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政府系统的管理官僚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反抗是一种消极反抗。他们的反抗不可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因为这种反抗是对大规模的反腐运动的一种反弹，是为了维护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权群体的私利而进行的挣扎，而社会大众对中国的腐败现像、对中国的官僚群体早已恨之入骨。与此同时，这个群体的反抗也带有明显的党内帮派色彩，是体制内利益受损的官员针对习近平、王岐山通过选择性反腐，运用铁腕来改变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现有利益格局进行反抗，但是这些人目前群龙无首，胜算的可能性不大。
政治精英的消极反抗会降低中国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但不会在短期内形成对现有政权的直接威胁。经济精英的反抗却足以让在高速车道上行驶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出轨甚至翻车。通常，经济精英指的是那些控制著企业的企业家和企业经理人。目前的中国有著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虽然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著作用，但是他们的行为基本上与政府官员雷同， 他们的反抗与我们前面谈到的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模式大同小异。
中国真正的经济精英群体应该是外国投资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他们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在收入上的最大受益群体，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和接受市场规则的最有力的推动者。这部分人在习近平掌权以后感到了与邓、江、胡执政时期不同的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最大的不同是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越来越歧视的政治立场和行业政策。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一直表态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但是在法律法规和行业政策上却一直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采取有区别的政策。
最为明显的是在金融、政府采购、行业准入、非正常经营成本以及日常经营管理的干预等方面上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政策。以金融为例，中国的银行系统基本上是国家垄断，在金融系统中份额极小的所谓民有银行背后实际上也都有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身影。这些金融机构的贷款直接间接地都会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在贷款额度和利率等方面都存在向国有企业倾斜。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假如没有这样的倾斜，中国国有企业的盈利会在现有水平上底十七个百分点，这意味著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根本就无法生存。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支撑了大量没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国有“僵尸企业”，同时也导致了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应该得到的贷款而陷入绝境。客观地讲，这种在政策上对民营企业由鼓励转向歧视状况从朱镕基主持经济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到胡锦涛时代中国也曾经产生过“国进民退”的抱怨。但是过去民营企业能够继续经营，一是因为经济发展总体向上的趋势使得他们在受歧视的环境下仍然有盈利空间；更重要的是，腐败的官僚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收买官员争取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大踏步向毛泽东的激进国有控制的社会主义回归，这就使得金融和其他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和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更加系统化。另一方面，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也使得民营企业通过收买政府官员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策略无法继续奏效。这正是在本届政府上台以来，多次出现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大量民营企业倒闭的一个重要背景。除了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在中国经济体量增大的背景下，过去北京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些优惠也逐渐变成了政策性的刁难。
经济精英对现有政策强烈不满，但是在中国现有威权体制下他们无法变成一种集团性的反抗行动。他们的对策是“用脚投票”。官方公布的统计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的投资出现剧烈下滑；大量的企业家和私营企业的经理人向海外转移资产，这种转移或是采用虚假贸易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地下钱庄的方式，经济体量更大一些的则是采用向海外投资的名义。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资本项目下的逆差，这都表明中国的经济精英们正在通过快速“抽血”的方式为中国经济实行“安乐死”，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反抗不仅会最终终结现政权，无疑也会带中国社会大众带来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