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台湾「大法官」昨日做出释字第748号解释，认为现行法令未保障同性婚姻而「违宪」，要求主管机关在公告后2年内修改相关法律。随后，台湾总统府表态称：「法律必须保障所有人的婚姻自由和平等。」
不要忘记，在台湾走入另一个同志平权的社会形态时，一个现实是，相比欧美和台湾从同志诉求权利再到商业势力崛起的路径，在中国大陆，商业化远远走在同志平权的前面。
文 | 刘璐
编辑 | 张薇
摄影 | 王海森（除署名外）
专栏作家朱莉（化名）将她的同志身份彰显在从头到脚的一系列小玩意儿中：一种海豚样子的粉蓝色性爱玩具被她随身放在包里，那是一家女同社交软件开发的，海豚温柔的线条让她觉得这就是她和女友的关系证明，有时候在餐厅吃饭，她就大方地把它摆出来，这个小物件会让气氛变得有些微热；一款彩虹帆布鞋，她有一双，鞋底和鞋带是六色彩虹，鞋舌内部写了一个只有她自己能看见的「proud to be」，帆布鞋生产商在宣传时打出的口号是「平等」，这让她动心；她最满意的一根项链，是女朋友从一个拉拉设计师那里买来的，两个女生赤裸抱在一起，拉拉们聚会的时候，她会把她戴在脖子上。
每年6月的同志骄傲月，对于大学生林文来说，就有些不一样。她听歌用的手机App专门开出一个歌单「ta们为了爱，身披彩虹旗」，她喜欢听窦靖童、陈粒，当然，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也让她流泪。甚至有一天，她打开常用的打车软件，发现所有车都变成彩虹色了，她数了数，虽然是7个颜色，但也让她有些振奋，司机问她这是不是在搞什么活动啊，她有点支支吾吾。
现代商业正给同志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
在国内一家旅行社工作的小毅，作为一名同志，清楚地知道同志情侣如果要一起出去旅行有多么不方便。从2014年开始，他所在的旅行社就开始专门为同志旅游开辟相关的项目路线。在彩虹泰国游里，同志们终于不用再像普通游客一样去看一整夜的人妖了。旅行社把他们安排住在曼谷一家老牌同志酒店里，离酒店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男男按摩店，以肌肉按摩师著称。白天，他们在天体浴场晒皮肤，到了晚上，就在曼谷无数个同志酒吧间游离狂欢。曼谷的地图，早被旅行社标记上了密密麻麻的gay目的地。这样的同志地图，旅行社还有很多，从洛杉矶的性感餐厅，到多伦多的酷儿小剧场，不久之后，北京也会有一张。
对同志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即便是生孩子。Chris和Alex（均为化名）这对拉拉想要一个孩子。几经打听，2015年，她们终于找到一条可靠又安全的途径。她们在一个美国网站选择好她们想要的精子，以防万一多购买几个单位的量，在国内进行3个月的体检，把结果发给美国相关机构的医生，准备30万，办美签，去美国。她们的计划是，Chris经过排卵、试管受精，再把稳定的受精卵放置进女友Alex子宫内，如果一切顺利，只需半年，她们就能拥有一个共同的孩子。Chris觉得这是一条可复制的道路，也可以让更多的中国拉拉受益，于是带着中国LGBT（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的身份去和相关机构谈，把过程中需要的2.5—3.6万美元减少了2000美元。2016年4月，30多个拉拉跟随Chris去了洛杉矶，一起完成了这件人生大事。有一些公司嗅到了商业的苗头，找Chris想寻求合作。
越来越多的商家把他们的目光瞄准在同性恋市场上，一个反复出现的数据是，来自LGBT资本公司（LGBT Capital）创始人保罗·汤普森的估计，中国的同性恋市场价值高达3000亿美元，仅次于欧洲和美国。国外专业同志调研机构「CMI」的研究报告称，LGBT人群的消费能力是异性恋的三倍以上。商家每花1美元在同性恋身上，就能赚回18美元。
