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二·上）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说话的地方
说话还需要什么地方呢？只要人还活着，嘴唇未被绑架者贴上胶布，气管也未割破，任何地方可以说话。当然，潜水时是一个例外，说话还得要点环境，起码需要空气。
再细分一下，如果说的话不是天气冷暖，或者麻将输赢，而是涉及单位、人事之类，就更得选择场合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有一条重要的自卫本领，就是不在本单位同事面前议论事非。真是经验之谈，一有利害关系，很可能出卖你。有人为此而上了断头台。
1990年的下半年，中国人当然还能说话，甚至可以批评时局，发牢骚，讽刺挖苦，但绝对只能在自己家里，朋友饭桌上，街头巷尾。历史毕竟进步了，有人感慨。这话说得对，但另一方面却是，当局不进步能行吗？它愿意重蹈毛泽东、“四人帮”的后尘吗？
我们不能满足于此。相比于1988年，历史却倒退了。报刊、电台、会议等公开场合，舆论一律重新笼罩着大陆，一切都好，今天比昨天好的调子唱得震天响。工工厂停产，柑桔积压，财政亏空都不敢提。甚至翻车、起火、空难都不准报导，害怕人心动乱。多元化、自由、人权更使得某些人心惊肉跳。我们说的言论自由，难道就是在家里，在密室中，在厕所里可以随便说话吗？这种自由全世界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我们应该有说话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公开的场合，在报刊、电台、集会上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我们当然可以等待，也许，历史再进一步就会出现。但是，历史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是靠人们去争取的。所谓恩赐，实际上也是一种得已的让步，明智的先发制人的让步。如果人们争取的决心更强，力量更大，当局被迫作出妥协，那我们争得的权利也就更巩固，也不易被收回去了。
我想的就是言论自由。报刊、电台是当局搞舆论导向的堡垒，当局的命根子，我们不要去作不切实际的幻想。集会，却是当局所不能完全控制的。春天在金牛区文化馆，试了一下锋芒，搞了也就搞了，谁也没有再来追查，但是，也就不让你再搞了。看你怎么办？
我们自己搞。
想到这一点，我就很兴奋。我们要搞一个自己的论坛，我们只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有什么不可以？林文询很支持我的想法。段德天认为这样做完全有必要，而且目前全国正出现一股读书热，我们正好搞一个读书周谈。得到朋友的赞同，我更加有信心了。不过，我们的读书周谈不能限于本会内部，要向社会开放，说话才能算是言论。这也是与全国所有的读书会和读书小线所不同的地方。
此项活动一经决定，大家便分头跑。林文询认为作协既然是为作家办事的，理应支持我们的活动。我知道像作协那种只看上边眼色的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衙门。他们决不愿意沾上我们的边。不过，也应当向他们提出来，支持不支持，总得表个态，不能让他们推卸责任。
关键还是要自力更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官僚和准官僚身上。也许某人是个作家，但当他首先考虑自己的党籍和官位之时，就失去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段德天此时提出和成都工人报社合办周谈。他与老江谈得很融洽。接着找到成都文化宫图书馆二楼作场地。文化宫俱乐部科加入一股。我们三家准备合办读书周谈。促进会出作家，工人报社出茶水费，俱乐部科出场地。
作协那边依然没有音讯。我和林文询找上门去。有一年多未登这座大楼了，人们见我，相对一笑，心照不宣。办公室主任说不知道借场地之事。原来林文询是通知的创联部老王，老王出差去了。一个月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林发了脾气。这种结果，老王这个迷糊人就为作协负责人承担了全部责任。态度问题也降为作风问题了。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没有大的遗憾。大家都激动地等待着周谈开张。11月2日，发出通知，首次活动定于1990年11月16日（星期五）下午2点半举行。
三项基本准则
听说有很多名作家也不善于讲话，比如巴金、艾芜、周克芹。巴金我不知道，但艾老参加过我们的座谈会，讲得虽慢，但也头头是道。至于克芹，演讲不精采，据说后来锻炼出来了，长篇大论可以娓娓谈来。对此我也亲有感受。
