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工人们正在废品堆里搜索可回收品。废品回收种类繁多，曾经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北京街头不起眼的巷落，间或有三轮车哐当驶过，车上高高摞起各式各样的“破烂儿”，旁边一张海报大的硬纸壳，歪歪扭扭地写着：废品回收。紧跟其后，经过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浩瀚，便会进入一个巨大而隐匿的世界──垃圾的王国。
北京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垃圾分类”，但时至今日，市民尚未养成习惯。去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经达到790万吨，400多个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
每天，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山上，成百上千的拾荒大军爬上爬下，熟练地分拣。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处理，几乎全仰仗这16万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在垃圾堆里手动挑拣分类，再送往废品回收站取得数十元的回报。
在这拾荒大军中，有一个来自安徽的周氏家庭。二十年前，年近五十的周守义举家来到北京南五环外的一处垃圾填埋场，开始了拾荒生涯。
捡来的腐坏食材，捡来的家
周守义现年68岁，来自安徽阜阳的一个村庄。他是一个固执的老头，身体还结实着，就是少了一条腿。
从前他是孤儿，家乡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一直靠给别人盖房子糊口。80年代末，一次施工中，一棵突然倒下的大树压断了周守义的左腿，他丢了工作。1995年，一起火灾烧毁了全部家当，周守义被彻底赶入绝望。他决定举家到北京闯荡。
这时，他带着四个孩子：一对两岁的双胞胎女儿，取名冰玉和冰清；弟弟没钱养女儿，想丢弃，周守义也把她收养过来，时年8岁；妻子还怀着未来的儿子冰杰。
经老乡介绍，周氏一家五口来到了北京南五环的西红门地区，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现在，由于城市的迅速扩张，这里已经成为坐拥宜家家居和若干小区的生活区。
冰玉赞叹妈妈的手艺，每次都能切掉严重腐败的，把中间的部分用开水反复煮，之后切成肉片，佐以辣椒同炒。“有没有异味我们吃不出来，一心就想着吃肉了。”
加入京城十万拾荒大军以后，周守义用捡来的铁皮、碎砖和木头，在垃圾堆中建了一个铁皮窝棚，还在其中迎来了儿子冰杰的到来。即便在冬天，垃圾场上腐败的气味依旧刺鼻。冰清记得，每隔十几天，还有粪车来这里倾倒。
屋里一切的家具和衣物，都是周守义捡来的。一开始，连食物都是捡来的，对于饭菜上活动的蛆虫，一家人也并不太在意。孩子们最高兴的，是爸爸捡回来肉。冰玉赞叹妈妈的手艺，每次都能切掉严重腐败的，把中间的部分用开水反复煮，之后切成肉片，佐以辣椒同炒。“有没有异味我们吃不出来，一心就想着吃肉了。”
还有一次，周守义给孩子们捡回来一盒酸奶。冰清喝了，觉得幸福死了。“我和姐姐许愿说，真希望我们天天能捡到酸奶喝。”蔬菜的话，“比如芹菜，总能从烂的里面摘出几根好的。”冰清小时候总感叹：“北京人怎么什么都敢扔！”
爸爸喜欢捡假花，摆得一屋子都是。一次女儿们想扔，周守义很不高兴：你们傻啊，这些花就是你们啊！又一次，爸爸居然捡来了旗袍，让女儿们穿着出门。旗袍不合身，但周守义很开心，他看着很美。
废品回收种类繁多，曾经什么东西都可以卖钱。赵晗提供
操劳之余，周守义喜欢传讲拾荒致富的传奇故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城市便兴起了拾荒大军，有研究统计指出，北京的拾荒大军高峰期近16万人。他们中的主力，是来自四川、河南、河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农民，聚集点由同乡构成，分为多个帮派，竞争激烈，常有打斗。
渐渐的，一些早期从废品中掘金的人率先致富，成为了资产上亿的“玻璃大王”、“塑料大王”、“铁铝大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北京郊区成立了大型废品回收站，常从附近村大队中租用土地，占地可达数千平方米，被分割成无数回收小作坊，分门别类进行回收。各种废铁、纸皮、塑料、玻璃堆积成山。
