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海燕
1978年冬天，我调动工作，走了当时市委书记的门路。书记的秘书把所有的表格拿给我，帮我填好，又把我的调动申请给我，说，书记已经在你的申请上签了字，公司总经理也签字批准了，你就办手续吧。
我早就打听了，我是医生，属于干部，调动要先到公司人事处干部调配科签字、盖章，这是公司同意放行的最后一道手续，然后再到市人事局办理正常调动手续。了解情况的同事对我说，公司干部科只有一人坐班，姓史，找到他，一个人就给你办了。
我背了一夜台词──见人怎么说话。赶早来到公司干部科。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飘出阵阵浓烟。我轻轻敲了敲，没人应声，我又稍微重点敲，还是没人应。
我心里一凉，昨晚想台词时没有料到这个。我稳住神，鼓足勇气慢慢推开门。
一间小屋，四周是文件柜，迎面桌子后面坐着个人，低着头，头也不抬地说，门不是没有关吗？说得我脸上很挂不住。当医生的，都不会求人。门是没有关，可是，人家敲了几下，你总得应一声啊！
屋子里烟气缭绕，呛人，可能是八分钱一包的“前进”烟，青烟里斜插过来一道阳光，我咳嗽一声，尽量用柔和地声音说，史科长……
科员。那人说，仍低着头。
我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往下说什么了。
他抬头看我一眼。小眼睛，眼泡淤着，慢性肾炎？脸色有点发乌，鼻尖可见几丝毛细血管，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有高血压病。他看看我，又低头，从桌上的烟灰缸里扒拉出小半根烟，嚓，点上，焦黄的指头夹着烟，微微颤抖。
有事吗？他问。
我赶紧把填好的各种表格递上桌面，说，我办调动手续。
他“嗯”了一声，嘬嘬唇吸了口烟，慢慢喷出一大口浓烟，歪斜着身子没动，也不知道看表了没有。他穿棉袄，罩件洗得泛白的蓝布制服，更显得浑身臃肿；一顶蓝布制貌，帽檐耷拉着，帽圈尽是油污。
他向前探探身子，随手翻了翻我的调动表，问，医院都同意啦？
同意了。我马上回答，尽量迎合他的口气。
他继续翻动表格，说，公司有文件，技术干部调动已经冻结了，你们医院不知道吗？
我已经料到会有这种诘难，也做好了准备，马上就接口，强调我的情况不一样，有很多实际困难，希望公司考虑我的实际情况，给予特殊照顾。
他听我说，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行，公司经理会议决定的，除非总经理亲自批准。
我没有办法，只好从兜里拿出我的调动申请，上面有公司总经理和市委书记同意的签字。我把申请递给他，说，总经理批准了。
他接过申请，只看一眼，“啪”拍在桌子上，说，行啊！耍我，你早拿出来啊！
我看他发火，只好陪笑脸，说，我本不想拿这个，可我有实际困难啊，我以为医院同意就行了。
有什么困难？谁都说自己有实际困难，你有后门，干吗来这儿？北京，上海，你去啊！他气冲冲地嘲笑我。
我心里并不是很急，同样的刁难，我见多了。我决定告诉他实情。按照我的经验，这个时候说实话反而更好。
我稳住神，稍微运了运气，尽量放平和语调，说，我父亲是右派，家庭成分也不好，在农村当知青时，每次招工都因为政审不过，走不了，只好走后门参加工作，来咱们这里参加三线建设，也算是党给咱个再锻炼的机会吧。
他听我说完，头抬起来，小眼睛睁大了，怔了一下，赶快坐正了身子。
我一看有效果了，又对他说了我父亲为什么被打成右派。
他听我说着，又从烟灰缸里扒出个半截烟头，点着，嘬嘬嘴吸一口，又掐灭。
我说完，他没有吭声，又翻翻我的表，起来出去了。
过了一会，他回来了，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冒着热气。进门就对我说，坐吧。说着就把缸子递给我，说，喝水。
真像小孩儿脸，说变就变啦！面对他态度的变化，我一时还适应不了，仍然站着没有动。
坐。他说，坐下说话。
我也是右派。他看着我，平静地说。“嚓”──点了根烟，这回是一整根。
我心里一震，浑身都绷紧了，怔怔看着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出“我也是右派”这几个字的分量！心绪翻腾，涌上来又落下去，多少辛酸涌上心头，我傻傻的找不出话说，不知怎得就喊他一声，叔叔。
他也看出我的神情变化，说，坐下吧，坐下吧。又把那个搪瓷缸子递给我。
他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我给你办，你明天早上六点来找我，我带你去市里办手续。接着，他告诉我他家的住址，嘱咐我一定六点到，要赶七点的长途车，九点多能到市里，争取上午把事情办完。那个耐心、细致，把我感动的……
第二天一早，我五点就起来，摸黑找到他家，快六点了，屋里已经亮灯。我敲敲门，里面他问，是小乔吗？快进来。门开了，一股微微的暖气扑面过来。
我进屋，乱七八糟的，一张大床还挂着蚊帐，屋里还算暖和。他已经起来，正收拾提包。床上半躺着一个妇女，被子搭在胸前，穿件旧棉袄，头上缠着围巾，可能是他爱人。我赶紧喊，阿姨好。她没有应声，眼睛半闭着。面色不太好，苍白，头发枯黄，像营养不良。
我爱人。他向我介绍说，她有病，这两天犯病，下不了床。
啊！不要紧吧，你今天离开？我说。
所以咱们快点办，早点儿回来。他说。
说着，他弯腰对她说，我走了，你自己在家，少喝点水，吃的都在这里搁着，天亮你自己吃点东西，别下床了，我过了中午就回来了，给你带桃酥。
说完，他给她拉拉被子，把她的胳膊放进被里，又脸贴着她的脸，轻轻温了会儿，才说，走了，我把门锁了。
我们走到门口，刚开门，她突然“啊──啊──”了两声，伸出一条胳膊，说，你走啦？