就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的2015年6月26日，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商家在互联网上也迎来了自己的狂欢。除了微软、LinkedIn、星巴克等外国品牌开始纷纷表达对同性恋的支持与认同之外，中国品牌也不甘示弱地多彩了起来，纷纷在微博上打出＃lovewins#的标签，一家大型国产电器公司发布了一款七色冰箱——「个性定制，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某500强企业将自己的logo底色换为彩虹七色，一款国产手机杀毒软件也手绘了一幅歪七扭八的彩虹标志，写着「勇敢爱」，用了7个颜色。
似乎一夜之间，同性恋就从枷锁变成了荣耀。而大多数商家都不知道的是，1979年之后，同志们是用六色彩虹来代表自己的。
粉红倒三角臂章，在二战时期被纳粹用作识别同性恋的标签，后来粉红色被同志们转而用于表示反抗，和六色彩虹一起，成为最广泛的代表同性恋的标志。
现在，诞生的专门面向同志的商业被称为粉红经济。似乎在粉红经济市场，同性恋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做公益出身的耿乐可能是最早在中国提出粉红经济概念的人。2016年5月，他的公司刚刚获得了c+轮投资，没过几天，他前往联合国总部做了一个关于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展艾滋病防治的演讲。「我一直觉得粉红经济是推动同志可信度，消除人们歧视和温和地推动同志运动的反歧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耿乐说。他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放着和同志相关的产品，男同专用避孕套、润滑油，同志主题手机壳。耿乐创办的男同社交软件blued有2000万用户，据耿乐说占了男同市场份额的90%，这意味着，在中国，每天都有上百万的男同在这个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认识新的朋友。
中国最大男同社交软件blued创始人耿乐，可能是最早在中国提出粉红经济概念的人
身价暴涨的耿乐，每逢演讲都会这样半开玩笑地开场：「我是同性恋。但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我。我的公司值1.8亿元人民币（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你们见过这么多钱吗？」这是一种策略，他始终觉得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在一个相对浮躁一点、经济化程度特别高的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对于同性恋的可见度和反馈有特殊的历史作用。」
提升同志可见度，耿乐之前走过别的路。最早他是体制内的一名警察，2008年奥运会，为了展示北京的开放和宽容，新华社撰写英文报道介绍了北京最大的同志酒吧。耿乐觉得这可能是个机遇，便辞掉了秦皇岛某警察局副处长的职位，来到北京做他的同性恋网站。海淀区一个接待他的警员劝阻：「你要还没做，就别做了」，耿乐向对方保证绝不做违法内容。后来他把网站搬到朝阳区，两个朝阳分局的警察来检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性恋现在在中国合不合法，政府都没个定论」，耿乐笑着回：「当然合法。」
这些警察现在都成为耿乐朋友圈的好友，每次blued融资成功，他们会给耿乐点赞，留言：「等你敲钟啊」。一起吃饭的时候，甚至告诉耿乐：「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也是同性恋。」
在耿乐眼里，美国的同志运动进行了50年，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美国同性恋运动人士，美国政坛中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他们有强烈的政治和权力诉求，但在中国不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让这段路程缩短到了10年，「中国同志运动不直接对权力有所诉求，而是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层面去改变同志的地位。」