而我呢，好像自来就不会讲话。大会演讲常常是准备了又准备，
还写上提纲，想像中要一鸣惊人，却每次都败下阵来。淡忘了走麦城的历史后，又常常再次冒险上台，重蹈复辙。后来我就有个想法，如果是个平等的座谈会，不要长篇大论，大家针锋相对，或许我还有潜力可挖。我平常与朋友谈天时，不是满机智满能说的吗？
周谈就要这样搞。是一个真正的圆桌会议，人人平等，不设上下座。还要吸引听众参加。听众当然也有发言权，但不鼓励，不强求，完全由他们自由选择，随时可以插话、提问。而作家学者们面前可以放上有姓名的三角牌，让人家指名道姓地对话。
根据办作家沙龙的经验，周谈必须固定时间，固定地点，风雨无阻。周谈在社会上办，人员极其松散，就得要一个很固定的方式。大家既未在一个单位拿工资，又没有筵席招待，发一次通知都是很麻烦的事。这一切，都得像建立市场那样来搞。市场最忌讳的就是今天暂停，或者下次改地点之类。让与会者跑空趟，会使人失去参加的兴趣。演戏的、做生意的也要讲究把窝子踩热，目的亦在于此。窝子踩热了，今天这批人来，下次另一批人来，一件事情便能坚持下去。
进而的深层目的，是要启示一种自由选择的意识。周谈设在那里，不劝谁来，也不阻止任何人来。有人主张发座谈卡、登记来宾，等等。我不同意这样办。我主张让任何人来，即使他是告密者也无所谓。为保证这一点，我们一再宣布不问来者姓名单位。这也才能保证我们的言论是公开言论。另一方面，对与会的作家，我们不作任何邀请。不邀请人家怎么会知道呢？通知。通知了，他也同意来了，我们怎样宣布呢？为了这个措词，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承诺”二字。不邀请，是不希望对方承担支持的义务；不拒绝，是让对方知道这是个开放的言论场所。
“文学与读书周谈”是经商量后的名字。长是长了一点，但是不得已而为之。内部通知透露，当局仍然在关注各种动向，号称要把不安定因素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是当局的必然，我们不怕，但最好让它在我们萌芽壮大之后消灭，牺牲也有了价值。这样一个长名，既照顾了我们小说促进会的学术范围，又扩大到所有社科文化领域。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正了，又可与当局周旋一番。
我起草了一个通知。三家合办，另外两家也要参加意见。段在中间搞协调，最后成了中美公报，是个妥协的产物。文化宫有个工人业余书评小组，要参加周谈；成都工人报社有一批文学爱好者，《请您参加》的通知中便写着“推动读书活动和书评工作，提高职工写作队伍素质为目的。”在他们两家的要求下，又写上了“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等等。对我个人来说，上列各种提法，或持怀疑态度，或有所保留。以在公共生活中说真话的原则来看，是决不表示无条件赞同的。但是川西小说创作促进会，作为社会团体，却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的三项基本准则不能删改。那就是“作家、评论家与爱好者在讨论中一律平等：讨论不求统一；鼓励独到见解；尊重个人选择。”
不过，常常是：说则容易做则难。
开市大吉
文化宫处于成都市中心位置。共和国成立之前叫中山公园，此地一带曾是美钞银元金条的股票的黑市上交易处。共和国四十年间，一直是工会搞活动的地方，只是近十年来，舞厅歌厅录像厅体育馆（实则为大型演出馆）占据了主要位置，气派华丽，五彩缤纷。图书馆挤在最角的旧楼里，色泽灰暗，犹如在时装表演大厅角落，悄然呆立着胡须稀疏的孔乙己。
图书馆二楼左侧这间房屋，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三面临窗，玻璃很久未擦，污渍斑斑。木地板一踏一颤，发出空响。木桌与木椅扑满灰尘，估计是五十年代的产品。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条豪华客轮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讲坛，舵由我们掌，不需要谁来指方向。
11月16日，我提前40分钟前往，哪知20分钟便走到了。杨光禾等积极分子早已等在那里。先以为不会来很多人，谁知陆续到了很多，甚至一间屋都挤满，茶盅也不够使用了。
承诺参加周谈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有：流沙河、高缨、孙静轩、谭力、雁宁、傅天琳、张新泉、李保均、张昌余、吴野、廖全京；川西小说促进会会员有：贺星寒、林文询、栈桥、周永严、吴红、谭楷、何洁、戴善奎、嘉嘉、畅游、江沙、段德天、雨樵、彭又文、王成功、朱中平、田闻一、黄剑华、徐林森、杨渠淼、黄同、王金泉、曾普存等。
