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见｜刘冬舒：“大树底下好乘凉”：中国的政商关系

在中国，做生意需要与官员保持特定的联系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长期流行的地方保护主义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和当地政府官员有着密切联系，那么你在当地的生意就会更加畅通无阻。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联系又显得有些“玄学”色彩：和谁建立联系似乎永远是个困难的问题。毕竟，要是“站错了队”，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来自哈佛大学的王裕华教授近期发表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的一篇论文就对中国企业的政治联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利用证券市场的公开资料，研究者对中国境内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1993、2002和2012年三个时间段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研究者先将政治联系划分为七个不同类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全国人大政协、地方人大政协、中央党代会、地方党代会和解放军。接下来，他们考察了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履历——如果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是上述机构的成员，则该公司被认定为与上述机构具有政治联系。由于董事会成员的数量不止一个，所以一个公司可以具有多种类型的政治联系。基于这些定义和数据，研究者得出了一些相当有趣的结论。

首先，超过90%的上市公司都具有至少一种类型的政治联系，这也充分说明了政治联系在中国企业中的普遍性；

其次，政治联系明显集中于政府部门，这与西方国家政治联系集中于立法机构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最后，研究者发现虽然地方层面的政治联系在绝对数目上仍然多于中央层面，但在最近二十年中中央联系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地方联系。即便考虑到国企数目的变化，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从绝对人数来说，相较于地方官员，中央官员明显属于“珍稀动物”，所以上市公司中央层级联系的迅速增加是相当值得重视的。

研究者认为，这种中央层面的政治联系的增加挑战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政商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满足于仅仅拥有地方联系，而要积极寻求中央联系。这可能源于两个原因：一方面，相较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毕竟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权力，因而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利益回报。这并不难理解，比如对阿里巴巴这样业务遍及全国的企业，显然国家层面的支持比杭州市甚至浙江省的支持要有用的多。

另一方面，地方政治联系相对不太稳定，“站错队”的概率有点高。地方官员常常会被轮调到其他地方，一旦核心官员被调职，企业辛苦建立的政治联系就付诸东流了。同时，地方官员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落马。比如研究者就发现，地方官员因为腐败被查出的概率是中央官员的近200倍。这种情况下，显然寻求与相对稳定的中央机构建立政治联系，对企业来说要保险一些。

那么，这种中央层级更为“稳健”的政治联系是否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呢？研究者再次利用财经市场数据，对2007年上海主要领导变动前后上海各上市公司的股价每日投资回报进行了分析。结果充分表明：只与上海市政府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市委主要领导变动前后五日内，其股价投资回报要明显低于与中央政府保有联系的企业。这一结果反映出，一般投资者对于中央层面政治联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抱有明显的信心，而这种稳定性显然在地方政治环境动荡的时候为企业提供了可靠的支援和保障。

当然，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研究者自己就指出，仅仅基于上市公司虽然可以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的丰富程度，但不可避免的会牺牲样本的代表性。同时，研究者也承认本文中对“政治联系”的定义并不全面，很多借由父母配偶子女情人秘书司机建立的隐形“政治联系”就很难测量。当然，这些更多是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毕竟，中小企业未必有时间配合调查，而儿子去国外读书靠不靠全额奖学金外人也很难知悉。

此外，这项研究还有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用股票价格的变化来衡量的，究竟是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还是公司自身经营情况的变化？再比如，地方政府官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究竟哪个政治联系更有用？这些也许可以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解释。

无论如何，这项研究都给我们理解中国的“政府—企业关系”提供了很多启示。它显示出，近年来中国企业越发重视建立中央层面的政治联系，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寻求地方保护主义的支持。这可能是对中国中央政府近年来权力和资源逐步升高的回应，也可能是企业面对越发复杂的政治局面寻求风险最小化的策略选择。

这项研究也许还从侧面揭示出：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显著的分权导致地方政府权力大幅上升之后，中央政府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控制力和权威在近年来有了逐步升高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不论目标的建立政治联系也许不再是企业关注的第一要务，和谁建立稳定有效的政治联系或许才是企业更加关心的问题。

注：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介绍了原论文的核心主题。 原论文还同时从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利润等角度介绍了关于企业政治联系的一些特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下载原论文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