张惠妹曾动情唱着「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高调撑同志，她的演唱会，也成为男同们的大party。在北京，耿乐向主办方申请买下一整片区域的门票，期待等阿妹唱起《彩虹》的时候，整个区域就把彩虹旗举起来。可当他晃起那个大彩虹旗的时候，保安立刻禁止了他的行为，大家只能举着手里的小彩虹旗，晃啊晃，那是耿乐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彩虹旗。在厦门，主办方主动找到耿乐，出资制作了一面目前国内最大的彩虹旗，还在演出前播放了blued的宣传视频。于是那面没有在北京摇晃起来的巨大的彩虹旗，在厦门被现场传递了起来，从头传到尾，惊呆了阿妹，而拿着手机在人群中拍视频的耿乐，站在彩虹旗下面，哇哇大哭。
好像被整个世界接受了一样。
但对于女同社交软件lesdo的联合创始人凯西来说，走进市场的第一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女同社交软件lesdo的联合创始人凯西，她认为这个时代任何伟大的互联网产品都在进行着某种社会变革
「其实互联网行业，还是一个boy’s club。当你是一个做gay软件的人，你跟男性投资人讲性是一个刚需的时候，他半秒钟就理解了，而像我们这种女性创业者，面对你的投资人，可能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先让他明白你在说什么。」凯西说。
Lesdo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拉拉社交软件，截至采访时用户统计300万。lesdo的用户平均每天花费的时间高达50分钟，和facebook数据持平，几乎是男同社交软件的两倍。凯西和朋友们最初是在豆瓣建了一个拉拉小组，那时候就发现拉拉对产品的黏性很高。而此前，即便像陌陌这样一个不分性别的产品，也显现出男性比较活跃的状况，这导致人们通常认为男性的社交欲望更强，「这些就是男性化思维的产品。」她们深知女同的社交不是简单的「约吗？」，她对他们的投资人一一列出她们所熟悉的女性行为特征，拉拉喜欢的消费方式，此前这些可能是与男同混为一谈的。
凯西认为这个时代任何伟大的互联网产品都在进行着某种社会变革，而她所做的，决不同于「用一个智慧与美貌的女性形象来号召女性们买洗衣液」，她更希望自己往女权主义靠拢，用商业实现对女同的赋权。
她们制作了拉拉微电影，中国的同志在电影里终于不再像以前一样总是悲惨结局；她们也会鼓励用户在社区里分享「形婚是一种什么体验」，并不给予价值判断；让用户自主谈论关于可能被同志歧视的双性恋；跨性别人群在社区里被歧视了，创始人站出来帮腔。
lesdo的技术总监、已婚直男军座先生，已经很好地融入到了这个女性社区中。他有一个自己的lesdo社交账号，花时间在社区逛荡，时常会有拉拉用户和他加为好友。作为一个直男，他已「进化」到非常自然又清晰地使用术语分辨拉拉里的各种角色。进入公司之初，他和同部门另外几个直男讨论过「如果女儿是拉拉，能接受吗」这样的话题。军座的回答是，不排斥，但会担心，毕竟中国的大环境并不乐观。另一同事的回答是，能接受，但会把女儿送到国外。现在入职两年了，军座的答案没有变。
异性恋廖卓营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走进粉红经济领域的。最初，他创办了一个男同社交软件——同志公园，理由是「男同志在陌生人交友上面，有比女性更强烈的欲望」。这个软件发展的并不好，「男同领域国内国外红海一片」。他直接放弃，转身做了另外两款软件，拉拉社交软件和形婚软件。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走进粉红经济领域的异性恋廖卓营
他这样和投资人聊他的计划：「男同都是约炮啊、艾滋啊，很麻烦的。女同都很纯，而且好多都是异地，而且女性爱消费，利于实现商业化。」投资人接受了，前前后后给他投了几百万。而形婚软件「彩虹佳缘」一上线，直接引发了同志群体的批评。这种为同志寻找形婚对象的软件的出现似乎是对正处于越来越开放和自由的同志群体的一个致命提醒——你们真的自由了吗？
「我和耿乐交流过，他说他不会这样做。」廖卓营和耿乐时常会出现在同一场合。一次公开讨论上，耿乐还质问他，你一个异性恋干嘛要来赚同性恋的钱？
