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莽莽：白纸革命后，柏林参与者发起的中文刊物。“在几次集会游行后，柏林的一些手足决定筹办一个不受审查的中文刊物，第一刊设置了‘圆桌讨论’的环节，希望能收集从四通桥以来的各种运动声音，既作为经验的分享，也希望能留存下运动的证明” 。
一、白纸革命的余波：被捕的手足和被起诉的海外小粉红
随着中国取消清零政策，白纸革命也逐渐走向平静。然而，白纸革命的余波依然继续。
首先，白纸革命启蒙了一大批年轻的抗争者们。在白纸革命之后，他们活动中组织的社群、平台和连结并没有消失，相反，在Telegram等社交媒体上，青年抗争者的人数在继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以Instagram账户公民日报平台上的电报群为例，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16个国家的35个城市的华人，发起了自组织社群，并继续运营。 白纸革命中，中国国内有至少12个城市发起了自组织社群，也仍然在继续运转。
伦敦留学生抗议
其次，中国当局开始了一贯的秋后算账。 白纸革命后，中共逮捕了大量的抗争者，大多数人已经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中，然而仍然有人被继续关押，没有释放。据美国之音报道，网传“南京传媒学院率先举白纸无声表达抗议的女学生李康梦”已经被捕。名单上还包括之前的四通桥勇士彭载舟（真名彭立发）、金嘉伟、林怼怼、川川、王晨皓、李牧、王黛玥、王昊、陈佳林、黃玉峰、魏海和杨紫荆。
白纸运动，手势.jpg” alt=”img” />网传南京传媒学院被捕学生李康梦
据自由亚洲报道，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吴亚楠，“因支持白纸运动和要求保护参加抗议的学生，而被校方以检查核酸为名诓骗进精神病院”。
此外，中国各地的30多位律师在表示愿意为被捕抗议者做免费法律援助后，遭到有关当局和身份不明人员警告、恐吓或骚扰。
最后，西方国家开始拘捕那些违法的海外“小粉红们”。美国检察官逮捕了一名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原因是威胁和恐吓“海报运动”中支持民主的中国留学生。另一方面，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外交官打人事件一直备受舆论谴责。本周，中国方面做出了调离“打人”外交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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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国界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一份2022年度报告，称目前全球共有 533 名记者被拘留，创下历史新高。此外，今年有57名记者遇难，65 人被扣为人质，49 人失踪。
报告封面
其中，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目前共有110名记者被关押。紧随其后的是缅甸、伊朗、越南和俄罗斯。
在中国被捕的记者中，有19名女性记者，其中报告特别提到了张展和黄雪琴。值得一提的是，张展是无国界记者2021年新闻自由奖得主，黄雪琴则获得了2022年新闻自由奖中勇气奖的提名。此外，报告还提及了在狱中的其他几位媒体人，包括前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伊力哈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香港晨钟出版社创始人姚文田。
女权记者黄雪琴、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昵称煎饼）两人于9月19日同时失联。王建兵原计划20日送别黄雪琴从深圳经香港赴英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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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劳工观察：一带一路项目中的海外华工处境艰难
非盈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发布了一份报告《漫长回家路： “一带一路”中国工人的困境》。他们调查了八个“一带一路”国家中的2000多名华工，发现了一带一路项目之下中国工人的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系统性的损害。其中，中国劳工观察重点关注了阿尔及利亚、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四个国家，并分别撰写了报告。
报告封面
该报告引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指在2021年，有59.2万名中国工人在海外工作。然而，中国劳工观察调查了333名在印尼的中国工人，发现只有27.6%的人持有有效的工作签证，因此他们推测可能有多达上百万的中国工人在海外工作。这些工人虽然大多数属于外包和中介等雇佣形式，但最终的雇主往往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报告指出，一些系统化的控制手段削弱了工人的力量，使他们无法离开、不愿反抗。“造成的因素是中国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公司的非法雇佣行为和所在国的冷漠”。
在报告提及“高强度下的‘一带一路’工人生存状况”时，提到了用工方几种控制和剥削工人的手段。首先，“压制工人逃跑或反抗的第一个因素是外包和欺骗性的雇佣”。报告显示，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包，并且在招聘过程中存在大量欺诈。中国劳工观察采访了一位在阿尔及利亚从事建设工作的工人唐先生，当问及“当初谈好的工资是多少”时， 唐先生回答：“ 他说八千到一万（月薪），最多的时候还可以到一万二。现在在工地上给他们 干活，两年多了快三年，只给了六万块钱。还有好几万剩余工资，他们就不给我，护照也不给我”。
第二，签约非法合同甚至没有用工合同的情况非常普遍。此外，如上文所述，大量海外工人是以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的形式，到达目的地国家，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当地合法工作的许可。
第三，“对工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而且十分普遍”。据中国劳工观察报道，受访的工人中，高达80%的人曾遭遇过护照被扣押的情况。另一方面，扣留工资和苛刻的考核制度也成了控制工人人身自由的手段。然而，最恶劣的情况是对工人的监视和直接控制。比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间工人宿舍，宵禁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每到晚上，工人宿舍就会被铁链子锁起来。此外，中国劳工观察还指出，从2021年6月到报告撰写期间，他们收到了11名工人死亡的报告。然而，在这些死亡事件中，没有一个相关公司做出任何解释，也没有进行尸检，就最终进行了火化。
对于上述情况，中国劳工观察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访问，列举了翔实的数据，来证明这些情况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非常普遍。
最后，中国劳工观察表示，疫情期间，工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上百万人的工人因为中国严苛的边境政策无法回国。中国劳工观察更指责“一带一路”项目，“输出了以超出底线的方式剥削底层劳工的经济发展模式”，并表示在宏大叙述的背后，“普通工人的声音很少被听到“，工人的权益“受到忽视和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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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党国体制和私营企业的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发布了一份报告，以华为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在马来西亚的扩张为例，分析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企业的支持和制约，也将这种政商关系称为“马来西亚”模式。这是该系列报告的第三份，稍早该机构还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希腊电力市场和西非采矿市场的扩张。
报告封面
报告指出，这两家公司从中国当局获益。首先，中国官方为这两家提供了金融和政治的安全网 。报告指出，特别是华为，在国内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并列举了从贷款优惠到政府项目等一些列有利华为的政策。然后，这两家公司利用在中国积攒的技术和能力优势，开拓马来西亚的市场。此外，中国也利用自身的外交资源帮助这两家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就参与了杭州市政府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公司的协议。中国的外交官们也经常为两家公司做宣传，作者评价这两家公司得到了国有企业般的待遇。
然而，作者特别强调，虽然这些公司和中国政府有政治联系，但是中国在马来西亚等地的大多数科技投资本质上还是一种商业行为。两家公司为了赚钱来到马来西亚，而如果他们提供的服务品质不好，也不会得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认可。该机构也特别强调，最终的商业成功还是要凭借自身的实力。
另一方面，两家公司也受限于和中国当局的关系。受到当局政策的影响，这种“政商关系”会使得公司战略业务范围变得更加有限。此外，中国的外交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这使得原来两家公司的外交资源变成了负资产。比如华为公司的5G业务就因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而饱受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