这些承诺者，绝大多数都到过周谈会。记忆中，只有谭力、雁宁、李保均与何洁没有参加过。当然，更多的是只来过一两次，发现不对胃口，没有再来。我们也一再表示，不要勉强。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周谈的常驻者兼谈话健将的，是流沙河先生。另一位是上列名单中没有的一位：李书崇。
开张那天，孙静轩提前到达，高缨准时到达，吴野亦从西郊社科院赶来。前《人世间》主编邹仲平也来了，挤在人堆之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来晚了，廖全京，只得靠墙与别人共用一张长椅，茶水也无法招待。积习难改，见到本省知名人士驾到，总有人要招呼让坐寒喧，我不断地暗示，不要特别应酬，一那样搞，平等的气氛就被破坏了。
同样难改的积习是：等人。总有人迟到。我的想法是，迟到早退是别人的自由，不应干涉，以不妨碍讨论为准则。不要等人，正点开始进行。当然，理想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2点半过后又拖了十来分钟，才开始讨论。
再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名人如何讲话。林文询主持会议，宣布周谈开始。接着，就有些冷场。要想直接切入讨论，大概很难。老办法重新显灵，请名人先谈。高缨先生发言，吴野先生发言，都谈读周谈的意义，表扬我们难能可贵，等等。都是些大实话，难以产生争论。我有些着急了。因为这种调子一定，就很可能大家都一套一套地谈下去，完全改了我们的初衷。
也许是急于要使会场气氛活跃，我插了句话，大概是针对吴野的。意思是，作家面临历史的这个时期，当然要调整心态，但问题是怎样调整。我当然是没有表达好，突然听到林文询响亮的声音：
我和老贺就不同，我认为没有什么心态要调整。我就不调整……
我有些吃惊，一时发怔。我还没有在会议上遭遇这样直截了当的反驳。很久，当别人又对林提出反驳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潜意识中的叶公好龙习惯。我不是提倡自由讨论吗？不是鼓励不同见解吗？一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朋友的顶牛，却又感到惊奇，认为脱了常规。自由讨论的常态就是互相找出不同点，思想统一的常态才是找出共同点。我应该为新方式的出现而感到高兴呵！
接下来，气氛果然活跃，提问的，责难的，甚至指名道姓要求回答的，都出现了。孙静轩和高缨又参加第二次发言，还引起争论。一直到了5点半，谈话或对话或称为讨论的周谈，还在热烈地进行。我们不得不宣布散会，下周请早。
活跃倒是活跃，但也有很大的问题。同样适合十年改革开放中的一句流行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游戏还得要有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一）
我们痛恨集权与专制，在我们想像中，一定是能享受自由的了。殊不知试验一下才知道，奴性与霸道已经浸入骨髓，而对自由我们常常走向期待的反面。
我赞成波普的话，没有与传统相结合的实际的制度，最终是不成功的。（《猜想与反驳》）
周谈开张大吉，人口兴旺。后来当然不会像首次活动那么热闹，但亦人头济济，讨论激烈，且后来流沙河先生成为常客。先生谈话风趣幽默，深入浅出，为对话增添一种色彩。
每次对话之后，我都有一种持续的兴奋，久久回味当时的内容，咀嚼那些犀利或机智的语言，又捉摸出一些回答，遗憾在会场上没有及时想起。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感觉，结果大出我的预料，林文询、段德天、江沙都有这种感觉。段住得近，常常当天吃过晚饭就来我这里交换感受。江和林，则是第二天吃过午饭后便到，一谈就是一下午。
除了兴奋之外，我们还谈到一些规则。这都是三项基本准则面临的具体问题。没有这些规则，游戏就无法进行。
首次周谈会上，出现过这样一件事。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有一位青年人指名要吴野先生回答下列问题：目前，在当局残酷地镇压民主运动之后，文学到底应该朝哪里去？
这种情况我们是估计到的，但没有想到第一天便出现，而且说得那样火爆。原来敢说敢作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不希望周谈成为政治论坛，其原因有三：首先，政治讨论会导致情绪激动，妨碍言论选择；其次，这种讨论很容易被当局抓住把柄，使周谈夭折；最后，政治讨论常常是浅层次的，不如在文化上去追根寻源。