可廖卓营觉得生意就是生意，「很多同性恋不也在赚异性恋的钱吗？」现在谈企业社会责任也太早，「中国的很多公司连员工的公民权都无法保障，就更不用谈同志的权利了。但在我的公司，拉拉要是想去结婚，我是会给婚假的。」
在经历了「彩虹佳缘」的第一轮线上试错后，他决定把形婚业务发展到线下。线下业务位于北京中心市区的某写字楼高层一个最隐秘的角落，门口没有任何logo，6个6平米大小的密闭接待室，用来给有形婚需求的客户进行两两洽谈，私密又低调。
他们的客户多来自军队、国家机关、公务系统的办公人员。有人期待形婚可以减轻家庭和社会压力，有人则寄希望通过婚姻来合法拥有下一代。彩虹佳缘员工薇薇安介绍，开业两个月来，已经有一百多名同志选择缴费成为会员，十几对同志配对成功。一个来自湖北的富二代男同，是母亲陪着一起来的，有一位匹配度超过90%的女同，他坚决不接受，他希望对方长发及腰，而这位女同的头发长度则只到肩膀。
彩虹佳缘的一个红娘凯文是一位拉拉。她对形婚持中立态度，她并不觉得这个行为有多么不齿，可能某天她出于无奈也会做这个选择。但她觉得形婚需要慎之又慎，如果她判断出前来咨询的客户似乎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会委婉劝对方放弃。
形婚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商机，廖卓营作为其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时常被国外的媒体，如《泰晤士报》《英国独立报》等采访，「他们那些外国人就是想看看中国有什么奇葩玩意儿呗。」
来自美国的毕信乐认为，形婚的商机越成功，商界推动同志平等权益的行动就会越滞后。他在上海创建了一个公益平台WorkForLGBT，专注于中国同志在职场权利。
来自美国的毕信乐在上海创建了一个公益平台WorkForLGBT，专注于中国同志的职场权利（摄影｜阿东）
「在大半的西方国家，先有了几十年的非营利LGBT社群的凝聚与建立，才引起了商界和市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和青睐。但是在目前的中国，许多大型企业跳过了这几十年的历史」，毕信乐担忧，「专注粉红市场的一些公司的声音变得最响亮，但与此同时，非营利公益的LGBT组织却缺少发声的平台，难以引导和制衡商业化趋势的过分野心。」
1976年纽约街头的同性恋游行活动
比起粉红市场的繁华，他更关注这些公司有没有关于LGBT的内部和外部行动计划和政策，他们是否有通过反歧视行动计划和政策保护自己的员工。
2014年在北京，一场由杜克大学举办的全球领导力会议上，13位中国本土和跨国企业的CEO全部是男性。会议最后，毕信乐深吸一口气站起来问：「请问，在中国，各位和各位的企业如何吸引和培养更多的女性和男女同志成为领导者？」
一位中国IT企业的CEO回答：「我给你的建议是」——毕信乐回忆起他，形容他脸上带着以恩人自居的微笑——「给自己找一个中国女朋友，然后你就会知道中国女人有多么强大」，他并没有意识到毕信乐是同志，也没有解答他的问题。
2015年，毕信乐在上海举办了首届中国LGBT人才招聘会，发出邀请的150家企业中，只来了17家大型外企，包括Google、奥美等一直有LGBT招聘传统的企业。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这次招聘会变成了「首届同性恋招聘会大半企业婉拒参加」。
毕信乐感到失望，他认为他很大的一个成功是把这个议题摆在了那133个拒绝的企业面前。「很遗憾，在中国，许多大型本土企业虽然已经尝试主动接触粉红市场，但动机是外部力量，尚未意识到其员工以及人才市场也在要求企业从内部关注LGBT议题。」
这种略显单薄的外部力量，使商家在面对同志消费者的时候，也难免呈现出错位和尴尬。
主要喜欢女人的万青有过几次困惑。有一次发生在今年情人节。早上还没完全清醒的她正躺在重庆老家的床上刷手机，朋友圈被一个国产手机品牌的一则同志议题广告片——《爱情多元且平等》——刷屏，她正想为此点赞时，却被其中两张广告海报惊醒。那两张以同性恋情侣为主角的海报上，每一对身上都烙着两行字：「两个人在一起，这才是道德」以及「孤独是可耻的，所以我们很光荣」，这让万青当时就有了生理反感：「原来单身的我正『可耻地做着不道德的事啊』。」
