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方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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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选译自英国《泰晤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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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上奏清廷时对时局的阐述
（一位中国学生，北京，2月6日，1912年2月20日刊登）1月26日，前摄政王醇亲王看望了内阁总理大臣，并转告了皇太后想要授予他二等爵位的美意（在英文中，此爵位通常译为“侯爵”）。这是除了孔夫子的后人所世代承袭以外的唯一爵位，是能够授予中国人的最高位阶的头衔，甚至都极少赐予满族人以外的其他人等。击败太平军叛乱的首脑人物曾国藩、率领“农民军”南征北战收复新疆失地的左宗棠，在生前曾从已故的慈禧皇太后手中获此殊荣；而李鸿章则是在身故之后才由皇太后颁发了这一令人梦寐以求的荣誉。
很显然，在总理大臣与共和派人士交涉和谈的过程中，向他颁发这一殊荣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同样明显的是，这也是满人策略中的狡猾招数，目的是要中国人确信，袁世凯是戴着满人寡头政治的手套在忙着这一切事情。这是逊位诏书外的另一个戏码，表示皇族想方设法要引诱总理大臣接受这一荣誉，而他又同样决绝地想要予以拒绝，这折射出颇合中国特色的一个有趣画面。1月26日，官方报刊宣布了一条消息，袁世凯已接到了皇太后颁发的诏书，内容如下：
总理大臣袁世凯是一位忠心、爱国的政治家，一直以来尽全力辅佐本朝。自从担当要职以后，他制定国家大计，全力挽救危局。对于大清国而言，他乃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本朝特向其颁赠二等爵位，以此表明我们对其真挚爱戴之意。拒绝接受这一殊荣将是不被允许的事情。
对于诏书的回复
第二天，袁世凯在一份意味深长的上奏中婉拒了这一殊荣。在文中，他回顾了自己自爆发革命风潮以来所做的一切：
当卑职跪接委任状时，真的是受宠若惊。卑职莫敢忘怀，自己世代领受皇恩，并一次次地得到圣上的赞许。革命爆发以后，卑职再次被任命为总督，并被委以统帅大军之职。之后，在组建内阁之时，卑职再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之职。面对重重的困难，卑职为自己无力力挽狂澜而深感痛心疾首。数月转瞬即过，卑职甚至无从建立微小之功。王朝正面临灰飞烟灭之势，万民之景仰爱戴已如破砖烂瓦一般。国家受到如瘟疫来袭般的重创，却无从觅得医治良方。如同明末的最高将领史可法一般，卑职并无丝毫值得传世的功绩，实罪该万死。此刻，请容准卑职向圣上跪述自就任以来的种种纠结困惑。
革命的成功
起初，革命的本质就是军事行动。它波及了官员阶层和其他人等。在一个月之内，十三省就陷落了，而直隶和山东也都呈现出了众叛亲离的迹象。朝廷听见了人民的期盼，也应允了立法院的求告，公布了宪法的基本条款。于是，皇上实际上便被剥夺了每一份权力，已经到了没有什么可以再继续放弃的地步。政府已经成了某些人仍在渴望着的形式，也就是说，成了一种加诸共和政体之上的空有头衔的政权形式。当卑职起初领受圣恩接受任命之时，其实是倾向于君主立宪制的，卑职尚希望君主之位仍可得以保全。在直隶的军队接受了这些提议，而山东也取消了其独立宣言时，我的愿望似乎即将达成。但是，一俟汉口失陷，海军哗变，未几，汉阳又被占领，南京也告沦陷。某列强友邦从中斡旋请求停战，并为了人民的福祉，倡议举行和平会谈。
