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之琪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好莱坞历史上最严重的性侵丑闻被曝光，金牌制片人韦恩斯坦一夜之间沦为过街老鼠，被逐出好莱坞。然而事件并没有停止发酵，在席卷全国的“#MeToo”运动中，受到韦恩斯坦性侵受害者们鼓舞的普通美国女性纷纷站出来分享自己遭遇性侵的经验，实名举报性侵者，合力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舆论波澜。
在上周日举行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所有出席的嘉宾都身着黑色礼服，佩戴写有“Time’s Up”字样的徽章，表示对“#MeToo”运动的声援。然而，在一洋之隔的欧洲大陆上，一群以法国国宝级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为首的女性艺术家发表联名信，公开谴责“#MeToo”运动，认为“这些清教徒式的女权，妨碍了我们求欢调情的性自由”。
就在同时，一场针对高校性骚扰的“#MeToo”运动，也正在中国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2018年的第一天，北航校友罗茜茜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其门下女学生。在她的感召下，已有五十多所高校的在校生和校友发表了联名信，要求建立高校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1月10日，北航宣布撤销陈小武的全部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就在昨天，教育部也宣布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并承诺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
于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欧洲、中国这三个政治气候、社会环境以及性别平等状况各异的国家和地区，性骚扰同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人试图通过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来有效地解决个案，中国人想借助青年的力量从高校打开健全制度的突破口，而法国人则在担忧对于性骚扰者的舆论“围剿”会不会导致缺乏司法程序的“快速正义”以及在性自由议题上的倒退。
今天的思想界，我们就来关注反对性骚扰的“#MeToo”运动在中、美、欧三地的不同诉求和行动路径，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国内学界的一些讨论，来厘清在性骚扰这一议题中，女权主张者和性权主张者之间的观点碰撞和张力。
解决个案 V.S. 建立制度：中美“#MeToo”的不同诉求
而在这十天之中，中国的“#MeToo”运动也正在各大高校和其他场域内迅速发酵，截止到北航通报陈小武的处理结果之前，全国已经有52所高校的学生和校友以给校长写联名信的形式，呼吁建立高校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与2017年席卷美国的“#MeToo”运动类似，中国的反校园性骚扰的“#MeToo”运动，借助公共事件的影响力和社交媒体的动员、传播能力，将女性难以启齿的私人经验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反抗，它所带来的效应是林奕含、阿廖沙等孤立事件所难以企及的。
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微博
在《中国式反性骚扰的新女性前途》一文中，女权工作者吕频从罗茜茜实名举报陈小武一事，谈到了女性如何在社交网络上发声，以及反性骚扰倡议的未来机会。
吕频指出，高校性骚扰的新闻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强烈、持续的愤慨，是因为高等教育体制内的父权式霸凌，早已在许多年轻人心中种下愤慨。这一体制已经被无数次地证实与性骚扰者合谋，用官僚主义——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和指导——包装和庇护暴力，并拒绝纠正。当教育系统公开地、体制化地坚持阻击女生的进步，贬低女生的价值，变相为性骚扰铺就温床，再加上老师与学生之间畸形的宰制与依附，以及不受约束的父权式关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性骚扰很难不成为公害。
在中国女权议题的版图上，性骚扰早就存在，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女性怨声载道，男权社会置若罔闻。像其他所谓的“妇女问题”一样，性骚扰也被归为“妇女的问题”，是妇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机诬告的问题。骚扰者可以免于处罚，而受害者无论如何选择，都会陷于指责和凌辱——不是被骚扰者凌辱，就是被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凌辱。
被举报性骚扰的北航教授陈小武
当今性骚扰问题的关键，不是女权主义式的“提高意识”，正如美国“#MeToo”运动最早的发起人所说，女性并不需要就性骚扰被教育，因为她们从来都知道。而骚扰者们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是他们不在乎。关键在于，就像所有性别暴力议题的取向一样，反性骚的诉求在于终结有罪不罚（impunity）以及对受害者的迫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制度是必须的，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条文程序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像信访那样消耗与折磨的迷宫，制度也不可能乌托邦式地运作，在一个充斥父权霸凌的体制内，设置一个“性骚扰投诉邮箱”又有什么用呢？
制度设计的诉求是中国的“#MeToo”运动与美国最大的不同。美国的“#MeToo”运动没有具体的政策性诉求，而是通过强有力的集体造势和公开对质，更有效地、非建制性地解决个案。它的成功在于发声角度的重大转变，从此前的“幸存者分享经历”变为“实名指认骚扰者”，这一发声角度的转变导致了权力关系的反转，并且造成了全民追究性骚扰的轰动以及对骚扰者的震慑。然而，美国“#MeToo”运动的成功是建立在互联网自由、相对透明的治理，以及数十年来积累的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的，在目前的中国，这几个条件都还没有充分满足。因此，中国的反性骚扰工作，可能要从权力监督和文化改造这类“基础工程”入手。
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女明星们身着黑衣声援“#MeToo”
在另一篇题为《北航性骚扰丑闻能否演变成中国版“#MeToo”？》的文章中，吕频谈到了如何让高校，以及其他父权性的权力体，能够接纳女性权利的诉求。吕频指出，对于校园性骚扰的指控，以及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联名倡议，各个高校的反应所有不同——有强行勒令删帖的；也有做官僚式回应，表示“可以考虑”却不做明确承诺的；也有与学生对话，显示积极姿态的同时却要求学生不再传播的。总的来说，高校希望能够停止公开的倡议，通过官僚化的回应拖延和消化诉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各个大学的反馈都非常迅速，这至少说明，校方感受到了这次运动的潜力，并且无法否认其正当性。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果高校内部既有的利益结构能满足其成员目前的需要，那么这一结构就没有动力去进一步开放和改进，因为改变往往意味着利益的让渡和损失。相反，如果这些权力体意识到自己会为目前的利益结构付出代价，并且无法逃避这一代价，那么其计算得失的方式就会改变，就有可能承认女性的权利，并将其内化为它的一个部分。例如，为什么新一季的《纸牌屋》会删掉所有凯文·史派西的戏份？一定是因为史派西的性骚扰事实确凿，片方如果不与他及时切割，损失会比换角更大。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已经建立起性骚扰不可逃脱惩罚的普遍规则，这正是这次中国“#MeToo”运动的目标之一。
