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ow China’s internet generation broke the silence | World news | The Guardian
译文：卫报：中国网民如何打破沉默

Google可能已经离开了，但是这个国家的4亿网民却正通过更富创造性的方式躲开审查

Tania Branigan撰文：Tania Branigan从北京
发表时间：2010年3月24日 星期三 19.38 GMT
译者：kalhas
校对：Edward; junming chen

Visitors to Google's Beijing headquarters in China light candles and place flowers on a company logo图：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的当天，围观者聚集在谷歌中国总部门前在公司标志附近点烛献花 摄影：Feng Li/Getty Images

那是一个晴冷的秋日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年轻白领突然接到一个从老家打来的紧急电话。当地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名，正在征用他们的耕地。

王帅认为这一计划是违法的，但官方拒绝与他商讨此事。他向记者求援，但他们拒绝了，因为诸如此事已见怪不怪，亦过于敏感。走投无路之下，他开始向网络求助。
他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我以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关于不公正现象的投诉，也知道有些案件得到了解决。比如有关公款旅游的报道被曝光后，国家就启动了调查。”
政府发起了一项“抗旱行动”，包括砍伐果树，这样就可以方便地降低补偿那些被赶出家园的家庭。 
王帅的给他的帖子起名《河南灵宝老农的抗旱绝招》，他还在帖子下面上传了许多被砍伐的树的残株照片
这一举动确实引来各方关注，不过和他想象得却不大一样。王帅的事例证明中国互联网日益增长的力量：传播民众的不满情绪；覆盖更大范围的受众的能力；以幽默反讽的方式讨论严肃话题。
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互联网审查制度 ，但也有着高达四亿互联网用户——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正在更为大胆地挑战这一体制。政府的控制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自我审查。但是一些人已学会利用制度中的缝隙挤出可供他们探索或分享未被正式封杀的各种观点的空间。

事实上，由于主流媒体仍然被牢牢控制，互联网对中国来说显然比在其他国家还要重要得多。中国人甚至创造了一个专门用语——“网民”或“互联网公民” ， 这种现象可谓抓住了互联网作为社会和政治讨论空间的精髓 。



当然它也是一片乐土。


“网络社区是多样的、活跃的、充满争辩辩的、充满欢乐和活力的共同体”杨国斌如是说。作为《中国的互联网力量：网络公民行动主义》的作者，他补充道：“西方普通公众尚未很好的理解中国网络文化的这个方面。” 


“网络文化正在包容越来越多的事物 ，有好有坏、政治的非政治的，然后不断地将它们糅合成各种新文化——新的语言、新的关系、新的视角……尽管这种创造力可能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
用户在逃避审查上体现出了日益增长的创造力——可能用同音字去讨论敏感话题——而且对审查的嘲讽也日益公开化。被删除的页面索性被称作“被和谐了”，这出自于胡锦涛主席对于”和谐社会“的倡导。审查则被称作”河蟹“，因为在汉语里这个词与”和谐“语音相近。
来自官方的过度宣传也成为了被嘲讽的对象。例如，上个月在CCTV举行的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使用了维吾尔族语种的“亚克西”（“好”的意思）一词；这离发生在维族故乡新疆的少数民族暴乱仅数月之遥。

“如今国家免去了农业税，
阳光晒进了心坎里！
国家免了农业税，
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
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


歌手充满感情地唱道。


短短几个小时，“亚克西”就红遍了网络。韩寒，这个国家最为著名的博主，发起了“亚克西填词大赛”，征集最佳的翻唱歌词。另外有人也造出了“亚克蜥”——“蜥“是蜥蜴的同音，而这种“神兽”性喜舔菊花，并且只能在中国、朝鲜和古巴生存。
绕开防火长城

因为他们直言不讳，善于表达并且热切希望能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坚持自由主义、敢于嘲笑当权者的自觉用户的数目很容易被高估。

“可能只有不到10万人关注这些问题也可能只有大概2千人真正积极参与.”艾未未如是说。而作为一名先锋艺术家和大声疾呼的社会批评家，他在推特上有25,000+的追随者。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用vpn或者代理站点来绕开GFW的审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家读到所谓违法的文章和讨论，或者可以在海外的博客平台上上传一些敏感信息。

像全世界的大部分人一样，大多说中国网民对于这种东西并不关心：他们需要的是娱乐、购物和其他的服务。

并且即使是那些想要讨论当下时事的人们，网上有的是支持政府的声音，有些甚至是发工钱的——被称作“五毛党”——但是有时表现的相当独立。

然而在那些高度活跃和漠不关心两个极端之间，更多的人只是不那么关心政治，但他们的情绪可能会被一则小故事调动起来，或者突然找到一个发声的渠道，就像王帅和唐小昭那样。

唐是一名30多岁的上海女商人，从2005年开始写博客。她认为要操心中国政治“太残酷”了，但是在网上读到的信息激起了她的兴趣，很快她就开始评论时事了。当那些文章被删除的时候，她就在另外的网站重新开博。她学会了运用同音词去规避审查。

后来她上传了《零八宪章》——一份划时代的改革请愿书，《零八宪章》激怒了官方并且导致共同起草人（刘晓波）被判入狱11年。每次她把这份文件传到网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审查员删除——但是在此之前可能已经有数百人浏览过，她强调说。她的文章一次次的被和谐并没有吓退她，却激发她签署了宪章——以及随后在博客上公开了她与警察的摩擦。去年，至少有9个她的博客被关闭。

“我们不能看到我们想看到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想说的话。但是如果有10个人说话，他们被和谐了，他们当中的有5个人仍然会继续说 。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肯定会出现想说话的新人。”她如是说。

