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于一身的少年。
在一篇被删除的文章中，王五四这样介绍自己，这是典型的王五四式语言，他用绣花针轻轻一戳，咻一声，被精心构建却僵化的权威话语瞬间瘪了。
在空间日渐逼仄的言论场，王五四是夹缝中长出的一朵奇葩，他用呻吟替代声音，撩拨你、挑逗你，等你有了兴致，却又不为你负责。
他揭下丑恶的画皮，却不收拾出精致的妆容，他解构荒诞的现实，却不建构美丽新世界，他反抗，却从未摆出反抗者的姿态。
他的公号开了封，封了再开，如同寓言中的西西弗，把石头搬到山顶，又滚下山来……山还是那座山。
一切看上去没什么改变，那些转发王五四文章的人不见得会走上街头。似乎又有改变，他们至少做了一次心灵大保健。
街市依旧太平，唯一改变的，是多了个“网红”。
“个人的事不太想说，工作上的事你们又不太感兴趣。”网上风骚的王五四未说先红了脸，为了给自己的创业项目“花样菜场”站台，他不得不接受很多采访。
在介绍花样菜场时，他会有一小片刻不易察觉地停顿，语言准确又无趣，像一个合格的职业商人。
很难细究网红王五四给花样菜场带来了多少流量，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关于花样菜场的报道都会提到王五四，而鲜见另一位创始人。
更难细究的是，有多少家投资机构，是因为王五四知道花样菜场，又有多少家因为他的身份而放弃投资。
一个男人要被封多少号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鲍勃迪伦紧锁眉头发出诘问，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这首《答案在风中飘摇》是王五四的最爱歌曲之一，对他来说，歌词要换一下：一个男人要被封多少号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王五四被称为“被微信伤害最深的男人”，一般来说，他的公号不出几天就会被封，王五四、王大姨、王姐夫、王枪枪、王伯伯、日完俺软、王气质、王纯洁、王红杏、王酥麻……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号，连起来可绕地球仪好几圈。
王五四部分被封的号
曾有投资人告诉王五四，尽管他的文章篇篇都是十万＋，却无法和同是网红的papi酱一样获得投资，因为老是被封号，无法聚集粉丝，自然也没有价值。
五四永远不死，只是粉丝慢慢凋零。最多的时候，王五四公号门下聚集了近五万粉丝，被封后，新号在三五天后也能有两三万关注，现在的“王粉红”（注：采访时王粉红还活着，发稿时她已牺牲，新号：王乒乓）只剩下四五千人。
“封号后还告诉你可以申诉，申诉后就告诉你说不通过，这是赤裸裸滴双重侮辱。”他曾这样吐槽过微信的申诉政策。不过，王五四本人并不是特别在意等比数列般锐减的粉丝数，封号给他带来的现实烦恼，是必须不停地注册新号。
微信规定，每个身份证最多只能注册5个公号，王五四壮烈地用完了自己和妻子的配额，而现在的“王粉红”是他的第14个号，王五四是怎么做到的呢？
“淘宝买的。”王五四压低了声音，凑过来轻轻说，好像在分享一个见不得人的小秘密。“总不能用别人的，肯定不方便，另一方面，比如你用一个同事的，朋友的，也怕给他们带来麻烦。”
如果你觉得这样就万事无忧了，那真是too simple too naive。注册公号只是万难第一步，公号还要有管理员账号，是一个私人的微信号，也要实名注册，层层实名之下，王五四感慨“可能以后我能买到号也没有管理员账号”，因为一个账号只能绑定5个微信公号，王五四和他妻子的号已经用完了，他另一个手机注册的还剩最后一个名额，“这个也用完之后，我想要么办一个新的手机号码再注册微信，但是办手机号又要实名。所以以后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写了。”
很多没见过王五四的人以为他是斗士形象，横眉冷对，眼光逼人，实际上他身材略圆，戴副眼镜，慈眉善目，像一尊胖弥勒。
别没事就启蒙
王五四的文章总能戳中大家的痛点、痒点和骚点，这种风格是如何练就的，答案可能是遍布全国的异性网友。
他上大学那会儿，天是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不像现在有陌陌微信可以填补寂寞。摆脱了高中苦难生活，重获自由的王五四相信“广阔聊天室，大有作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王五四一头扎进聊天室，和全国各地的异性网友打成一片。
除了聊天室，QQ是他的另一个战场，网名是现在看来颇为老土的“东门吹雨”（取自西门吹雪），查找各地异性网友，看到头像亮着的就加开聊，简单而直接。
聊天室和QQ造就了王五四的语言风格，在博客还很红火的年代，他以王小三为网名写过不少博文，文风是弱化版的王五四。
当王五四还叫王小三的时候，王小三只是一个单纯的网名，然而时代变化太快，小三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王五四不得不重新想个名字：