青年的问话一出，全场哑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问的是文学所所长吴野，且看他如何回答。吴先生不愧久经风浪者，笑答道，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所以无法回答你的提问。他巧妙地回避了问题中的价值判断，赞成，但不敢；反对，他也不敢。
对于这种勇敢者，我们后来也屡屡遇到。大多是初次来周谈的人。我在周谈上一再表示，我们是学术探讨，而不是某些人的出气洞。日本的企业里，不是常常设立经理偶人吗？职工受了气，可以去对着偶人打骂一遍，解气消恨。民众有气，尽管去找当局的偶人发牢骚，如政协之类，就是供出气的。我们这里，不为当局的行为承担消灾任务。这条规则逐渐为周谈的常客掌握，大家后来都回避在政治领域的愤慨之言，即使要说，也是分析与评判，纯理性的讨论。
在首次周谈上，还岔出另一支人马，那就是批评周谈本身的。其中三位发言都极激烈。他们是：谭楷、朱中平和彭又文。可以说这三种看法代表了一大批人的思想。谭认为应该去干些实际的事，至于干什么实际的事，又语焉不祥；朱认为坐在这里空谈，是一种可笑的行为；彭认为说话浪费时间，不如跳舞，潇洒，或者搞点挣稿费的纪实作品。他们的看法无疑是我们不愿听的，但听听也不妨。问题在于，你们既然认为周谈没有价值，又来干什么？答曰，会长叫来我们就来嘛！我说，这是误会，可能《请您参加》这个通知没有说清楚。来不来是你的选择。我们不搞集体主义。希望赞成周谈的才来。不赞成的就不必来，以免老是纠缠在该不该办这个问题上。
后来我们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在遇到新朋友时，我们提起周谈，坚持不作邀请，而是亲切告之，避免出现尴尬。
偏偏有人就无法消受这种自由。周谈数次之后，有一天姓康的编辑来了，凑在我面前说是要报到。我把自由来去的规则告诉他，他立刻便误会为是我在对他表示不满。
他说，怎么敢不来呢？会长喊了，我怎么也得抽时间来一趟呀！
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游戏规则（二）
我所希望的周谈，应该是有类似市场机制的言论之地。市场是开放的，不可能搞整齐划一的到达时间。我提出迟到早退的自由，朋友们不太理解，嘴上不说，心里大概总感到别扭吧。所以并未得到积极的响应。
在第二次周谈会上，我们依然正点开始对话。但在开始对话之后，陆续又到达一些人，地板震响声很大，又拖椅子又倒茶，再加上与熟人说两句话，很影响情绪。林文询立刻就有些烦躁了，他正言厉色地宣布：以后希望大家准时到达，如果晚了，最多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就请你不要进来。你如果真心想参加对话，就该准时。我们不勉强大家。
林突如其来的宣布纪律，搞得我一时回不过神来。这样好不好？下来之后我同他商量，我们不应该搞成类似于纪律的东西。希望准时来，迟到也允许，总比不来好。我们只要坚持正点开会，对话又具吸引力，人家自然会按时入席。迟到者都是不得已，争取能参与的人，不该排斥在外。我们宣布的规则，倒应该是尊重别人的发言，不要在会场内寒喧，自顾自地说话。实在有事要谈，或者对此人发言不感兴趣，可以自由地出去，在外面活动。
林对我的建议后部分表示同意，但对迟到的惩罚却依旧坚持。问题暂时搁下来。先听其自然发展吧。谁知过了一周的周谈会，依然有人迟到，依然陆续到达，更有意思的是林文询也迟到了，而且是在30分钟以后。我与他开个玩笑，说你已经违章，怎么也来了？接着我把有关迟到早退的自由宣布了，又宣布了尊重别人发言的规则。
后来，这几条规则都越来越被与会者所认同，能按时到达的都准时就位；没有整块时间抽空来坐一会儿也好。至于在会场中开小会，商量事情的，逐渐减少，偶有犯规者，常常是作家这边的人。他们在意识中总还有些大而化之的不拘小节。对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公开表明态度。那是有一次张昌余先生来了，大家正在对话，很投入，他在桌子一角与人寒喧，接着又拉那人站起叽哩咕噜地商量什么，
引得很多人都朝那边张望。我随即问张副教授有什么事。他笑道，只有一点小事。我说，你们到外面去谈吧，谈完了再进来。张先生与那人不吭声，出去了。那人回来后，张先生再也未进来。从此后他也未来过周谈。不来对他是件稳妥的选择，因为不久他就闻知公安局正注意着我们的周谈活动了。
上述的规则，我想是符合开放市场的设想的。迟到早退的自由，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供不应求听从自然选择迟到早退，适销对路别人就会准时前来。至于尊重发言则是一种等价交换，你不付出专注与氛围，也就得不到相应的对话质量。这应该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官僚作风，灌输强迫作风的薰陶下，中国人早已忘记了这些，此刻当新知识来学习。