在北京十几个大型废品回收站中，具备营业资质，工商信息齐全的寥寥。这些地方通常不挂门牌，圈地收钱，随意排污。虽然这些废品回收站衍生出不少治安、污染、假货和地沟油的问题，但这十几万拾荒者的劳动，每年帮政府节省了数亿元垃圾处理费。
拾荒大军鏖战之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最近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美国日本进口的废品。
在世界废品回收市场的上游，亚当·明特（Adam Minter）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废品经销商家庭。20世纪初，他的曾祖父从俄国移民到美国，不会英语，身无分文。处境与周守义类似，他选择了唯一能做的工作：捡垃圾。
七十年后，明特家族建立了废品回收帝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亚当进入了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并在全球最大财政资讯公司彭博社任职记者。基于对中国和世界废品回收业十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写出了《废物星球》（Junkyard Planet）一书。
虽然与老明特同行，但周家的四个孩子却全然不是亚当那样。他们不断坠落，被冉冉升起的中国远远抛到了另一极。
在垃圾王国的最底层
垃圾王国等级森严。敢吃苦，不怕脏，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捡。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关注北京垃圾处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他介绍道，北京的拾荒大军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其中最大的要数“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第二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帮派间规矩森严，从玻璃到塑料到制品，各个帮派的拾荒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周守义不认识什么有势力的老乡，他所能捡拾的，已经是各帮派、环卫“正规军”和“野战军”轮番翻拣过的，处在整个垃圾回收系统的最底端。
1997年，北京的拾荒大军达到8.2万人。那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他们“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使用中的井盖儿、护栏、变压器、地铁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
为了缓解这种混乱局面，王维平亲自促成了北京十多个帮派的面对面会谈。会议达成了共识：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四环外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
周守义不认识什么有势力的老乡，从生活垃圾回收站到转运站，再到这片垃圾填埋场，他所能捡拾的，已经是各帮派、环卫“正规军”和“野战军”轮番翻拣过的，经过十几轮利益相关方，处在整个垃圾回收系统的最底端。
他左腿截肢，行动力有限，妻子身患多种疾病，劳动能力不如其他人家，躲避在垃圾场“小打小闹”单干，他认为最为稳妥。除了垃圾场，周守义还会戴上假肢，骑上三轮，在北京各个小区周边转悠，寻找废品。若要进入居民垃圾回收站──这意味着抢别人的生意，他还要按月给当地环卫部分交费。北京近千个小区垃圾回收站，早已被逐个承包。
在垃圾王国中，周守义小心翼翼，尽量避免破坏规矩。即便如此，周家的每日所得，仅够果腹。
周家人曾经有过一次远离垃圾场的机会。那是快到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周家收到消息，他们居住的那片垃圾场将被清理，新建小区。有人愿意出资，帮他们换一个宜居的住处。
周守义拒绝了。
他们在北京没有暂住证，孩子属于计划生育政策外的“超生”子女，没有户口，周守义担心他们会被查、被遣返原籍。他和其他拾荒者一样，最怕见到治安联防（编注：协助公安维持社区治安的民众组织），他们手上都有若干罚款收据，罚一次就好几百。尤其那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严打”时期。