所以准备在0–9的数字中重新选一个，王小0容易读成王小蛋，不雅！王小1容易读成王小棍，涉黄。王小二？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吉利！王小七？刚脱离了第三者，现在又妻妾成群，养不起。王小八？别提了，像某种动物的名字。王小6和王小9适合情侣。王四王五？难以抉择，王五四好了，以此纪念一下五四青年节。
这段大约八九年前的文字，依稀可见日后王五四风格的雏形。
博客之后，王五四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微博。直到2014年，王五四开始写些有趣的小文章，千字左右，发在朋友圈，他发现他写的东西有很多人愿意转，这激发了他更持续的写作欲望，就开了公号，取名“王五四”。
很多媒体人看了觉得写得很好，“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或者动力，就一直坚持写。”那种被注视而带来的快感很快消失，“后来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纯粹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不写就觉得憋在心里挺难受的，吐个槽。”再后来则是有朋友需要发广告，仗义的王五四总会答应，但是光发广告没有点击量，所以他就得想想，找热点话题写一下。
至于动机，他不止一次地袒露，写文章并非要振臂一呼，纯粹是个人爱好，所以他对各种褒贬基本一笑而过。
“写点微信公众号不叫做媒体，就是个人业余爱好，跟退休老干部跳跳健康的交谊舞、给广电总局打打举报电话、找个饭店谈谈民主的好处是一样的性质。” 在回答有马体育网友提问时，他调侃说。
他也不喜欢启蒙的论调，“别没事老想着启蒙，人民群众其实聪明得很。”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根本不应该有叫醒谁的心态，大家都醒着呢，只是不想起床。”
“不认识他，不是粉丝，也谈不上喜欢”的评论员宋志标称，如果在现时条件下，嘲讽也是一种批评，王五四就是喜闻乐见的轻度反洗脑同盟会员。
有关部门：“写文章的时候能不能少用点黄段子”
互联网给王五四带来的不仅是语言风格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瓦解了先前的认识，迅速建立起另一种新价值观。
和很多精力过于旺盛的大学生一样，王五四通过各种工具下载了大量影视资料，其中就有“长者怒斥香港女记者”和未进入教科书的某历史事件的纪录片。
砰的一声，王五四听见了某些东西碎了一地的声音，那是他从小就以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建立起的世界观。那时他也会在校园BBS上写些文章，不过认知还停留在“中央都是好的，只是地方政府不执行的那种水准”。
推特的出现，让王五四迅速成熟，这块海外孤岛聚集了一大帮乐于公共表达的网友，王五四和他们有过不少争论，也获得一些赞许，同时收获一群朋友。
“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是从不劝小姐从良，一个公民成熟的标志是从不期待政府改良。”他的这句名言是认知彻底改变的结果。
他也是个勇敢的行动者，在一些对传统媒体没有空间的公共事件上，他以类似公民记者的身份冲到前线，用微博直播，“围观改变中国”是那两年的热门口号。
2008年，王五四在网上看到了一份文件，关于这个国家的美好构想，他以前从未看过这样的东西，觉得里面的东西很吸引他，没多想就签了字。
王五四没有意识到签名意味着什么，直到有关部门找上门，那时他在山东老家过春节，“第一反应是家里被偷。”对方问他是不是在练一种邪教气功，王五四说怎么可能。
几个回合之后，对方才指出要害，问题就出在签名上。
王五四和有关部门的“深厚友谊”自此建立，“每个月见一次面，也没什么事情，就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饭桌上不会剑拔弩张，“就跟几个朋友一样，虽然大家身份不一样，基本上就是聊聊他们的爱好，聊聊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里的事，个人的事，反而跟他们的职业，跟我的公共表达完全没什么关系。”
不过，在一些敏感时期，他们会告诉王五四今天你不要出门，“也不会做什么，只是例行公事，比如G20前，他们说你最好离开杭州，但是你不离开也没关系，那可能会比较麻烦，那我选择肯定是自己就离开了。”
长久如斯，有关部门的同志们也成了王五四的读者，他们向王五四建议，写文章的时候能不能少用点黄段子，写得正经一点，并没有批评文章中的观点。
孤独的时候，信仰会给你力量
除开王五四这一身份，本名王永智的王五四普通得再不能普通。在成为王五四之前，他和千千万万80后没多大差别，从小学到高中，大多数时间用来学习。高考考了个不错的分数，按照家人的意见，去了山东大学计算机系，但是一入学就觉得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
大学毕业后，王永智去了遥远的深圳，在创维市场部工作，每月拿五千块，觉得多得花不完。
