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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前些日子，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是不是一种“权利”，萧瀚老师写了篇质疑我的文章（《律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分工》，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辩论到了这个阶段，就开始有点好看了，因为我们进入了“角色互换”的境界。
萧瀚是一位极勇敢的写手，他写的一些东西连我都替他担心，而他也为自己的敢言付出了代价。然而，恰恰是他反对所谓的“道德绑架”。和他相比，我则保守许多。在某种意义上，我恰是那个坚持“职业主义”的人。
我认为中国敢言者太少，而敬业者也不多。敢言固然可贵，但是并不能代替敬业，而我之所以偶而也貌似勇敢地说了几句话，完全是职业性质使然——我的专业是宪法，以宪法评论政事，肯定会批评国家政治中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至于要求别人如何，我是十分不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忠实的儒家，凡事先做好自己，然后也就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管他人了。
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个人态度是和萧瀚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有人关心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并提出要求，我会回到自己的专业出发点，坚持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无论在法律还是道义上，道德批评并无任何不当之处。这是我和萧瀚的分歧所在。
先让我澄清什么不是问题，以免又跑题了。第一，所有人都有宪法和法律上的言论自由，我相信萧瀚也不会不承认。在宪法与合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批评的权利——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私人。第二，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当然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在宪法和法律上，国家或任何人都不得强迫人说话，正如他们不能强迫人保持沉默一样。第三，我们也都同意，批评应当限于公正评论范围，没有人会认同不公正、不合理的批评。某些不公正的批评是如此出格，以至陷入法律禁止的范围，构成诽谤、侮辱或揭露隐私；但如果不构成违法，那么即便不公正的批评也是要允许的，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不公正的批评。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是萧瀚他们非要为“沉默权”辩护。先前已经澄清，他们主张的这种权利不限于宪法与法律上的权利，而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如果有人批评钱钟书没有公开谴责“文革”，那么虽然这个人有批评的宪法权利，但是他干扰了钱钟书保持沉默的自由，因而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我们的分歧是在这儿。我认为，虽然有些批评放在历史情境下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们在批评和反批评之前无法确定批评是否公正，因而不能从一开始就把某类批评先验地排除在道德正当范围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在辩论之前就以“沉默权”为由，在道义上先封住别人的口。萧瀚则认为“道德绑架”是万万不可以有，尤其是指名道姓的批评。只要有人质问：钱钟书，你为什么对“文革”不说话？那就是“文革”大批判再现，极权主义回潮。
知识分子似乎尤其重视“沉默权”，大概部分是因为徐贲老师点明了知识分子有说话的责任。我倒不认为，知识分子一定比一般公民有更多的说话责任。当然，知识分子吃的就是言论饭，说话方面比普通百姓责任更多也是理所当然。即便如此，我也认为没必要刻意突出知识分子的说话责任。这么做的潜意识很可能是认定知识分子有说话的特权——既然如此，也就有不说话的特权，为知识分子量身打造的“沉默权”也就顺势而生了。
我宁愿认为，和普通公民相比，知识分子既没有更多说话的责任，也没有更多沉默的权利。社会批评的矛头之所以更多地指向知识分子，无非是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更引人注目的大V、知名作家、意见领袖。但在道义上，“沉默权”是不存在的；不论是谁，任何人都不能先天屏蔽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首先，在道义上主张“沉默权”是十分徒劳的事情。如果某人的批评违法，那么你可以诉诸法律手段让他闭嘴。但是如果批评并不违法，你怎么才能让他不说话？这边高高在上地主张沉默的“权利”，那边则不为所动，只会更高调地指责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的人格沉沦。这种争吵本身已是跑题、失焦。你只能试图说服他，强求乃至只是期待任何人说话都是一种道德错误，每个人只能管好自己。这个主张也许是可以被论证的，但是抽象地主张知识分子的“沉默权”很难说服不分享这一立场的任何人。要说服他们，你很可能只有通过钱钟书、杨绛这些具体的人或事，来论证强求他人是错误的。
其次，排除指名道姓的批评不仅做不到，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由的辩论终究会还人清白。在这次钱杨事件中，贺卫方教授（又点名了）等“钱粉”挖掘出不少能够表达钱杨价值观的言论——很好，但是这恰恰证明，事实真相和公正评价是需要自由辩论来还原的。如果大家都“尊重”钱杨的“沉默权”，那么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继续会对钱杨的道德操守存在偏见。
有人认为，这种点名道姓的批评是很可怕的“文革”余韵，好像又是红卫兵小将在贴“大字报”。难道我们真的认为，“文革”是如此温文尔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吗？难道“文革”真的只是“大字报”、“大辩论”吗？当然不是，“文革”的本质是用国家暴力或国家纵容下的私人暴力，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压制思想和言论。如果今天真的有哪一位红卫兵“愤青”在大街上拿着高音喇叭，高喊“打倒杨绛！”，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言论很离谱，但是我要说，只要他没有影响任何人的休息（譬如在半夜三更高喊）或其它利益，那么就和美国人可以在麦迪逊广场上高喊“打倒奥巴马！”一样，他应该被给予这种自由，因为只要没有暴力的协助，这种自由是无害的。我们也许可以和他理论，他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杨绛有沉默的权利，你不能去打扰她的安宁。”即便杨绛在世的时候，我也不会改变这个立场——怕什么呢？难道她老人家的神经就这么脆弱？她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就不能有效保护她、给她安全感吗？