他更担心，拾荒行业竞争激烈，各人占山为王。如果住到更好的环境，代价便是“失业”，他不仅失去了自己好不容易抢到的地盘，更无法轻易进入其他垃圾场分一杯羹。
对周守义来说，没有哪里比这个肮脏恶臭的垃圾场，更适合藏身和维持生计。这里，是周氏一家的围城。
仅塑料就可分为20多类。赵晗提供
读书是一种奢侈品
孩子读书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周家。周守义会认一点点字，妻子完全不识字。拾荒收入寥寥，维持一家人每天的生计都勉强，遑论教育。更何况，北京并不欢迎他们。
直到2002年，大姐15岁，双胞胎姐妹9岁，弟弟冰杰7岁时，四个孩子都还没有户口，也都没有上过学。并非周守义不想让孩子上学，只是实在凑不上学费。
周家附近，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间接听说了他们的情况，亲自上门，劝说孩子去上学，并决定免除所有学费。然而没过多久，老校长离开了学校。新校长一上任，首先停了对周家子女的资助，甚至向他们追讨之前的学费。周家子女辍学。
周守义四处借，凑足了学费。不过，四个孩子复学没多久，北京市集中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他们的学校遭到取缔。周家子女再次辍学。
那是2005年，大姐18岁，几乎没有读过书的她决定外出打工。别人说介绍她去河北，但到底去哪里，做什么工作，一家人完全没有概念。大姐走后，音讯全无。周家曾报案，但因为大姐没有户口，案件没有被受理。
周家的遭遇引起了一家教育机构的关注。在外界的帮助下，双胞胎姐妹和弟弟冰杰得以在附近尚未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小学继续学业。周家三个孩子上学后，展现出过人的读书天赋。特别是弟弟冰杰，稳居班中第一。在简易的铁皮屋内，挂满了双胞胎姐妹和冰杰的奖状，他们仨包揽了班中前三名。但这是他们仅存的纪念。
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北京“政策控人”的姿态越来越强硬，政府决意逐步疏解这些低端产业和底层人。冰杰六年级的时候，一天，学校通知说，因为政策原因，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将被关停。弟弟的读书生涯再次被推向绝境。
两个姐姐急坏了。那时她们刚刚接触互联网。一连几天，她们一放学就扎进学校的网络教室，想给弟弟找一条出路。她们从电脑老师那里听说：湖北黄冈中学很好。
双胞胎姐妹决定，送弟弟去黄冈读书！哪怕湖北无亲无故，无比陌生。
此时，周太太已无法独力照顾冰杰。生活在传染病高发、卫生防病盲点的拾荒大军中，她患有胆结石，常年高血压，身体虚弱。双胞胎姐妹打算把读书的机会留给弟弟，自己辍学打工，挣钱供弟弟上学。
2009年，周太太、双胞胎姐妹、冰杰，一行四人来到黄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简易房子住下。冰杰顺利通过了黄冈初中的入学考试。两姐妹很受鼓舞，开始找工作。
当时她们16岁，常年营养不良加上缺乏锻炼，发育迟缓，身高不足1.5米，体重70斤上下。有雇主说出顾虑：你们太像童工了，谁敢用？几个月后，找不到工作的姐妹俩折返北京。
社会人士纷纷向她们伸出援手。双胞胎姐妹所在的打工子弟初中校长得知他们的遭遇后，表示愿意免除她们的学费，鼓励她们继续读书。之前帮助过他们的爱心人士也愿意支持冰杰的学费。两姐妹重回学校。
但她们打心眼觉得，赶紧打工挣钱担起这个家，比读书重要得多。
西红门垃圾场被清理后，周家辗转到附近一个外来人口聚集区住下。双胞胎姐妹上初中，学校离家单程就要两个小时，便住校。远离家人的周守义开始酗酒。有时喝醉，还会给邻居添麻烦。邻居不堪其扰，只能给周家姐妹打电话。双胞胎姐妹放心不下爸爸，决定搬回家。
无论校长和长期关注她们的爱心人士如何劝说，姐妹俩最后一次，彻彻底底地辍学了。
装满经人力初捡分类废品的货车。 赵晗提供
低收入、高风险和疾病的轮回
周家姐妹俩仅有小学文凭，全无工作经验。对外面的世界，她们陌生又茫然。
她们先是盯着街上张贴的小广告，挨家去试。在京城五环外各个外来人口聚集区当临时工：挂日历、搞印刷、化妆品包装、超市整洁……她们试过创业，去做山东煎饼，在城南的城乡结合部摆摊。但姐姐冰玉的煎饼并不受欢迎，生意很差。有时同伴喊一声“城管来了”，冰玉的煎饼车过大过重，逃生费劲。只好放弃。
别无选择，她们走向了高强度、高风险而低收入的工作。
2011年11月，她们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在大兴一个电子工厂做元件目检。这间工厂地址偏僻，工作条件很差，冬天甚至没有暖气。姐妹俩上班的路上也频遇危险，曾有几次在路上被打劫。她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轮流上夜班，全勤时每月工资1600元。