除了上列可以建立规则来解决的难题外，尚有一些不易以规则来解决的难题，如谈话的质量问题，可能是古往今来最令主持人头痛的一件事。有人谈话学究气重，爱用新潮词，叫人不得要领；有人谈话寡淡无味，没有独立见解；有人谈话离题万里，越扯越远。这些发言者大多自我感觉良好，绵长不绝地说下去，找不到截断他话语的时机。与会者常常产生一种受折磨的感觉。多受几次罪，苦大仇深的与会者就开始盼望救星了。他们要求限制发言，或5分钟，或10分钟，各说不一，后来定为10分钟，要主持人当裁判。
此法貌似公平，一实施起来就有多种问题。首先该买一个闹钟。但用闹钟一摆上桌子，陋室就形同英国的上议院了。由主持人打断，实行起来也为难，铁面无私姑且算能做到，但遇到精彩的讲话，阻止了又有些可惜。实际上一通废话，岂但10分钟，3分钟便足以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怎么办？两手准备，一文一武。武的自然是由主持人打断。文的呢？就靠大家用费厄泼赖的机智了。或使用巧妙的问话插入，或很礼貌地将罗嗦话引开，或以幽默方式将裹脚布在笑声中扯断。你受折磨受熬煎，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推卸责任，依靠救星。否则只有自己沉默自己忍受。我们要倡导的就是自我权利意识。
统一情结（一）
把统一说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情结，不知道算是恭维还是嘲笑？我们的老祖宗，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搞过百家争鸣。几千年我们都以此为荣。共和国的执政党也三番五次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难道中国人就那么喜欢统一？
是大一统的思想，巩固了中央集权；还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强化了大一统思想？总之，中国人对国家的统一，充满了迷信。一旦国家分裂，互相之间无法和平相处，无法“互不干涉内政”，无法建立平等有效的政治、经济联系，最终只有诉诸武力，重归一统。直到一统无法忍受，爆发下一次的分裂危机。中国为什么无法像欧洲那样若干国家并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华民族的宿命。而中国的思想界，公认政治思想统一的必要，如果有激烈的斗争，那也是选择哪种思想挂帅而已。
统一情结的思想基础是一元价值观。这类人认为自己所信仰的价值是唯一正确的价值。既然唯一正确，自然唯我独尊，接着便消灭异己。欧洲中世纪三教并立（天主教、犹太教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伊斯兰教），后来天主教中又杀出个基督教，各各都是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最终只能如刺猬在冬天相挨着取暖，互相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又因为国际贸易的需要，首先在国与国之间获得了一种宽容。
人文主义思想宣布上帝的死亡。多元价值观逐渐为各国所接受。但是一元价值观又以新的面目出现，它承认其它价值，但它认为只要它的价值实现，其它价值也就顺势而解。只有它能使人类获得彻底的解决。这种一举成功的许诺迷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世界大战发生之后，特别让人急切地想获得这种彻底地解脱。世纪初与世纪中叶的世界革命风起云涌，源自于此。
乌托邦作为一种未来的价值，令人尊敬。但当它成为意识形态，要求人们一言一行遵守；进而至于它掌握权力，强迫人们号令人们之时，对人类就形成了灾难。近一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清楚地将这一切演变成活生生的教材。人们开始接受了多元并存的价值观。
积重难返，当我们习惯了号令之后，一旦失去挥手令我前进的指挥者，就如同得了沙漠恐惧症，到处寻找路标。大家对“摸着石头进河”抱以嘲笑，嘲笑的是带路人居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潜意识里还是希望他把道路选好。批判的关键倒应该是，允许你摸着石头过河，也应当允许大家摸着石头过河。统一情结带来的是一窝蜂，不论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将走入绝境。
