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运动员商春松被媒体报道为哥哥买房，竟然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女权辩论。先是网友@也要楚天阔 比较了傅园慧和商春松，认为商被原生家庭不公平对待，要求负担兄长的买房开支而自己省吃俭用，被“敲骨吸髓”，才会在赛场上流泪，因为“输不起”。
这个观点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支持，譬如@高富强 认为，“这样的讨论还是有意义的，那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给自己的儿子与女儿同样的平等的没有区别对待的家庭环境，打破这种貌似天经地义的压榨女儿的文化怪圈。”
公共辩论的伦理
父母在经济扶助上向儿子倾斜，甚至要求女儿将经济支持儿子作为对家庭的反哺，这是非常普遍的家庭内的性别不平等，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是有公共性的。然而，公共讨论应该有一定的伦理要求和事实基础。前者指的是，如何在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尽量不涉及个人不愿意让渡的隐私，不强制他人的生活选择从属于公共性的正确；后者则是，一个在主旋律框架下的蹩脚媒体报道是否能够等同于事实，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识性判断——譬如商春松作为体操队员的瘦小身材是否意味着营养不良和没有得到好的健康照顾，是否能够从长相推断出她“饱受欺负”等等。
商春松的父母有没有压榨她？商和支持她的网友的答案是，没有。不管事实上的家庭关系如何，商春松没有对媒体和外界投诉过父母家人。可是评论者从一些报道和她家人生活自述的蛛丝马迹，认定她受到了这样的压榨。她们认为省吃俭用的前提下为别人支付巨额买房款，已经超过了妹妹对哥哥的责任。
微博上的辩论特别能够体现知识的情境性，人们代入自己的经验阅历的程度，往往左右着她们的立场。确实，在传统性别规范重新占据主流的今天，即便并不穷的家庭，对儿子和女儿的经济支持也是不一样的，譬如我看到很多家庭，父母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儿子购买住宅，但对女儿，则是供着上了大学，再给一点结婚的嫁妆钱已经不错了。即便事实上，养老的负担不管是在照料工作层面，还是经济支持上，都越来越多地由女儿承担。
但这不意味着，商春松要成为这种现象的替罪羊。原因很简单：她拒绝接受公众对她家庭关系的评判。在她和网友的分歧中间，是一篇双方可能都不认同的报道——在强调“家庭美德”和妇女家庭角色的大背景下，作为喉舌的媒体对她的故事采取了非常可笑的歪曲框架，强调她是一位克扣自己生活费用，为视障者哥哥买房的孝女。正如去年将被拐卖妇女作为“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一样，这个框架点燃了女性公众的愤怒。
亲情绑架的社会脉络
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积年累月进行女权意识普及和辩论的女网友们，多数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意味着她们很多都是独生女，才能够得到家庭不遗余力的投资。她们也意识到，自己跟很多没有那么幸运的女孩的差距，是没有兄弟。正是因此，家内的性别不平等会成为她们的众矢之的。
“对女儿敲骨吸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另一方面，为什么上学、医疗和养老都会成为亲情的负累？为什么买房会成为她们所认为的“压榨”存在的一个铁证？
亲子之间经济上的捆绑，与其说来自旧式大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是在一个社会安全网存在重大缺失的环境中，社会保障功能不得不转移给家庭承担——正是经济和社会保障上的脆弱性，让主流意识形态重新借用传统的家庭意识来辩护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保障责任——那个针对商春松的“孝女”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如果一定要用商春松和傅园慧作比较，那就是商的父母来自农村，长期在建筑工地上工作，这个工作是缺乏稳定性的，谈不上安全体面的工作环境，通常没有社会保险，他们的退休保障和医疗，将来可能主要靠儿女。而商的哥哥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视障人士，没能得到负担得起的特殊教育和就业优先保障，只能靠家人的力量自费学习按摩，从他的自述来看，在找工作和创业上并没有得到残障人士应该得到的公共服务和优惠。傅园慧的家庭虽然也是普通工薪，但是她的父母是城市居民，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并且享受城市中更好的公共文体设施，因此她的父母是体育爱好者，能够给她提供一个“轻轻松松享受体育”的环境。所以，@也要楚天阔 论及的跟亲情捆绑的经济负担，来源不仅仅是性别不平等，还有城乡居民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残障人士权利缺乏保障，让被相对剥夺的一方，只好通过家庭和亲属的网络，来获取本应该是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
在这种情形之下，对商春松家人的苛责，和对不同的家庭模式背后社会结构的忽视，似乎是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正是公共产品的缺失，造成了保守家庭伦理的强化，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受限于此。