这份收入不高的工作，带给她们极大的疼痛。
妹妹冰清在小学的时候，曾被一个搞恶作剧的同学用椅子砸伤了腰。在这份工作中，她每天12个小时保持C型姿态，没多久，便腰痛难忍。她买回止痛药。一开始一次两片，一天三次。到后来，她开始一把一把地吃。但疼痛却在加剧。
疼到极限，冰清来到大兴区一家医院看病。医生没有进行任何问诊，首先安排她照了3000块钱的片子，不过这只是开始。在照核磁共振之前，冰清急眼了，求医生：“我真的看不起了，能不能就照到这里？”医生说，只有把需要照的照齐，才能诊断。哀求无用。害怕继续花钱的冰清，果断离开了医院。
“花了3000多，什么结果也没拿到。”冰清想起就医的经历，心有余悸。
有一次女儿们逼着周太太去医院，可医生还没有看完，她就落荒而逃，生怕再多坐一会，就会产生不可承担的费用。
与冰清的工种不同，姐姐冰玉需要每天紧盯元件。没过多久，她患上了眼疾。眼睛疼痛、视力下降，眼白处长了白疙瘩。
挨了三年，2014年，身体严重不适的两姐妹离开了电子厂。冰玉曾酷爱语文。上学的时候，她最喜欢看书，偶尔还写些小诗。从电子厂出来后，她的视力严重受损，阅读变得吃力。
周守义的身体也开始频出毛病，有几次在收废品的途中晕了过去。周太太的病情恶化得更为迅速，她经常胸闷气短，也晕倒过几次。她的视力严重退化，因为看不清，手上尽是倒开水烫出来的水泡和疤痕。她在床边的海绵上别了一根针，以便随时把水泡挑开。
她不肯去看病。与冰清一样，她害怕昂贵的药费。有一次女儿们逼着她去医院，可医生还没有看完，她就落荒而逃，生怕再多坐一会，就会产生不可承担的费用。
周太太仍旧坚持去附近捡垃圾。一次，她跑进了一辆集装箱垃圾车里，因为看不清楚，她淘得很费力。正在这时，有工人往车里倾倒垃圾，差点将她掩埋。
“这个行业垮掉了”
2016年春节前，冰清专门请假，帮父亲收了最后一次废品。忙了一天，最后赚了不到一百块钱。周守义知道，拾荒行业干不下去了。
在周守义看来，2003年“非典”疫情后到2008年奥运前，是拾荒的“黄金时期”。近几年，政府开始清除大型废品回收厂。进入2015年，下游的制造业不景气，需求量大幅下降，废品回收价格连跌。
周守义感叹：“这是低端产业，我们贡献完力量，现在要撵我们走了。”
曾经，河南固始拾荒人是周守义的竞争对手，甚至是羡慕对象。时至今日，连固始拾荒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周守义的同行老何站在东小口一排平房前，望着眼前的一片荒草，琢磨自己是不是要离开生活了十多年的北京。
老何的几个同乡戏称：“如今收废品权当锻炼身体。”
东小口在北京北五环外，曾是北京著名的“废品村”，以河南人为主，几乎全部来自固始。全盛时期，废品回收出租大院占地逾500亩，聚集了几万废品回收人员，承载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垃圾回收量。
老何在东小口干了十几年，目睹了整个行业的兴衰。曾经这里一个摊位的月租就要5000块，一个月的收入可达一万元。如今，他们就指望着附近还没有拆除的废品村的装卸生意，干好了一个月能有3000块。在老何看来，“这个行业垮掉了。”在一个汽车流动发车站前，老何和几个固始同乡蹲在屋檐下的阴影里，等着派活儿。
对于废品的报价，周家了如指掌：矿泉水瓶子以前一毛五一个，现在5分一个；一百斤玻璃，现在卖不到20块钱；木头5分钱一公斤；高密度聚酯，从7、8元一公斤跌到现在2元一公斤。
老何的几个同乡戏称：“如今收废品权当锻炼身体。”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的王维平则担心，随着这些“低端产业”退出北京，民间废品回收队伍破产，河北小塑料厂、小冶金厂、小造纸厂的关停，北京的垃圾处理量将大幅上升。2015年，北京的生活垃圾已达790万吨。如何分拣，成为难题。
冰清早就知道，如果说父母当年不顾脏累，通过拾荒还能略有盈余，那么到他们这一代，拾荒维生已不可能。但只有小学文凭的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现在，在距离南城的家80公里外的京北昌平区，两姐妹找到一份在快餐店打工的工作，收入微薄，常常忙得一天只吃一顿饭。冰杰考上了北京一所二本学校，姐妹俩未来的生活重心，是赚够弟弟一年一万六的学费。
23岁的冰玉和冰清都找到了男朋友，从事外卖工作。虽然感情稳定，但两姐妹都没有结婚的打算。她们担心，嫁到家境类似的婆家，便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弟弟。
两姐妹更不敢想象：自己的孩子将来上学在哪里，生活在哪里？
（应受访者要求，周氏一家五口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