《文化纵横》以这次高校性骚扰事件为契机，重刊了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家黄盈盈和潘绥铭所做的“21世纪中国性骚扰实证调查”。需要指出的是，黄、潘二人作为性社会学家，与性别研究者切入性骚扰问题的路径并不相同，相反，他们与近日以凯瑟琳·德纳芙为首的欧洲女性艺术家们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反对以泛化的反性骚扰话语，强化女性在性中的受害者地位，以及夸大性的危险与暴力性，从而导致在性自由议题上的倒退。
黄盈盈在2017年12月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性与性别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尽管它们的关系非常紧密且相互建构，但不能以性别来涵盖性，因为在这种涵盖之下，性基本就不可见了，或者经常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在她看来，一些性别研究者只强调性别的不平等结构，而忽视性别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在行动层面，召唤“me too”式的情感连结，甚至培训性经验的讲述和分享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制度和法律介入对性的治理，对于这些，她持保留意见。
然而，在此需要厘清的是，无论是由韦恩斯坦性侵案引发的美国“#MeToo”运动，还是由北航性骚扰事件引发的中国“#MeToo”运动，针对的都是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滋生的性骚扰，前者是在职场中，后者是在高校中，这都是十分典型的父权制的权力场域。更进一步说，这两场运动反对的，是让性骚扰得以持续发生并且不受惩罚，让受害者沉默甚至被污名化的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它们反对的不是男性，不是性爱的快乐和自由，更不是性本身。
法国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在明确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再来阅读黄和潘的这篇旧文，有助于我们从性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性骚扰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性骚扰的社会主流话语和个人主体建构之间的张力，或许可以有更多元的理解。
文章指出，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先后三次“中国人的性”全国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2000年中国实际发生的性骚扰最多，但担心自己会遭到性骚扰的人反而最少，到了性骚扰实际显著减少的2010年，担心自己遭到性骚扰的人却增加了。这表明，反对性骚扰的主张，不是根据该现象实际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对普遍正义的追求而提出的，一旦它成为一种社会话语，在社会舆论的大声疾呼之下，人们就会对日常生活中的性骚扰逐渐提高警惕，换言之，对于性骚扰的警示作用就越来越有效，其结果是，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就不得不趋于减少。
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现实中的性骚扰在日渐减少，可是人们对它的焦虑却与日俱增。从这一角度看，一切反对性骚然的宣传教育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很可能出现性骚扰“越反越多”的局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遵从反对性骚扰的主流话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主诉”自己遭到了性骚扰，这是由于人们判定性骚扰的标准被主流话语改造了。
因此，黄盈盈和潘绥铭提出，尽管反对性骚扰的正义性与迫切性毋庸置疑，但从理论上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反对的究竟是谁定义的“性骚扰”？这方面的“启蒙”是否有可能变质为一种“规训”？这就涉及到了以凯瑟琳·德纳芙为代表的百位欧洲女性艺术家的联名公开信中所谈到的情况，即当一场反对性骚扰的社会运动“规训”了人们对于性骚扰的认知和判断，那么会不会导致一种人人自危的气候，甚至为诬告和迫害提供了可能性？
黄盈盈和潘绥铭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于性骚扰的主体建构不同于美国社会，也不同于主流的反性骚扰话语。中国人将不是发生在职场等权力场域内的、男性所受到的，以及发生在同性之间的的情况，统统纳入了性骚扰的范畴；而对于性骚扰的界定，也较少考虑所谓的“客观判定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以及对对方动机的推测给出自己的定义。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个体对性骚扰的定义与主流话语之间的距离呢？是国民不觉悟还是话语太过脱离生活？黄盈盈和潘绥铭认为，这很可能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权力（power）、社会性别（gender）和性（sexuality）三者之间日益凸显的新的相互关系结构造成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者呈现为金字塔结构：权力笼罩性别，性别笼罩性，这基本上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因此，任何实际发生的性骚扰都根本不会被视为性骚扰。21世纪之前，这三者的关系转化为重叠状态，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因此，一切性骚扰都会被视为是三者共同造成的结果。到了今天，至少在中国，这三者已经开始呈现出一种“三原色分布”的状态，也就是说，三者既互有交集、相互建构，又日益走向分离，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日益凸显出来。
这种分离具体表现为：权力在私领域中变为“隐身在场”，社会性别从“唯异性恋”走向多元取向，性则从“生物本能”扩展为弥散可变的“全性”。这就使得“性骚扰”这一概念也不得不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然而，在黄盈盈和潘绥铭看来，目前中国的反性骚扰话语，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基本停留在公权侵害、男尊女卑和“性即丑恶”三者重叠的滞后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