从对零八宪章的反应来看，互联网确实给政府敲响了警钟。

政府一方面害怕它可能被用做组织一些实际中的活动，另一方面它的传播会带来不适合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比如说色情。许多人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担忧；有研究显示相比较国外而言，中国国民对于政府监控网络内容多持支持态度。
然而相比其他媒体，官方允许互联网上有更大范围的讨论自由。

“当局在如何控制异议上越来越有经验，”亚洲人权观察家Phelim Kine说道，“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必把在网上对别家孩子开过头玩笑的人们都圈起来。” 互联网成为了人们排解抑郁挫折的重要方式，让他们的言论得以传播。


当局可以凭借追踪舆论导向，监视个人或者组织。网民可以帮助官方在受到其他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反对时提出一些有用的论点 。对于上级政府，这也是控制下属的有效方式。



但是通过王帅事件我们发现很多官员并不喜欢这种形式的监督。河南灵宝地方政府派遣公安驱车750英里将王帅以诽谤为名刑事拘留——在中国，这既是刑事也是民事上的违法。他被逮捕带回老家长达8天，直到他供认诽谤当地政府才被取保候审。

“我认为用网络可以保护我，认为他们很难通过网络找到我。所以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震惊了。”王帅说。

愤怒之余，他又写了一个帖子。这次，一位报社记者报道了他的遭遇。该文章迅速在网络传播，很多人谴责政府在王帅案中的不法行为，并且认为这是政府滥用权力的象征。


法治

最终，去年春天，当地省公安厅厅长向王帅道歉并且赔偿了补偿金。政府放弃了开发区的项目。如果不依赖主流媒体的发掘，他的案情可能不会获得更多的关注。但是如果没有互联网作为媒介在最初的时候将帖子发布出来，并且通过新闻进一步扩大影响，他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道歉和赔偿。

网络明显成为了公民为数不多的要求政府对其行为负责的手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让政府真正负起责任来。网民的一哄而上的草率反应并不会推动法治的进步。
最糟糕的是，网络可能意味着暴民统治。比如说“人肉搜索”——互联网用户联合起来追踪并曝光那些引起众怒的人，例如滥用权力的官员。他们所面临的指控是否属实并非总是那么黑白分明的。然而这些来自网络上的污蔑中伤，就可能因为人肉搜索而在现实世界里对当事人产生不良影响。

当一个年轻女人自杀并且以此谴责其丈夫的出轨时，人肉搜索就能在第一时间启动。

一开始，这位丈夫只是在家和街上遭到骚扰，然后他的父母家被人涂上了辱骂性的字眼。他抱怨说当他的工作地点也骚扰目标之后，他就不得不辞职。被人肉搜索了一年多之后，他现在只能躲起来。

与此相似的是，网民表面上的胜利并不是那么鲜明。王帅被释放后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工作，他 现在后悔将自己的投诉发到了网上。

“可以肯定，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再做了，维权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我认为我是个英雄并且做了正确的事情，可事情的结局确象一场悲剧。”

许多西方人认为信息越流动，官员就会越负责，人们也越发敢于质疑他们。很多西方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

然而对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影响的研究却还没有定论。 有项研究发现那些接触到非官方信息和翻墙的人事实上更倾向于接受不平等现象以及党对此的辩解。
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即使控制了博客作者的增加，关注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博客也出现的更频繁了。



政府的担忧

可以确信的是，像唐小昭这样的用户相信互联网将会慢慢地改变社会。她承认当她被警方传唤进行非正式的审问的时候感到震惊。“但是现在这种经历所造成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她如此说道。之后她还是继续更新她的博客。
只要政府害怕网络的威力，就会想法设法地去驯服它。
但是，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却说，政府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有主见、有情感、有斗志的用户“面对这么多有思想的人，你怎么控制他们？没人能赢得这场战斗。”她说。



案例研究：网络上的反抗


绿坝

案情：去年政府要求计算机厂商在新出厂的设备上统一安装绿坝监控软件。遭到了网民的强烈抗议——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软件有很严重的安全漏洞和以及很多关键词都是政治性的之后——并且连官方媒体也对其持批评态度，可能也部分地表达了政府也存有疑虑。

结果：在企业的抗议以及国内的反对声浪的帮助下，网民们赶跑了绿坝。但是在学校和网吧仍然被要求安装绿坝。人们依旧担心未来政府会寻找机会再次采取类似措施。



邓玉娇案


案情：去年，邓玉娇，一位普通的女服务生，在刺死了一名官员之后被警方逮捕。她宣称那名官员企图强奸她。当她的案情被披露后引发了网民的公开反对，他们将她认定为英雄并且将她的事迹作为普通人反抗官员欺辱的典范。 这在主流媒体上引发了大约4百万条有关她的案情和勇气的讨论——尽管后来政府下令删除相关内容。

结果：邓被指控涉嫌故意伤害罪，而不是蓄意谋杀，并且因为她“患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障碍” 而被释放。律师称此案的胜利是民意的胜利。




番禺抗议

案情：去年11月，广州番禺地区发生了抗议当地政府修建垃圾焚烧厂的示威游行。当地居民害怕这会影响身体健康。数以百计的居民蜂拥至政府机关在外示威静坐，并且有很多人利用手机和互联网将活动的情况传播出去，参与者逐一记录事件的发展。这是社交媒体可以作为宣传现实事件的生动案例。

结果：政府找来警方驱散群众。当地政府承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但是仍计划推进该项目。


相关阅读：


BBC中文网：PCHOME博客互联网自由和中国特色



BBC：中国人学习如何翻墙


环球时报英文版：为了删除的发表


卫报：中国不能永远控制网络


杨国斌：民主杂志：网络行动

更多来自《卫报》的译文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互联网与政治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于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时事评论”、“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互联网与政治”、“卫报”索引。

本文版权为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