一元价值观的当局，提倡在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这只是一种幻想。没有政治多元化，学术上的争鸣只能是一出滑稽戏。春秋战国正是有这种前提，才有学术上的争鸣局面。所以共和国成立之后，“双百”口号与比春秋时期吼得响亮，最终也只是口号而已。在学术讨论会上，号召“求大同，存小异”，提倡“统一认识”，要求“在真理面前低头”。在学术讨论会上，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且为了说服异己，及早确定对错。又因为大家都在体系内思考，得服从共产主义的教条，所以要统一也十分容易。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最难统一的价值判断上，比如人怎样生活才有意义这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众口一词，宛如优良的鹦鹉。而在最容易统一的事实判断上，比如个体户和市场经济好不好这类问题上，我们却常常是反反复复，争论不休。
至于报纸、文件、讲话、宣传提纲上的统一口径，那已经成了人们浸透到血液里的东西了。一旦新精神，新口径没有下来，有关部门谁也不敢讲话。的确也是这样，按口径射出炮弹，哪怕谋财害命都可得谅解。自作主张即使造福兴利也要遭口侏笔伐，坐冷板凳，临了骂了你一句：“破坏伟大的战略布署”。1987年深圳某记者提出希望邓小平退休，被搞得灰头灰脑，报纸停办。而二年后邓先生自动退休，却又是什么什么伟大的措施了。
要冲破的，就是思想统一的篱笆。
统一情结（二）
我谈到，在周谈《请您参加》的通知中，写出三项基本准则。我后来又要江沙将这三条写成条幅，贴在会场壁上。简陋的会场也就只有这三张白纸大书，每幅长约两米，十分醒目。
条幅写得明白，但实行起来却不易。那天高缨先生进屋一见到此，就说很好很好。后来在对话之中，有人与他有不同看法，他便耐心反驳，翻来复去地讲解，看来已经超过表明思想的目的，而进入说服别人的状态了。
同样当林文询说，我与贺星寒就不同，我就不需要调整时，贺星寒在旁就有些吃惊。原来，我也不习惯于看法对立呀。而林文询呢，大概是不求统一的人了吧？不然。因为他立刻就摆出要争个你输我赢的架势，其深层意蕴还是要搞个水落石出，谁对谁错。
高缨先生又来过一次，又因争论一个文学问题而长篇大论。高先生说话轻言细语，态度温文，颇有娓娓细谈的风度。但若是知道其目的是要说服别人，则不是那么耐听了。可能有人打断他，抢了他话头吧，以后很久，高先生没有到周谈会来。
过了几周，流沙河先生来了。此时，文化宫俱乐部科对周谈已有戒备之心，他们以有错字为由，将三幅口号扯去。流沙河先生来了，免不了有几句开场白。照共和国历来座谈会的程序，各说各，说完就休息，哪知道他一停嘴，正欲喝茶，那边李书崇头朝前伸，扭过脸，横望沙河先生说，你刚才谈的完全是马克思的观点！
李的意思是沙河先生没跳出框框来，沙河自然也知道其中含有叽笑之意，当然不服，两人唇枪舌战，开始斗嘴。李书崇爱搬名人，玩弄新词汇，新思想。沙河先生深入浅出，鲜活的例子随手拈来，嘻笑成章。但因两人的目的都是要想争个输赢，言词间常常岔出正道，情状显得尴尬。后来终于平息，但两人情绪似乎都有些不好。我在说话时大概涉及此事，只听得沙河先生顶我一句：
你不说嘴里要生蛆呀？
此次争论之后，沙河先生有两周未来，再次周谈时，先生又笑吟吟地端坐桌前。李书崇倒是脸皮耐磨，在会上与这人挑战，与那人抗衡，是个活跃分子。我很想看看他俩再次遭遇将是一种什么情景。果然有争论，沙河先生不再那么急躁地说服对方了。表明不同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理由，如果是属于知识性的，如朝代人物之类，明确指出对方错误；如果属于价值选择的，如朦胧诗孰好孰劣，则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对异己立场表示充分理解。沙河先生一下子就得了周谈的精髓。至此后，先生就成为常客，每有奇论，使大家受益匪浅。
号称具有彻底民主意识的李书崇先生浮躁了。他到我家来说，沙河先生把我们的高深理论搞成浅层幽默了，你要想想办法。我的回答是，沙河的幽默并非浅层，只不过他不像你那像端一筐坚果出来而已。一筐坚果可能内容丰富，但谁也啃不动，最终还得端回去；下次端出来还是那么一筐。沙河先生只取一颗，敲碎，去皮，渍糖，再加五香调料，做得人人爱吃。吃了虽然不能马上长成胖子，但的确是增加了一些营养。我们大概还得学习学习先生那种风格吧！
讨论不求统一，鼓励独到见解，尊重个人选择，三条标语虽然没有再悬挂于会场，但那种精神却浸润进了大家心里。后来，当另一位号称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精神的高小勇先生，在会场上已经与对方摆明了不同看法后，依然扭住要说服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很主动地将他的话岔开，希望能共存。高小勇先生居然不知身陷真正的自由主义人群之中了。