半年后，追随大一时网恋认识的女友到杭州，工资只有1500。在一家动画传媒公司做动画片编剧。他写的《古代科学家的一百个故事》，曾在央视播放。一年后，他进入杭州移动，做移动增值业务，一做就是3年。随后，他入职腾讯，负责杭州政务微博与媒介微博的运营。又过了3年，他从腾讯离职，去凤凰网做手机阅读业务。
在花样菜场之前，他有过两个创业项目，一个是女装O2O，和“爱宴遇”，汇集大厨与有拿手菜的手艺人在平台上开局收费招待人。
成为花样菜场的合伙人，也是出于偶然，最早他作为中间人为朋友的项目找投资人，投资人觉得项目不错，但投钱的前提是要有懂互联网的人，有多年互联网从业经历的他就加入了。
做生鲜电商，他自认为找到了一条另辟蹊径的商业模式。在很重的生鲜电商行业，花样菜场是一家很轻的公司，没有自建仓储，由遍布杭城的农贸市场提供菜品。也没有自建物流渠道，菜贩、甚至菜市场的保安提供送货服务。“业务线都在盈利，发展速度比较稳当。”
常以“互联网企业家”自嘲的王五四，最早的愿望其实是作家，“我以前的理想就是这块儿。很希望自己写得东西能被别人认可，投过一两次稿，南方周末，没什么音信。”
现在，他的文章被很多人认可，他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这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文章给我带来的，并不是说我真正写文章的水平高，而是这类的东西没有人写，也就我在写，有的时候我回头看自己写的文章，也没有什么意思。”
最近他写过几次电影观后感，也有地方约他写过一些文化评论，令他苦恼的是，写这些东西大家反而不愿意看，比如写《长江图》的影评，阅读数远没到十万，“大家对你的定位很简单，要么骂骂政府，要么骂骂什么现象，我是很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其实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情绪很强烈的人，我反而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我觉得。”
王五四今年最大的变化，是成了父亲，“原先以为会有巨变，但其实没有。唯一的改变是，原先会想很多事，现在专注于家庭，家庭的概念从没这么强烈。”
这也给他一种紧迫感，“以后女儿给人介绍我的时候，说我的父亲是一个时政评论员，听着挺别扭的，我想要是她说我的父亲是一位作家就好多。”他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没看过什么书，最近屯了很多书，却都没怎么看。“五年后，希望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说这话时，眼神闪烁着期待。
大一时，王五四手捧圣经，站在济南曲水亭街的基督教堂里，深受感动。后来他在杭州受洗，不过却好几年没去过教堂，“中国是个扭曲的社会，不管什么都是，包括信仰，教堂。”
王五四相信，“孤独的时候，信仰给你力量。”就像他那位身陷囹圄、“只向上帝上诉”的律师朋友。
“让我跟你讲一讲王五四鲜为人知的一面”
回到屋檐下，王五四更多的是回到王永智本身。父母基本上不会问他在干什么，王五四也不会主动说起。“我的生活，如果你没问，我没必要非要跟你分享。有些时候分享一些事情是快乐，有些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负担。不想让他们担心太多，如果有一天他们愿意了解，我会跟他们讲。”
当然，王五四也不会干涉他们，“我不会阻止我爸看新闻联播，不会阻止他在车上挂毛泽东像一样，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生活，让他去就好了，没什么关系。”
但有些事情却总也无法回避，“根本无法逃避，也无法视而不见，它们无处不在。”有次有关部门打电话到王五四老家，“他们说我要去北京上访，我爸问我你要上访什么。他们会通过周围的人向你施加压力，但又不让他们知道你真正在做什么。”
最激烈的一次是在王五四结婚前，有关部门找到了王五四妻子和双方家长，差点结不了婚，同志跟他们说，“那就让我跟你讲一讲王五四鲜为人知的一面。”
王五四写过一篇《我爹和我的婚事》，隐晦地记录这段屈从的往事，“为了能让一个女人跟我结婚，他几乎付出了全部的物质和诚心，几近讨好。而我也用尽全力配合着，用力讨好一个女人，用力爱一个女人，用力睡一个女人，可生活却总是用力给我一个耳光，而且是当着我爹的面打的，弄得我们俩都很心碎。”
结婚办酒席，有关部门不断地问王五四要参加酒席名单，谁能来，谁不能来，“不配合，婚礼可能办不成了。”
结婚当天，来了十几个同志，“我在布置会场，他们过来问要不要帮忙，我说不用了，你们不要添乱就好。还给了一个红包。我说红包我拿了，吃饭没办法给你们摆一桌。”
被有关部门关注，王五四刚开始还有点自豪，“写篇文章，还引起政府的重视了，有点进步人士的感觉。”现在却越来越很无奈，让你没办法挣脱的现实。
他曾写道：这么多年，我并不害怕这些，我没有做错过什么，我只是瞧不上这种蛮横的行为，有些时候还会感觉恶心，不过我一次一次变得越来越“乖”，但那种感受……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