于是，卑职派遣了一位代表前往上海共商时局。但是，在两个星期的会议之后，仍是毫无结果，共和派丝毫也不愿意在他们成立共和国体的要求上做出些许让步。直隶与河南的省咨议局于是效仿其榜样，内部频起冲突。紧接着，乌尔加、宁远城、海拉尔等地的革命又连续取得了成功。即使连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效忠于我朝的封疆臣国也因此而离弃了大清。每每念及这迫在眉睫、危及江山社稷的灭顶之灾，卑职的心里便是忧愤交集。卑职迫不得已地将这些实情一一禀明圣上，于是，蒙圣上允准召集王公大臣们前来觐见，所有人都表达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于是，圣上下诏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未来的国体。这与卑职先前的期望完全相反，但卑职仍旧抱着国民大会可能不会坚持共和国体的可能性，亦或许会因此而拥护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有关会议的地点，还是选举的形式，都未能达成任何结论。同时，无论是曾经效忠于朝廷的总督和大臣，还是对国际事务了若指掌的海外使节，甚至是各港口的商会，这些各地区政界要人贤达的电报如潮涌而至，均一致赞成共和。卑职于私下里涕泗横流，禁不住万分疑惑，为何一个国家的好恶会有如此剧烈的转变，而本朝的运势又为何是如此不可逆转。这是卑职为自己所陈述的未善尽职责的第一重原因。
论及军事方面。在卑职自休养中回归朝廷并接任要职之前，卑职已深感湖北之局势正处在紧要关头，故请求朝廷拨给增援兵力及粮饷。直至圣上同意了请求，卑职才答应接受任命。但是筹措兵力、军援都需要时间。圣上一再催促卑职起程的委任令在卑职到达前线之前便已经收到。到任后，卑职为官兵们鼓劲壮胆；局势亦曾一度扭转，盖因汉口陷落之后，武昌曾一度再度收回。但是就在那时，议会的讨论和各阶层人士一致的需求，均在催促尽快实施绥靖策略。结果是，朝廷一再发布诏书，反对双方持进一步的敌对立场，卑职有幸宣告圣上仁慈的指令，下令停止再度开战。当卑职回到北京之后，发现国库已亏空，尤缺战争所急用的粮草、弹药。卑职在贷款上的谈判亦完全失败。当年，乾隆爷在平定五省叛乱后，又继续展开征服新疆和西藏前线之役，前后共花费银两约1亿。五十年前击垮太平军和其他叛乱武装的荣耀之战，则耗费了至少十倍的钱财。而当下，我方甚至不敢预测一个月之后的军需。诚然，圣上以个人的积蓄慷慨解囊，确实暂解了眼下的燃眉之急。但我方缺乏增进兵力、添补粮饷的方法，却是不争的事实。我方不得不竭力以短兵缺粮的部署而战，但顾及了此处，却再无暇顾及他方，这便是我方为何无法援助兵力薄弱的南京、襄阳、青州等地驻防军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共和派的武装在各地无视国法、煽动暴乱。一旦某城市陷落，便不再能轻易收回，目前尚还平静的地区，不日便有可能引发骚乱。不断成立的共和武装似有星火燎原之势，而我们的军队数目却停滞不前，最近在满洲组织起来的军队于短时间内还无法成事。河南和其他几省不断扩散的骚乱仍然无法立刻平息。以上种种，均影响了我方的军事力量，此乃卑职自认无法胜任职责的第二个原因所在。
国际关系
而正当我方无法在本国的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我们和外国列强的关系亦有陷入混乱之势。一个最为明显的实例便是以铁路运输军队的问题；还有以海关拨付赔偿本朝外债的麻烦；并且，外国商会一再要求，既然条约不能得到遵守，本朝当尽保护其生命和财产之责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因循将只会带来新的、危及本朝自身的麻烦，基于陈述缘由或个人情绪的请示并不足以扭转本朝之运势。与此同时，所有政府改革均因战争而被延宕；行政管理依旧被一贯而为的腐败所当道。将从学堂里学来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相对而言，这些还都只是本朝所面对的较小困难而已。
值此之际，卑职之力已日有不逮，实无力回报圣上对卑职委以如此重任之隆恩。卑职之罪责日益加重，而所能为不及片石滴水。卑职以为，尽早自请辞职方为上策，但卑职世受皇恩，亲睹圣上日夜操劳并煎熬焦虑，万不敢轻言弃圣上而去。然而，若卑职接受了此等重誉，实有违圣上赏罚之公允，愧对本国万民。卑职当如何引领公众之舆论？当如何为百官设立一遵循之楷模？故恳请圣上收回先前之委任令，允卑职向世人表达自己之纯全心意，令卑职不再受自责之煎熬。卑职所言至此。
再度委任与最终推辞
但是，皇帝并未接受这一推辞。一月二十八日，第二道诏书颁布如下：
袁世凯诚恳地表达了他的请愿，请求朕取消对他的封号。朕完全理解他真诚的谦虚之意，然时局紧迫危急，他在自己的职位上承当了极大的难处，这一封号实乃朕对他的重托之意。特令其即刻接受朕之委任，切勿再行推却。
