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地标盘古大观
大凡在北京混过的人都知道，北四环中路北辰桥附近耸立着一群颇为奇妙的建筑——人称京城地标的“盘古大观”。这一排建筑紧临“鸟巢”、水立方西侧，整体项目由写字楼、国际公寓、七星酒店和商业龙廊组成，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传说中，这群奇妙的建筑坐落于京城龙脉——横穿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之上，紫禁城太和殿的龙椅也坐落于中轴线之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是绝佳的风水宝地。在盘古大观三栋国际公寓的顶层，是一排排据说光是年租金就达到一个亿的超级四合院，建在龙脊之上百米的空中，凭栏远眺，尽收京城景色。
空中四合院
站在盘古大观顶上的超级四合院遥望不远处的中南海，是不是会有一种天下大势舍我其谁的豪迈？我不得而知，因为能来这里消费的人非富即贵，其层次之高远非草民可以想象。
政商同盟盘古会
神秘莫测的盘古大观，它的拥有者就是现在的新闻焦点人物—-郭文贵。这位盘古氏投资公司的掌门、155亿资产的富豪（2014年胡润中国榜第74位），就在4月19日晚正式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据新闻媒体报道，郭文贵与此前陆续公布的多起贪腐案大有关联，这些贪腐案件涉及的官员层次之高、金额之大、案情之复杂超乎想象，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大案的背后，一个以郭文贵为中心、包括已经被调查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河北省前政法委书记张越等多位政法国安系统高官的政商同盟组织——盘古会浮出水面。
盘古大观成了与郭文贵有关传说的关键词，这里也成为他编织的政商同盟的据点。在这个政商同盟里，郭利用马、张在安全部门、政法系统的权力，结成攫财同盟，对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進行豪夺、构陷、勒索；而马、张等握有重权的高官则从中分取利益。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漏，郭文贵在没有销声匿迹前，以一周一次的频率在盘古大观宴请包括马建、张越在内的政商要人，而最后与之闹翻的北大方正CEO李友也常常作为贵宾出现在宴请名单中。
囊括了中国顶级高官富商的定期聚会自然使人趋之若鹜，据知情人士透漏，如果能被盘古会看中并吸收成为其成员，不仅会获得免费的在盘古大观住宿办公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能够调动全国各地的政法委系统资源为企业家服务，而服务的内容想必不是调解个民事纠纷、打个离婚官司那么简单。
而这一切，与不到两年前因令计划被捕而被爆料的西山会何其相似。
西山会，主要由山西籍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富商组成，他们以令计划为核心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金钱帝国。在京西郁郁葱葱的丛林之中，”西山会”定了不止一间会所，以不低于三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逢聚会，会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不会有特殊的秩序编排。除了山西籍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能拥有”埋单”的资格。这其中比较知名的成员有令计划、令政策、刘铁男、杜善学、申维辰、金道铭、陈川平、丁书苗、令完成等。这个以获取最高权力为目的的组织，随着令计划的最终落马已告烟消云散，其成员除令完成现在逃亡美国外，其余人员都已被捕。
党争的隐忧
西山会、盘古会虽然已被全面粉碎，但其中折射出的问题却要严重的多。因为如果真如媒体报道的那样，贪腐高官与富商同流合污，就意味着中国的政商关系已经确立了某种意义上的丛林法则。而且官商互相结党似乎已经成为弥漫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一道厚重的阴霾。
与封建时代不同，当代的商人勾结官员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获取经济利益，他们的手似乎越来越伸向权力和地位等对他们来说曾经遥不可及但更加重要的猎物，这一点在西山会和盘古会的运作过程中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比如媒体曾经报道郭文贵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在其办公室说，我让张越2个小时赶来，他绝不敢迟到，张越果真2个小时之内从河北赶到郭的办公室。贵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高级官员居然被郭文贵这样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商场混混所驱使，站在传统社会官贵商贱的角度来看是多么不可思议。在郭文贵看来，张越充其量就是一个披着官服的打手而已。无独有偶，西山会一案中，“山西首富”张新明曾给新到任的太原古交市委书记毋青松打电话，“你来了古交也不来我这里拜山头？”尽管毋青松并未就范，但这并无损张在古交的“权威”，更不代表山西省其他官员也会主动拒绝张新明。
如果郭文贵、张新明的底气是凭借自身聪明才智获取巨额财富而确立，我们倒可以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身份社会转向更加现代的资本社会。毕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里，官贵商贱乃是一个从汉代便被确立下来的历史传统，而这是与现代商业社会所不相符的思想陋习。但问题是，郭文贵、张新明等辈口出狂言的底气是是源于他们结识了更高级别的官员、掌握了官员的把柄以及以黑治黑、以暴制暴的丛林法则，这就很难说的上是社会的进步了。
不仅如此，在以令计划及其妻为靠山的北大方正集团CEO和郭文贵彻底撕破脸、互相举报之前，双方还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蜜月期，如媒体报道的那般“李友、原执行总裁余丽也常出现在盘古大观的饭局上。李友及下属曾多次登上郭的豪华游轮，甚至偶尔还入住郭在港的豪宅。”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思考下去，假如李友和郭文贵继续合作下去，他们所代表的西山会和盘古会就有合流的可能。一方的盟主是处于核心中枢地位的中办主任，另一方是掌握“刀把子”的政法委系统，再加上两大帮派那数以万亿计的财富、人脉网络，这将会出现怎样的政商化学反应？这种事实上的“结党”会否改变整个中国的政治走向也未可知。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党争一直是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关键因素之一，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新旧党争、明代的东林党阉党之争，这一桩桩一件件王朝兴替的史实都提醒为政者勿以血缘、学缘、业缘、地缘作为衡量亲疏远近的尺度。熟读史书的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即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这是他在研究历史规律基础上总结的施政和用人理念，毛泽东主席清晰的看到如果不能杜绝朋党之争，分崩离析将从内部开始。但从2012年延续至今的政坛大地震开始，我们却惊讶的发现：今日之中国，西山会、盘古会等各种山头已大量涌现，这些山头以地缘、业缘、血缘、学缘为纽带，打着同学会、老乡会等冠冕堂皇的幌子行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之勾当。他们封闭而排外，山头内互相提拔、互相扶持，山头外互相倾轧，这是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的组织原则最赤裸裸的挑衅。
昨天出现一个以山西籍官员为主体的西山会，今天又出现一个以盘古大观为据点的盘古会，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个类似这样的大小山头那？这会否成为影响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我们也只有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