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歧视、不尊重女性、把女性当成生育工具，这些几乎成为每年春晚的必备“槽点”。

不过，今年山东春晚的小品却另辟蹊径：女性做家务的劳动价值总算被正名了，然而话风却诡异地变成男人用4万块钱买下女人21900天，平均每天两块不到就有人帮忙做家务、下地干活、照顾老人、生娃带娃。

2018山东卫视春晚视频截图，拼接为整段拼接，无删减，该小品原是讲述救生部队成员为工作没空陪伴家人，却被这段数学题带跑了

作者 | 赞大炮

山东春晚小品这则台词截图流传开来，小伙伴们都震惊了：都21世纪了，还有人把婚姻当成人口买卖？

小品中的兵哥哥能这么嘚瑟，以为自己赚到了，结婚花的四万块，换来了60年的打扫、照顾老人、看娃。相当于买服务交了个定金，就不用按小时付使用费了。另一边，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里，就开展了一场社会实验：签合同结婚，家务支薪。你们的老婆新垣结衣在剧中质问：“因为结婚就不用给我工资，让我白干活，所以合理，是这么回事吧？”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的家务分工截图

两个案例，同是文艺作品映照现实世界，同样存在在21世纪。家务有偿，还是无偿，究竟哪个才是荒唐的异端？

其实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就知道。同样的打扫、做饭、喂孩子，雇保姆、月嫂就要给钱，媳妇做为什么就要免费、义务，用爱发电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一度认为家务是不参与社会生产的。但随着社会发展，早有马克思女权主义者指出，家务劳动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现阶段，起码在东亚，女人仍然是家务的主力。男人回家若没有热腾腾的饭菜，还要被迫在脏乱差的窝里打滚，或是为了做饭打扫牺牲睡眠，那明天怎么精神抖擞地工作？资本家怎么压榨男人的剩余价值？国家靠啥增长GDP？

但实情可能并非这样，拿数据说话，来看看家务是不是对社会有经济价值。2015年，美国麦肯锡发布了性别鸿沟研究报告，其中显示全球无偿家务劳动的实际价值为10万亿美金，挑起全球GDP的13%。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当然，家务有经济价值这个点，男人也不见得不认可，不然春晚小品的那位兵哥怎么会算出一盘划算的数？但他并不打算用“爱”以外的方式来回馈妻子。像这样“注重家庭和睦”的男人或许会说，老婆怎么能跟家政工人类比呢？女人的家庭的付出怎么能用钱来计算呢？女人为家操持是出入爱与责任，不要玷污了这份发自内心的付出！新垣结衣在剧里回应了：“利用别人的爱做免费劳动，这不是剥削吗？”

在中国也曾有人过提出家务有偿化的构想。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两会上提案，实现“女性家务劳动工资化”，并且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
一、取消《婚姻法》劳动补偿制度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家务劳动仅仅是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所创造的价值与夫妻间适用何种财产制没有任何关系。”
二、明确家务劳动补偿的相关因素。
三、扩大家务劳动补偿提出的时间范围。《婚姻法》规定补偿请求只能在离婚时提出，这样事实上损害了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财产权益。

不过，当时这个提案却在网络上遭遇吐槽，甚至被评为“奇葩提案”，吐槽者除了拿出老生常谈的影响夫妻关系、不具有可操作性外，还有人反问：家务要付工资的话，这不是把妻子捆绑在家中么？

但家务有偿与无偿，究竟哪个更会把妻子捆绑在家中呢？Arlie Hochschild与Anne Machung的一本社会学著作《theSecond Shift》（二次转变）中就提到，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回家后仍然要做家务，实际上是承担着双份的负担。压力大、休息不够，潜移默化地侵蚀着女性工作的质量，削弱了她们赚钱的能力，经济上更难独立。提案委员张晓梅也讲到，家务缠身导致女性的社会竞争力大大减弱。

而不堪重负的女人，一旦选择做全职主妇，更是进入了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高危境地。主妇看似“被男人养着”，但男人给的钱也多数作家用，买菜买洗衣粉不要钱么？放到企业里，这都是要报销的工本费，不是收入。主妇没有“成本”以外的盈余，很难有自己的积蓄。况且长期失去了在职场中历练的机会，也致使主妇更加脆弱：一旦家庭变故，不仅自己没有钱来帮助过渡，更难自己在社会中立足。

《我的前半生》里，罗子君知道丈夫出轨、打算离婚后，曾发问：“气也解了，门也摔了，走也走了，那接下来呢？我拿什么扳回这一局？我连起码的自尊都没有，只一场赌局，陈俊生拉我进来的，本钱是他给的，现在他要把我踢出局，我拿什么留在赌桌上？”而现实生活中，不是人人都有唐晶这样的好闺蜜，扶持你从销售一路逆袭到咨询公司，还把男人让给你。

做家务能领工资，若工资不只是形式上的慰问，而是能成为主妇实打实的经济来源，女人不用完全依赖男人的“慈悲”。真到该上桌谈判了，那经济实力就是底气啊！

虽说一个人的时间和青春和付出，不该用金钱衡量。但既然那么多家庭纷争的根源都是钱，既然都2018了还有人把媳妇当廉价扫地机器人，我们就给女主人该有的标价。但定价该以什么标准，该不该接受市场调节，本身就是个问题。家务有偿真正执行起来，谁该是发工资的“雇主”，又是个大问题。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里的安排是丈夫出钱。的确，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里，女人直接服务的就是丈夫，丈夫因此能踏实干活赚工资。但只有一个人在外赚钱的家庭，收入本来就可能少过两人都工作的，男人的收入也许不够支薪，强迫他付工资反而家庭压力更大。况且如此安排，经济状况不够好的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女人领的工资很可能差距巨大，明明同工却不同酬。

上世纪60年代从意大利烧起来的家务有偿运动，则是要求资本家担负责任。资本家能有高效劳动力为他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在家里被伺候好了。《妇女与社会翻转》作者达拉·科斯特这样总结：“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

但先前我们就提到，家务对于GDP也有贡献，那么是不是政府要成为家务劳动的雇主？香港天水围一位活跃的社工钟婉仪就组织了“天水围社区发展网络”，倡议政府量化家务劳动对GPD的贡献，增加财政支出，如牛奶金、照顾者补贴、托儿服务。但当责任转移到政府，山东春晚小品里嘚瑟着“得了便宜”的男人，还不是大有所在？

况且，男人、资本家、政府本就环环相扣，假设政府为了负责这部分“工钱”，增加对企业的税收，资本家为了减轻压力而削减工资，导致家庭收入降低。最后吃亏的，不还是要维系家庭运作的女人？

家务有偿是个理想，执行起来充满变量，小至家庭大至社会都需要继续探索。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谈什么家庭主妇的平等地位，谈什么婚姻中男女的互相尊重，抛弃了金钱的启蒙教育，都是耍流氓。

赞大炮，一个蜗居在香港的实力派北京女流氓，关心女权、时尚、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