袁世凯再次递呈的推辞信里满是历史性的典故，因故，皇帝又发布了另一道诏书：
袁世凯再次表达了他的心情，恳请朕取消对其封赏的爵位。此番，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系列先例，以至为诚恳之言语表达了他的见解，然时下的危局为历史上所不见，其危殆之程度亦无与伦比。过去数月以来，袁世凯尽心竭力，承担了艰苦卓绝之重任，此一封赏实为实至名归。他应该遵循朕先前的诏令以接纳封赏。
袁世凯第三次予以回绝。又一封诏令颁布如下：
袁世凯再一次恳请朕收回成命。其言语表达了甚为诚恳之意，然朕以公平之决断对其封赏。着令袁世凯遵从朕一再发布之诏令，不得再行拒绝。
袁世凯第四次予以回绝，宣称“天命原不可违，然其良心之不安却愈显对圣上之崇敬”，这一次，他的请愿被应允了。最终的这份诏书在言辞上明显和缓了。
袁世凯在对朕的上书中称，在朕屡次表达嘉惠之意后，他不敢一再坚持回绝。他请求暂缓接受此一嘉赏，并推迟到在时局明显改善之后。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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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无政府状态
（社论，1912年3月5日刊登）华北军队带来的骚乱将已经错综迷离、艰难诡谲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袁世凯可能已经预见到会有一些麻烦发生，于1月31日刚刚将其“最为信任的第三师”召回了北京。如今，这些军队都已经不再属于皇室了，而一直以来，他们对于皇帝曾有的效忠也令人感到疑虑重重，因为其中的军人并非满人。今天，本报北京记者指出，这些军队的背叛让满人军队在京城里成了军事主力。一个多星期之前，南京革命派的临时参议院代表们抵达北京。他们受到了礼貌、周到的接待，袁世凯也表了态，表示愿意南下与孙文及其副手们进行商讨。天空里似乎一扫几周来的晦暗、阴郁，变得开阔、明朗起来。但到了周四晚间，“忠诚的”第三师和内阁总理大臣自己的某些保镖却打破了他们异常宽松的军纪约束，开始对北京进行大肆洗劫。在他们的注意力中，第一个目标便是南京代表们的住处。
而在对所爆发的事件似乎仍感到些许困惑的南京，本报驻当地的记者却已经记录下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有“某些反动势力”的介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除了穷凶极恶的抢劫欲望之外，此事还存在着什么其他起因。此前，在华北地区，这样的欲望也曾经控制过除中国人以外的其他军队。骚乱迅速沿着铁路线扩展到天津，在那里，也发生了严重的暴乱，一名德国医生因遭遇枪击而身亡。大批的骚乱者拦截下火车，沿着京汉铁路线到达重要城市、直隶省的省会保定府，于是，当地的商业区域也遭到了大肆劫掠，部分地区还被烧毁。目前，在北京和天津两地，社会秩序已经恢复，但是直隶省的其他地区却暂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之中；并且，局势中最为糟糕的部分是，目前报道的发生在直隶的场景，不过是在许多其他省份中已经被目击过的场面的翻版。发生在四川的局势不明但令人绝望的枪战，发生在武昌和汉口、南京、太原府、西安府的屠杀，一大批虽然并不非常严重但绝对同样令人备感唏嘘的事件，全都指向了同样的起因。一个王朝在覆灭之际（无论它会多么快灭亡），一个无人知晓的政府系统在被引进之时，它们所带来的，都远远不是在纸上平静地起草一份宪法那么简单。
本文选自《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重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袁世凯所面临的困境已经无可估量地增加了，其并不愉快的处境将会博得所有客观公正的外国观察家们的同情。在拒绝皇室贵胄的第二份任命状时，他写给皇帝的那份悲天悯人、庄严高贵的陈情书，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在发生革命危机的过程中，他都表现出了深谋远虑和熟练圆滑。即使在被他最为信任的军队抛弃之时，他仍然是一个最有资格和能力将中国从无政府状态与分崩离析中拯救出来的人。