了了之。
通过这种选择，曼宁也想说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道德标准很大程度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当时切斯特真的袭警，自己很可能为了朝夕相处的警员挺身而出；如果警方要将切斯特置于死地，自己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管。曼宁认为，自己能够做出的最佳选择就是客观记录细节、着意选择公开时机。
在田野调查中，学者最担心的是过分融入研究对象，以至于对其不合理的行为也视乎寻常。另外，曼宁事后思考，尽管自己极力掩饰其“非警察”的身份，警察是否真得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例如，一位名校大学生对基层警察职业表达兴趣，警官因此是不是也会产生“露一手”的冲动？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了，如果你就是那名研究者，面对警方滥伤无辜和互相包庇，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用今天的眼光看，曼宁对研究者道德操守的理解或许值得进一步商榷。至于警方的暴力执法，真希望它停留在当时当地，停留在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
参考文献
- Van Maanen, J. (1983). The moral fix: On the ethics of fieldwork. A handbook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1, 227-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