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各地涌现出的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中，梁树新是准备最为充分、在所在选区呼声最高的一位，但最后连提名都未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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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乌坎风云再起。四年前，经过长期的抗争，也付出了薛金波羁押期间非正常死亡代价，乌坎村民得以选出自己信任的村集体领导，但此后数年，并没有能够争回自己的权益，如今，就在酝酿再一次抗争的时候，村委会主任林祖恋被拘捕，随即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收受贿赂。而就在这两天，甘肃翟明学等人，因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也以“破坏选举”罪被刑拘。
世事轮转，曾今何时，乌坎村委会自治选举和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这些标志著基层民主或者草根政治希望的事件，都曾是微博鼎盛时期的热门话题，被媒体和网友寄予过相当的期盼，一晃五年过去，又到所谓“选举年”，却是雨打风吹花去也，只剩一地萧瑟。
1989年之后，大陆处于政治参与高度冻结状态，激进转型不再具有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以1992年市场化进程重启为基础的各种渐进图景，尤其是世纪之交后，大陆相继加入WTO，申办奥运成功，经济发展相对顺利，新兴社会阶层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当局对于特定的政治反对群体，仍采取持续的高压和严厉的打击，在这样的气氛之下，89悲情主导下的激进转型理念日益凋零，渐进主义思潮逐渐成为大陆话语场的主流话语乃至政治正确。
在这些图景中，基层民主、法制维权、话语空间（市场化媒体、网络言论空间）、社会发育（公益组织等NGO)，等等，构成了主要的事实依据和论证基础，是渐进改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套话语中，基层民主又占据著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法制维权、话语空间和社会发育更多是作为政治转型的有利条件或必要条件，或者在特定时期作为政治参与的替代品，基层选举则不然，它不仅是政治参与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上述有利或必要条件走向成熟后，渐进转型真正的开始。
1990年后期，《村委会自治法》的出台，直选或“海选”的出现，率先点燃了通过基层民主走向民主转型的希望。不过，这一层面的基层民主实践，尚处于自治而非政治的范畴，即便如此，这一层面的基层民主也在各种管制之下奄奄一息，甚至走向死亡，正如长平先生近日的在“乌坎，‘一国两制’的境内试验”一文中所论：“在一个整体专制的大环境中，小范围的民主选举困难重重，必然走入死胡同。”
相比之下，县乡人大代表的独立参选，被寄予了更大的希望，甚至被看作是可能的转型途径，这是因为，大陆现行选举制度下，保留了通过民众自行推举候选人，甚至通过选票上“其他”候选人选项最终当选的可能，如湖北潜江的姚立法先生，就曾以此种方式当选，独立参选在形式上为体制所许可，有最终获得成功的理论上的机会，加上新兴的市场化、网路化传播手段，能够将地区性的独立参选传播到全国乃至国际上，许多人因此寄望，这一条体制内的独立参选道路，可以为扩大政治参与提供途径，并由此推动民主转型。也因此，无论是在2003年的胡温新政时期，还是在微博最为鼎盛时，在言论表达、公益参与、维权活动等剧目相继上演之后，基层选举尤其是独立参选总是会成为更进一步的剧目，以寄托人们追求转型的期待。
不过，大陆的选举制度能否支撑这样的期待，从一开始就是有争议的。因为种种原因，台湾民主转型常被大陆人引为参考，其中，选举在台湾民主转型中无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因此为大陆渐进主义者津津乐道。但是，对比大陆和台湾的选举制度，以及台湾民主转型经验，就可以看出，大陆选举制度下的独立参选很难支撑起推动转型这一重任：