在孙文持续扩充他在南京的武装力量时，他本人却几乎无从证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军队或平息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我们既带着深切的忧虑又不乏兴味地注意到，平津一带所传出的新闻并没有令他感到沮丧。他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北上京城来协助袁世凯，但对外又宣称，他相信所指派的总统具备控制局势并指挥大多数军队投效共和的能力。本报北京记者已经对外国使馆所采取的预警措施进行了报道。有一大批新部署的军队目前正开拔到北京。1月初，外国军队按照1901年所订立条约的原则，开始占领、指挥京津铁路。同一个月里，一支持有枪支的印度军团被派往广州保护外国侨民。自叛乱爆发之时起，列强的轮船也一直都在长江上保护外国人的财产。还有一支英国步兵的分遣队也在12月的较早之时被派往汉口。英国的战舰在一批通商口岸中处于警惕的备战状态中。再算上最近从孟买派来的两个印度步兵营的兵力，目前在中国（包括香港和威海卫）的英国和印度军队人数一定已经超过了9000人。在有必要时，为了保护外国人，为了捍卫外国的权益和财产，为了重新恢复处于危险状态中的外国人所生活和拥有财产地区的社会秩序，他们一定会执行他们所应该执行的命令。
尽管希望比革命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我们还是有可能希望，虽然程度有限，但我们不愿看到列强会被迫卷入任何严重的干预之中。目前的情形已经迥异于排外的义和拳运动爆发之时，叛军对外国人表现出的态度，在革命武装及其对手的身上也同样表现得非常充分。列强们急着要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政，这可以从他们过去五个月以来的举动中一窥究竟；在危急关头考虑到外国人利益重要性的人，不会不对列强们至今所表现出（我们相信，他们仍然会一如既往地继续这样表现）的自我克制表示赞赏。对于日本而言，出于地理和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的干预程度似乎表现得特别强；在目前的关头，向其尽忠职守的政治家们（尽管他们身陷在此文所描述的难处之中，却仍然遵守了英日同盟的精神和日本对其他列强的承诺）表达敬意，并不会显得不合时宜。干预的危险性和不便之处，或是任何程度上的、没有严格限制于保护外国人生命和外国利益的干预，都表现得如此重大而明显，以至于我们无须在此赘述。
给中国充分的自由去寻找到属于它自己的救赎之道，既对中国自身、也对列强们具有终极性的好处。但是，我们也不能自我欺骗，认为局势可能会沿着某种不切实际的进程并可能迫使列强协调、制定出恢复社会秩序的路线去发展（在这些列强中，大英帝国和日本是最需要立即得到关注的）。还是要指望中国人自己来预防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我们仍然盼望，一大群中国人的坚定共识会促使他们恢复国家秩序、维护帝国的联合统一。“巩金瓯，承天帱”，中国新国歌的这第一句歌词大概是对《圣经·传道书》的无意识抄袭。“金瓯”所代表的正是中华的泱泱帝国。我们以诚心的祈愿来回应这样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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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选民国总统
中国的特有策略
（本报记者，北京，10月14日，1913年11月3日刊登）袁世凯已经当选并安全地正式就任共和总统，民国也得到了世界列强的承认。从宪政的角度来看，有关选举所做的安排并不算正规，尽管并不存在一条宪法界定他的职位属性，但新总统是永久任命的，也就是说，袁已经不再是一个临时大总统了。但是，举国上下为他的任命而焦虑，也就意味着他本人以及他内部的顾问圈子需要为他的职位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使议会通过未来宪法中几项条款的困难算是克服了，这几项条款是有关于总统选举的，而所选举出的总统在这些孱弱、纤细的根基上所拥有的权力与属性，应该会在这些等待着永久化的临时宪法中作出限定。