再一次，海湾战争时，段德天在周谈会上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几乎所有的人都痛恨萨达姆，只有一位青年表示同情。青年还表明了他的理由。大家谁也没有去企图说服他。尊重个人选择嘛！
周谈话题
经过反复的交待游戏规则，大家明白了讨论的目的是弄清问题，而不是统一思想。对话越来越放松，也越来越有味，有时双方钻入牛角尖，一下子出不来，经旁人点醒，立刻付之一笑。意见并存。
但又感到了新问题。每次刚刚开场时，常常出现冷清局面。大家似乎想说，但又觉得不好先开口。有时有人倒是主动先谈，因为谈得层浅，而引不起争论。商量之后，还是决定搞中心话题。要一个中心发言人，让他先讲，以20分钟至30分钟为限。有他的发言作引子，大家便于借题发挥，至于对话要走向何方，不作限制，听其自然。这样一来，开场时不会冷清；而且由于中心发言人皆有准备，问题也较为深主。在1991年3月7日《成都工人报·读与思》上登载的“近期话题”有：
一，当代小说的危机（李书崇）
二，新时期文学回顾（杨长友）
三，周克芹现象（林文询）
四，《顽主》与“玩主”（徐X）
五，读者心理现象（王荣生）
六，新写实小说与现象学（贺星寒）
七，误读与悟读（周钰樵）
八，新新闻文学的兴起（段德天）
九，庄子与文学（流沙河）
这些话题，陆续都谈过，效果很好。只有流沙河声明不作中心发言。他说，我每次都到座，发言最积极，贡献最大，当然不作中心发言了。大家笑纳。
所有的谈话，差不多最后都扯到当前的极左思潮、文化的多元化、人民的自由权利、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上面去。流沙河先生的确贡献很大，谈笑风生。他的幽默与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谈话之中。比如在谈到人们看《焦裕禄》和《渴望》流下的泪水时，他就说，其实要使人们流泪很容易。小时候，他还住在赵镇（金堂），每天晚上就有太婆坐在坝子中央，四周围着婆婆大娘小孩等，一盏油灯闪闪摇摇。太婆边唱边讲，都是因果报应故事，名叫“讲圣喻”。讲得大家泪流满面，感动人得很。那就是从前的“焦裕禄”和《渴望》。简直是标准主旋律。在谈到当前文学一片花花草草之时，流沙河先生又讲起他最近看的一本书，拐卖妇女儿童的纪实作品。沙河先生愤慨地说，看到我们国家还有那么丑恶的现实，还有人在遭受那种苦难，我们写的那些东西，粉饰生活的东西，真该丢进垃圾桶。谈到周克芹的内心矛盾时，沙河说周克芹有一本《古拉格群岛》。他说，周克芹看这本书是很认真的，肯定有很多思考，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而已。那本书上，周划了很多线，有地方还标有问号；而且还特地介绍给沙河看。不过他却不愿与沙河交换看法。
1991年春天，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制裁伊拉克。周谈连续两周以此为话题进行讨论。在段德天进行民意测验时，沙河先生笑道，我支持受压迫的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讥讽之意溢于言表，他又说，我们在这里高兴什么？伊拉克又没有欠我们的钱不还。我想大概有些父亲，平时看见儿子长大，在家里横行霸道，却又没法，气得很。忽然发现隔壁人家的不孝子，正在受教训挨打，所以自己也高兴得跳起来了。是不是？
中心发言也有好处，可以使自己好好整理自己的思想。对新写实小说，我以前自认为很清楚，但是临到要讲一讲时，才发现很多侧面还得重新思索。在回答大家的提问与反诘之中，又发现一些新的思路，真是讨论有益。
比如在谈到人们无法达到认识的穷尽时，我举了右派言论为例。当年说这些话时，心想为帮助党整风；反右斗争一起，又认识到自己思想反动，与党作对；平反了之后，又被共产党拉过去，发现自己依然是热爱党的。这时有人反驳我，一些右派分子，实际是左派，怎么讲？我头脑里一闪，平常很模糊的想法突然清晰了。我说，要从深层不自觉的意识来看，右派分子的确是右派分子，他们追求的理想绝对是和共产党当时的路线分岔的。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反右斗争是完全及时的和必要的。说右派不是右派，实际上就是企图给共产党抹粉，好像他们从来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样。
在新写实小说的对话中，我找到了现象学与小说的近乎亲密原因。正因为认识的不可穷尽，所以任何科学与理性都无法准确地达到生活的本质。而现象，成了最本质的东西。
被迫迁移