这是该手机为2016年情人节特别制作的广告，广告片以中国第一位公开支持同志子女的母亲吴幼坚为主角，讲述了吴幼坚坦然接受自己的同志儿子继而帮助更多人的故事。
出于对「正确」的追求，该制作团队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拍摄前就跑到广州与吴幼坚所在的同志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沟通；也从早期就开始和一家视频网站沟通推广的问题，对方担心这个选题会有问题，要过目每一稿的脚本和视频。
批评却在他们的风险评估之外。万青的解释是：「它赤裸地将被歧视的羞耻和焦虑转移给自我所想象的歧视链条下游：单身者。」
万青第一次大规模被大众知道是在2015年中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个在去学校的公交车上一时兴起的想法，让她最终身披一面彩虹旗上台与新来的校长握手，完成了拨穗仪式，社交网络将此行为翻译为「女大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出柜」，那是7月4日，距离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刚过去一周，距离苹果CEO库克在公众面前出柜过去了9个月。
万青在2015年中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出柜
那次出柜之后，和库克类似，万青收到很多回馈，赞扬她充满勇气并向她咨询出柜建议，很多人开始鼓励身边的同性恋要出柜，社交网络让出柜这一行为再次英雄化，万青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后来分析我为什么敢去出柜，因为我有社群基础。两种人更容易出柜，一种是有社会资源，一种是有社群基础。库克是有社会资源的，可能还有社群基础。」万青说，「库克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人，所以他的东西要去学习，非常的盲目以及盲从，非常权力崇拜。」
好像成为像库克一样的人，同性恋就会被接受了。这似乎也是在粉红经济整个发展进程中同性恋们找到的一条寻求认可的路径。
在男同社交软件zank针对男同做的消费习惯调查中，能清晰看到如下结果：同志比异性恋更爱用苹果手机；同志更爱穿Nike和adidas等国外品牌；同志爱健身、爱美容等。
越来越多的异性恋在谈及自己认识的同性恋时，关键词往往是：帅气、优秀、具有比直男更好的品位。
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也认为这是同志获得社会认可的策略之一，「塑造同志高收入形象可以是同志运动的一个阶段，从都市的，白领阶层的，和出柜的开始，这个过程是更容易被看到的。」
但在万青看来，这似乎陷入另一种霸权里，农村的或贫穷的或肥胖的gay要因此进入更无助的境地吗？
「用的策略其实是同样要检查它的正义性的」，来自北京拉拉公益机构「同语」的徐玢说，同志运动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过程。她戴着小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自从2004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她就一股脑把自己投入运动中了。最近，她关注的议题在性少数人群家暴、同志心理咨询等领域。
2014年，徐玢做了《中国性少数群体家庭暴力研究报告》，试图把性少数群体所遭受的家庭暴力也能写进当时正在征求意见的《反家暴法》里。在徐玢的研究案例里，性少数群体比异性恋遭受着来自更多层次和结构的家庭暴力，却求助无门。
同志运动对徐玢启发最大的是，这其实不是关于极少数人的一个平等，而是关于多数人去检视自己的社会和生活的过程，「（解决了）整个社会结构为什么会对一些人造成很大的不公（的问题），最大的受益者是多数人。」
在这个意义上，面对互联网，面对粉红经济似乎正给中国的同志们带来的革命性的剧烈的改变，徐玢并不太乐观，「它没有办法改变同志所处的社会结构，也并不是平权脉络中的主导作用，它其实还是一个利益的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