这种在一片黑暗中的大幅跳跃动作，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总是能完成得很好，在这里，出于权宜之计的命令与支配不太能被立宪主义的主张所牵制。列强很高兴将自己置身于有助于一切事情明了化的虚构之言中，他们希望，自己对于共和中国的承认能够赋予其最高长官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权，这种特权在政府成功运作的表现中显得至关重要。
袁世凯当选正式总统后与各国使节合影
而从总统钦慕者的角度来看，选举并非全然令人满意。在首轮投票中，袁世凯仅得759票中的471票。第二轮投票使他多赢了26票，但这还不是一个能够确保其成功当选的安全数目。在两位候选人的最后一轮较量中，袁世凯赢得507票，而黎元洪得179票。如果我们相信中国人对“事前策略”的叙述，总统的支持者们一定是撒了大把的银子来确保选举取胜。传统的中国高手们确信，在这样的场合中，银子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就我个人而言，我只能说，一个我没有理由怀疑其真诚和正直的中国友人，在大选的前一天给我看了一张2000元（合200英镑）的单据，他声明，这是根据一份按照指示用于投票的礼物开列的。我见到他时，他正陷于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因为他刚听说，这2000元根本不够用，他必须要为自己所张罗来的那些选票准备至少5000元。
总统的政敌
毋庸讳言，在国都，袁世凯是有政敌存在的。投票的票数为诸如孙文、黄兴、陈其美等标志性人物以及那些大约只会坚持按照所谓前贤所给意见来投票的人留下了记录，前贤们可能认为，如果袁世凯死了，可能会更有利于共和。因此，在就任的场合中，当局采取了大量的预警措施来保护总统。只有区区几百人被允许参加典礼，而在中国人当中，紧张和局促感可谓不言自明。在任用议会成员时，不公平的待遇屡屡可见，许多能干者都被排斥在外。阴谋无处不在，从一个重要警员的案例中就可略见一斑，该警员因为一直要求得到许可在总统参加庆典时必定要经过的路段附近某处值勤而令人起了疑心。这个人在突然之间被逮捕，他的家里也接受了严密的搜查。结果，炸弹和相关的罪证都被搜出，在这些罪证中，还有一封由黄兴寄来的信。嫌犯对自己试图暗杀总统的动机供认不讳，随后即被处死。
就任大典被一场大雨给搅得一团糟，它阻止了许多公众的兴致，使一股郁闷之气蕴积在整个过程中。总统花了不少时间才念完了他那篇长长的演说词，在庆典结束前一直显得倦容满面。在东方，从这一类场合中通常是看不出什么热忱的，仅仅听得到几声按照典礼规定而事先安排好的欢呼声。随后，总统接见了外交团体，也通过翻译之口与各国公使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整个活动以当值军队接受检阅的分列式作结。当天夜里，在外交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各国驻京公使及其夫人们均出席了宴会。
三海宫殿的游乐会
然而，到目前为止，依照人的兴趣而言，整个一周来的功用还是集中在三海宫殿的花园聚会上。总统的夫人由一长排兴高采烈的小女儿们陪同着，接见了众位宾客，并和他们握手致意。到了下午，总统本人也露面了，他绕着硕大的凉亭漫步，并和被介绍给他认识的外国女宾们一一握手。
随后，宾客们云集在宫里美丽的假山旁。在这里，站立着的军乐团演奏着乐曲，曲声却多多少少被树荫遮挡的石窟和四处蜿蜒的运河所投射出的旧时代的神秘氛围化解了。但是，什么都无法取代那倒映着晴朗天空的湖泊。沿着枝杈半掩的走道徐徐而行，可见庙宇、宝塔闪耀着明亮的红黄蓝绿等各种色调，浸润在光线中，全都展露出明亮的色泽。从一处大理石堆砌的栈桥开始，我们就在这使人沉醉的画面中搭乘渡船走了半英里路。景色奇巧瑰丽，水面延伸至无尽的远方，我们似乎徜徉在一大片开阔的街道上。魁伟的金黄色高墙将宫殿和环绕四周的城镇切断开来，又几乎完全被掩映在一整排大树之中。虽然此处与京城不过咫尺之距，我们却觉得相隔千里之遥。袁世凯在京城最完美的角落里选定了他的住处，世上所有城市里的一切庸常事物，或许都在此处被消解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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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政治理想