我回头看，她抬起头，眼睛睁得大大的，昏暗的灯光下，很明显的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他赶紧转身过去，给她掖掖被子，伏在她耳旁低声说，放心吧，我一会就回来了。
我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和他一块登上去市里的长途车。路上，他给我讲了他和她的故事。
1957年夏天，他是个大学生，就要毕业了。她和他同班，当时是校团委委员，市青联委员，品学兼优，当然，还是党员。
他说，他们怎么谈到一块的，说不清楚，反正有一天，他们好了，恋爱了。慢慢的，同学们都知道了。慢慢的，老师也知道了。后来，学校也知道了。好像有人找她谈话，说，别影响学习、进步。她都告诉他了，继续和他好。
他说，她说我学习刻苦，做事认真，又是农村出来的，贫农出身，经得起组织考察。
反右运动开始，他积极参加，这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啊！到运动后期，一个要好的团干部告诉他，听说他被划右派了，叫他赶快想办法打听一下。
又过了几天，他见到她，说起同学告诉他右派的事。她一听，狠狠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马上就去找学校领导。第二天，她来找他，阴沉着脸告诉他，确实如此，他被划为“中右”，开除学籍，遣送原籍，保留干部身份，分配到基层工作。
他想起来了，运动时，系里组织过一次青年教师座谈，他被拉去作记录。座谈完，他觉得记录稿太乱，又整理了一下，誊清，才交上去。
她说，领导说了，写的这么清楚、整齐，肯定是编造的。
她又说，不行，我去找学校领导，他们不能这么诬陷好人。
后来，她告诉他说，她找到学校领导，为他说情，从家庭出身，说到平时刻苦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又说了那次座谈会的情况。但是，领导告诉她，已经定了，报上去了，无法改变。又对她说，要正确对待，与他划清界线。她说，不，我要和他结婚！领导都劝她，你品学兼优，是团干部，是党员，是重点培养对象，学校正考虑把你分配到省农业厅工作。她说，不，我要和他结婚，他是好人！
第二天，学校领导开会，她直入会场，指著书记，一二三四，列举他吃小灶不给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安排卫生所医生专门到办公室打针，家里的保姆是富农出身，又说为完成指标，把许多学生干部都划成右派。说的书记脸色红白交替，坐立不安。最后，她说，我给你贴大字报去！扭头就走。
结果可想而知，她也被划成右派。学校领导照顾她，只划了右派，没有分级别。
她头都不回地跟着他到了农村，很快就结婚。他在一个公社兽医站工作。她却因为没有右派级别，没有单位接收，只好在农村当农民。
紧跟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她因为生孩子，身体受到很大损伤，加上营养不良，精神压力大，身体渐渐垮了。
那几年的生活，苦不堪言。人都大量饿死，谁还为牲口操心？兽医站关门，他回家种地。一家三口的生命，就系在他身上。她饿的浑身浮肿，整日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有时候甚至精神恍惚。全家能吃的东西，先紧着女儿吃，他只能在干活时，捞着什么吃点什么。虽然是在自己家，兄弟、亲戚都只能各顾各，谁也帮不上忙。幸亏在最危急的时候，她的一个同学来看，带来百十斤黄豆，全家才算挣扎着熬过“自然灾害”。
1963年，中央为右派甄别，他被摘掉帽子，成了“摘帽右派”，恢复干部身份，重新到兽医站工作。她则因为没有工作单位，没有人办理。这个时候，她逐渐显示出精神病的症状，时好时坏。他带着她到处找医生看病，病情总不见好转。
文革开始，他的“摘帽右派”身份使他吃尽苦头，几乎被打死。后来，我们这个三线工程上马，一位同学设法把他调到公司。他带着她，才算过上稍微温暖的生活。
唉──他叹口气，告诉我，她的身体完全毁了，精神病发作时，哭笑无常，紧紧抱着女儿不放手。现在，女儿还在老家读初中，不敢来这里，否则，连学都不能上。
我们到了市里，办完我的手续。他在食品店给她买了两斤桃酥。我要出钱，说，算我答谢你。他正色说，不行，平时，你给了，咱们是一家人，我要，这次，不行。我又说，算我送给婶子的呢？他还是坚持不要，说，我是办公事，不能要你的东西。
回来的路上，他继续对我讲她的故事，讲了很多，最后叹气，连连说，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啊！
以后的几天，我办完了各种手续。最后离开医院前，特意买了几样点心去看他。
他见我来，很高兴。他爱人还躺在床上，精神也好点，见我来，点头招呼。
我说，史叔叔，我给父母写信说到你，他们嘱咐我，一定要来看望你和阿姨。
他伏在她耳边，对她说，小乔的父母问你好。回头对我说，她的耳朵有点背，文革时被打坏了。说完，又给她抿头发。她抬手扒拉他，不好意思的样子，苍白的脸色显出淡淡红晕。
这间简陋的小屋，凌乱，寒冷，光线也不好。你很难想到，这间屋里，这两个平常人之间，曾经有过那么凄楚、美丽的爱情！
生活的真实，总是残酷和美丽的都使人心碎！
我那时候也知道点消息，对他说，听说中央要给右派平反，完全平反，你和阿姨都可以恢复工作。
他说，我也听说了。又说，平反了，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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