萧瀚或许会马上谴责这种“道德绑架”、“语言暴力”，论证“语言暴力”甚至比肢体暴力更恐怖。某些批评可能是粗暴的，但是粗暴批评的存在并不能整体否定批评本身。况且即便是粗暴的批评，也远不如剥夺言论自由可怕，因为言论产生的压力再大，只要保证不得使用暴力——无论是国家暴力还是国家纵容的私人暴力，被批评者都仍然保留选择的自由。
有人认为道德批评就是逼人“做圣人”，这有点搞笑。对“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公开表个态就能做圣人，这个“圣人”也太好做了。只是可惜，即使这样的“圣人”在当下中国又何其之少。其实，许多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显然不是做什么“圣人”、“斗士”，而只是服从良知、拒绝说谎、表达人性底线关怀的勇气。知识分子可能对这种底线要求或期待感到不适，但是这种不适未必是社会期待的问题，而有可能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
萧瀚似乎对中国的现状相当悲观。在他那里，可怜巴巴的知识分子只剩下避难和沉默的自由，现在连这点自由都要被不知宽容体恤的极左或极右剥夺殆尽：“奴役者以暴力剥夺了人们无害他人自我选择的大部分自由，被奴役者则以道德的名义剥夺人们剩下那点可怜的自由。”这也许是“文革”及其之前17年的真实写照，但我不认为这是当下中国现状。我也不认同某些“公知”夸大当前言论不自由的程度，并以此为“沉默权”寻找客观理由。现状当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能有所倒退，但是中国客观上已不可能倒退到从前的状态。应当承认，和“文革”那个年代相比，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中国人已经在事实上拥有不少自由，包括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以便推卸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种可怜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请不要将其推诿给这个时代。我个人对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不是“文革”时代或更早）是十分感恩的，并将充分行使这个时代赐予我们的也许不多的自由。
如果我们选择了可怜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可怜将永远继续下去，成为我们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我看来，“沉默的自由”就是一种相当可怜的自由。如果我们确实被剥夺得什么都不剩，只剩下沉默的自由，那么我们也注定不会享有这种自由。然而，萧瀚却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尊重这样的自由，才会有一个哥特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建筑……多样纷呈的世界。”我不懂建筑，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期望完全是虚幻的，因为沉默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
一个沉默的世界不会有什么“哥特建筑”等种种美好的东西，甚至不会留下灰色的建筑，有的是强征、血拆、警察暴力……对了，还有雷洋。雷洋是一个完好的沉默典范，他生前曾公开表明对政治不感兴趣。他无疑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看看最后发生了什么？假如我在他生前有机会指名道姓地要求他放弃沉默，这种做法有什么过分吗？对他个人来说，难道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比宽宥他的沉默更负责任吗？
和多数“公知”相比，我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沉默的，但我清醒地知道，沉默只是知识分子情有独钟的特权。和萧瀚相反，我认为一个沉默的世界是最可怕的。表面上，“沉默的自由”保护每个人的内心安宁，让个人能在没有尘世纷扰的环境下自由自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在一个没有对话、没有辩论、没有相互同情和关怀、甚至看上去没有嫉妒与仇恨的社会，每个人都是敝帚自珍、各扫门前雪的孤子，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任何抵抗强权的能力的。卢旺达、波斯尼亚、波尔伯特……几乎所有的恐怖都是在沉默中悄悄进行的。即便在甚嚣尘上的“文革”，最恶毒的“阳谋”、最残酷的暴力也是在带着仇恨的沉默中发生的。一个沉默的国家如果不是已经深陷极权之中，便是正在走向极权路上。极权体制的日常特征正是秩序井然的沉默，只是偶尔会被步调高度一致的口号所打破。
我喜欢安静，但我更在乎安全，而在我看来，一个纷繁喧嚣的世界要比沉默安全得多。这就好比托克维尔描述的早期美利坚，当你看到集市上各种喧闹、争吵、恶俗、讨价还价、嬉笑怒骂，你应该感到安全，因为这是一个人性得到发挥的正常社会。在这里，偶尔会有技巧拙劣的偷盗，至多只有黑帮的火并。但是当你看到一切喧嚣都沉寂下来，粗俗的市井小民都被教化得循规蹈矩，你最好和警察搞好关系——如果你能识别谁是警察的话。当然，一个完美的世界是鱼与熊掌兼得，人民既能适当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又能识趣地尊重知识分子的沉默权，但世界注定是不完美的；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那么在种种“道德绑架”带来的喧嚣面前，我宁可放弃沉默的权利。
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如果有人责问我：“你为什么不能像萧瀚那样，更勇敢地说话”，我不会高傲地回应“沉默是我的权利”，而是会说“容我回去想一想，你说的是否有道理”——这不是一种敷衍，他也许真的有理。如果考虑之后，认定自己出于种种原因只能做到目前这一步，那么我会不为所动，而不会感觉自己遭遇了任何意义的“绑架”。如果几次三番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感觉有点烦，也可以回敬一句：“也许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你呢？”我不认为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殊之处，让他们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说话责任，或享有更多的沉默特权。他们需要面对社会公众的批评，也可以放下身段和他们对话、争吵、论理。这样的世界不会太平，但是会比一个看似太平的世界更安全。
部分因为体制内改革力量的消失，体制外的温和改良派与激进“革命”派之间时常发生撕裂。在体制现状一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体制外的对话与争论还是有胜于无。这种争论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对话是失焦的，我们可能还需要学习如何对话，但是说话永远比沉默更好。也许我太天真，但是作为言论自由的“原教旨主义者”，我坚信言论的力量，我们因为自由的言论而变得知情、开明、务实、安全。只要不违法，即便错误的言论也总是比沉默的价值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