周谈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以后，吸引了很多青年与文学爱好者来参加。从几十公里外的龙泉驿及新都县，都有远道来旁听者。后来，旁听者中也有人自报话题，我们十分欢迎。有时，也有迷失在老习惯中的人，提出对话最好兼顾大家，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这也是几十年培养出来的伪民主习惯，好像人人平等了，但实质上压制了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削弱了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我们依然坚持个人自主对话，自由选择。
由于坚持独到见解，常常有人说出为当局所不愿听的话。此时的中国，一片治理整顿、安定团结、主旋律等等声音。周谈就要议论市场经济，提倡可操作的民主程序，要求言论自由，批判出版垄断，反对以安定团结来压制改革开放，向往多元价值观，扬弃一元价值观。对主旋律的叫嚷者、文艺界那些杀气腾腾的“左将”，更是指名道姓的进行声讨。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
也许，公安局或宣传部门还不很介意于此。据可靠人士透露，他们认为有这么一个周谈，就知道这一批文化人在说什么，在想什么了。我们也不怕，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恐慌的是谁呢？是参与这类活动而又不愿与我们认同的人：文化宫俱乐部科。
俱乐部科参加发起周谈，以为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知名度，既有流沙河、高缨、孙静轩等著名作家参加，又有数量很多的活动。他们甚至拍了若干照片，大概准备作为资料，以后好向上边表达成绩。但是，俱乐部科的办公室与周谈会场紧挨，而且都是不关门的，实际上如同在一间屋子里对话，麻烦也就出来了。
几次活动之后，俱乐部科科长与我打招呼，说你们那里面有几个人，说话很出格，要注意一下。我说人家说话人家自己负责，注意什么。话不投机，科长便去找成都工人报。报社副总编江功举于是亲临现场，最后说，没有多大问题。科长说，你来了他们当然不说。此事不了了之。科长天天听这边说出格的话，一身大概都是火吧，但找不到理由，也不好发作，只是从此见面不再招呼，以示划清界线吧。虽然可笑，但是亦可理解。
每年的五六两月，都是当局难过的日子。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实际进行戒严，成都到了6月4日那天，也有很多便衣布置。而总有人到纪念碑前献花圈，又加以扣押之类的事出现。而在校园中，传说有白花飘飞、沉默游走之类，反正很伤脑筋。周谈遇上这类日子，如果9月8日，4月6日，5月4日，5月18日，5月20日，6月4日等，总有人提出，记得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一笑，意味全在不言中。
与此相适应，每当五六月来到之时，当局便要努力宣传自己的光辉形象，如治理整顿的成绩啦，物价稳定啦，人民生活提高啦，等等。电视台也放宽尺度，搞些港台娱乐片来转移民众的情绪。我甚至发觉，肉店里一贯卖味道极差的冻猪肉，一到五六月便开始卖鲜猪肉了，大概也是一种讨好的姿态吧。
但是经济的不景气，却摆在那里。据传重庆方面有工人提出要游行，其口号是，我们不要民主和自由，我们要工作和稀饭！这帮坏人简直是给共产党抹黑。当然立刻就解决了工作问题和稀饭问题，要安定团结嘛！
可能正是这样的两手准备，一软一硬，使得当局采取了办法。当然，也可能是间接的影响。反正文化宫俱乐部科在5月初便向我们提出，希望周谈迁往它处。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要拆房子。要拆修图书馆，自然不能容忍周谈。我们也无话可说，打听一下，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迁移吧！
也好，证明我们的周谈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也证明了他们没有光明的理由来制止，而只能施些小计。后来我们在大慈寺搞了一次，然后迁至西城区图书馆，证明当局要想随心所欲地控制一切，已经不行了。各单位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也如流沙河先生所言，现在那些批判别人的人，打报告的人，比从前可怜多了。现在这些棍子，舞了一阵，骨头也啃不到一根，真值得同情。历史真进步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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