贫穷是处境，不是本质
我更想多说一些的是，当我们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我们怎样看待贫穷？也许我们会同意高富强所言：“……这样的有儿有女的家庭，十之八九都会不同程度地压榨女儿。这在中国农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贫穷封闭的地方越是如此，是中国未开化的传统文化决定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关于性别平等和妇女处境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贫穷和阶级区隔的讨论。就像在商春松事件中，讨论其实按照阶级将人们的行为界定到不同价值等级。譬如暗示傅园慧学游泳是为了强身健体，“能轻轻松松享受体育”，比农民孩子为了谋生而从事体育更“高级”。“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用在出身农村贫穷家庭的商春松身上，更像一种出身论式的羞辱，暗示她即便同样获得铜牌，仍然没有傅园慧“高级”。还有的网友认为，对比较少的孩子优生精养的家庭更“先进”，暗示彼此经济期待较多的家庭则是“落后”的。
每当对穷人的攻击和羞辱以性别平等的名义被辩论的时候，我总觉得很为难。我能够理解这些辩论为何发生。确实，越穷的地方性别很可能更不平等，因为经济的改善多少能软化性别的压迫。然而，“穷屌去死”真的是一个性别平等解决方案而不是相反吗？为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富裕地区仍然有那么多出嫁女为自己应得的集体股份苦苦上访？为什么@女权之声 积年监测的211大学永远对男女采用不一样的录取标准？既然穷富并不是性别是否平等的标尺，为什么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中，多多少少都夹杂着对穷人的轻蔑和漠视？
阶级越来越多地跟性别议题纠缠在一起。关于婚姻恋爱和买房的讨论尤其同时涉及阶级和性别。大城市房价不断上涨，房产价格影响着生活品质和阶级位置，这让婚恋不免要考虑保住阶级位置或者获得上升路径；为了保全举全家之力购买的房产，甚至需要出台司法解释，破坏婚姻法的共同财产制；年轻人不得不依赖上一代人的支持买房，也更加严重地让上一代的观念与决策介入自己的婚姻，这导致代际和性别矛盾纠缠在一起，让年轻女性忍无可忍。
今年春节，发生了一个据说是“谣言”的“逃饭事件”（“上海女孩”跟随“江西男友”回老家，因为年夜饭粗劣而逃离）。当我看到一些网友认为“不是逃饭是逃命”的时候，完全不能认同。譬如，论者提到：“社会正在像一个正常的社会，有着越来越明确的社会阶层的区别，再建立它自然的流动和上升渠道。不应再有一个粗暴的意识形态的手，把这样的自然守序搅乱、掠夺、破坏和颠倒。”也就是说，阶层的隔离是正常的，是“自然守序”，而跨越阶级的联姻则是受制于“粗暴的手”。很难想象这些评论发生在小学都学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们中间。这是讨论女性的处境和选择，同时也是中产阶级对下层的隔离。
我们今天对贫穷如此恐惧，好像那是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而穷人则是病毒的宿主。贫穷仅仅被视为性别不平等以及其他不文明、不道德现象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我们如此害怕贫穷，这正是一个阶级固化的时代的病症——我们都感觉到了那种气息：贫穷已经越来越难改变了。
不过，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贫穷，我们还能改变性别不平等吗？要知道，相对于男人，中国女人比20年前更穷了不只是一点。中国女性在业者的劳动收入多集中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组，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67.3%（城市）和56.0%（农村），比20年前差不多降低了20%；而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女性更是只有男性的四成左右。所以，事实上，穷人不仅仅是被批评的大男子主义者，穷人更多地，是女人。在全球范围内，“贫困女性化”是一个超越文化和种族存在的现象。这也是扶贫组织乐施会要将性别平等作为其扶贫战略的主轴的原因。
互联网上的女权辩论常常有以“女力”作为基础，就像在商春松事件中经常被提及的，就是让女性明白要“为自己而活”，让自己强大，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资源，并且拒绝被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他人剥削劳动成果。这固然是很多人女权觉悟的第一步，但仅仅“为自己而活”，离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还有不少距离。
正如性别不是人的本质而是社会结构使然，贫穷也是如此。因此穷人不应该被视为本质上的“卢瑟”。性别不平等会导致和加剧女性的贫困，而各种社会不平等的交缠，导致了无法改变如同绝症般让人绝望和恐惧的贫困。但远离和苛责穷人，并不会改变这种社会之癌一分一毫。
但凡提及对穷人和底层的同理心，在网络上总会被批评“圣母病”。但是，作为希望革新社会的人，需要一点推己及人的圣母心，也就是将自己在性别不平等的处境中所感受的挫折和痛苦，用来体验其他人在其他不平等的处境，一起为改变这些处境而斗争。 因为性别平等不能仅仅是少数人的“向前一步”，它应该是一个更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的一部分。
（本文原标题《穷人让性别更不平等吗？——兼论商春松买房和“逃饭”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