——袁就职民国大总统的演说词
（记者专稿，1913年11月7日刊登）我们从北京方面获取了袁世凯于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的就职演说翻译稿。这份演说是以他坦承自己的政治信仰为开场白的，他表明了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古老传统的忠贞信念。
余不才，忝居政界数十年，向持稳健主义，以为立国大本，在修明法度，整饬纪纲，而后应时势之所宜，合人群而进化。故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之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地！
紧接着，袁世凯又进一步阐述了四年前他是如何切断与公众生活的所有联络并归隐于乡间的故居。然而，在武昌爆发了革命之后，他迫于情势，在风暴中承付起最严峻的使命，为了他的祖国和国民的安危，尽力寻求一条能够减轻其危难、不幸的救国之道。
后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然且忍之又忍，希望和平。
七月之乱
七月，南方的革命行动爆发，民国的命运危在旦夕。以武力恢复秩序遂即成了临时大总统“责无旁贷之使命”，感谢军队的效力，这一使命在两个月间即宣告完成。袁世凯随即欲再度归隐还乡，但是，国民大会却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总统随后对那些在革命运动中遭受苦难的人深表其同情之意。使百姓匡复其应有的繁荣昌盛，是他恒久不变的期望。为了达此目标，他决心投注自己的全部心力：
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愿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垦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需要外国资金
然而，工业依赖于资金，而为了获取资金，中国必须要求助于其邻国：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我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
总统感谢各国列强对于中国的态度秉承着“和平、公正”的原则。
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四种品性”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
在定义了“忠”乃是忠于国家而非仅是忠于个人之后，总统又接着对“信”进行了定义：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各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硗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何谓敬？有恒心然后有恒业，人而无恒，则有事时犯一乱字，无事时犯一偷字，职业所在，惰气乘之，万事败坏于悠忽之中，而无人负责，徒为旁观嘲讽之语，而己之分内事，转漠然不察，始外古人敬事二字，有昧乎其言之也！故去傲去惰，必以敬。
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民之好恶，虽不尽同，而是非善恶，必有标准，大致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余愿国人有辨别心。人亦有言，文明日进，则由俭入奢，是已，若以贫弱不堪之国，不学他人之文明，而惟学其奢华，是以病夫与壮士斗也！
最后，总统对奢侈作出了一番警告：
近岁以来，国民生活程度日高，而富力降而愈下。国奢示俭，古人言之，余愿国民于道德中尤注意于俭德。
袁世凯演说词的结语如下：
故余以最诚挚亲爱之意申告于国民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华民国也，兄弟睦则家和；全国之人同心同德，则国必兴。余以此祝我中华民国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