首先，层级低；大陆各级人大是橡皮图章，大陆的选举制度，也不过是专政体制的花边，大陆的所谓选举相当单一而低级，一是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提供直接选举，一是即使是人大代表选举，也局限在县乡两级；而台湾从1954年就开放了县长的直接选举，以及省、县两级的议员直选，1960年代末期之后，更有增额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直选横跨行政和立法分支，纵贯中央到地方三级，这才具有了影响社会、推动转型的能力，当选的官员和议员，也因此成为台湾党外政治人物的核心，美丽岛事件中的黄信介，后来的公政会等等，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反对组织，都离不开台湾特定的选举制度和选举实践。
其次，限制多；大陆的选举制度只是专政之花瓶，而专政的本质就是对社会全面控制，取消自发政治参与，也因此，从设计之初，大陆选举制度就内含了各种限制乃至冻结参与的机制：除了将所谓的直选仅仅放置在最为末端的县乡人大代表之外，即使是县乡人大选举，也被煞费苦心地根据行政区划和所谓界别，划分为若干更小选区，与体制的各种设置配套，方便体制进行掌控和动员；为了防范民众自行推举候选人，又增设了所谓的“酝酿”环节，以保证将体制不接受的人排除出正式的候选人名单。经此重重设防，非体制候选人的当选，简直就是一种奇迹，这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参与的热情，也使得通过参选进而当选以推动转型的设想，更像是一种空中楼阁。
最后，间隔长；台湾横跨行政和立法，横贯从中央到县级的频繁选举，“选举假期”频繁出现，在台湾特定的威权现实下，“选举假期”确实起到了扩大政治参与的替代效果，并最终为台湾民主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大陆选举制度则不然，作为专政体制民主花边的大陆选举制度，仅仅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一项为直选，且五年才有一次，这就意味著，大陆不会有频繁的“民主假期”，而本来就被极度压抑的参与状况，经过五年一次的超长间隔，很难持续的积累。
可见，大陆现行的直接选举层级低、限制多、间隔长，独立参选很难支撑起推动转型的期待，也因此，几乎从一开始，提倡独立参选的人士，也都对于选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著选举制度的改革：一是期待选举层级的提高，如在行政直选方面，有人期待能够由自治层面的村选举，提升到乡以上政府的直接选举，1998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6000选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随后，深圳等地也进行了类似试验，这曾吸引了众多媒体和自由派人士的关注；但最终不了了之。近年来，于建嵘教授反覆兜售的改革方案中，县级直选的制度改革也是其核心内容。
不幸的是，现实进程恰恰与人们的期待相反。市场化促进了各种权利诉求的产生，也刺激了新社会阶层的参与冲动，独立参选也由此成为新社会阶层的重点关注所在，2011年微博上的独立参选热，即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然而，承继89以来的政治逻辑，现行体制并未因而有任何相应的变化，而是继续其维稳路线，且随著社会力量的逐渐成长，而日益刚性，在此情况下，在当局眼里，大陆独立参选更像是某种抗争剧目，而必须加以限制和打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独立参选人本身抱持著体制内参与的心态，但在当局眼里，却是异己的存在。五年前，微博上的独立参选热正在进行时，我就曾提醒，参选即抗争：“参选人大代表指向政治参与的扩大，而维稳体制却旨在通过专政威慑和社会管理压抑乃至消灭政治参与，因此，参选就构成了对维稳体制的直接挑战，必然会遭到压制（刘萍们的遭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参选即抗争，希望李大眼等人做好应有的准备”。
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我的判断：“在维稳体制下，压制独立参选将没有悬念，封锁参选信息不会有意外”，在维稳体制下，即使是作为民主花边的独立参选也是不被允许的，作为抗争剧目的独立参选，也必然会遭到更大的压制，这一次翟明学等人的被刑拘，就说明了这一升级的力度，当然也进一步证明了，通过独立参选推动转型这一道路的虚妄。
不过，抗争从来不是没有意义的，参与到独立参选这样的抗争剧目中，一些人退缩了，但也有人成长了，如刘萍等人，就走上了更加坚定的抗争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参选或许不能改变这个体制，但却可以改变我们自身”，摈弃掉虚假希望之后的抗争中，或许才孕育著真正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