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四·上）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孤寂与冷淡
周谈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意义，它在局部实现了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周谈是开放的，热烈的，自由的，但这只是在它的内部，所以它也是孤独的，寂寞的，门虽大开而无人进来，实际上也是封闭的。
周谈能固定到会者，二三十人而已，其他二三十人，则是各凭兴趣，时来时不来。外面在举行什么艺术节文化节歌星舞星大赛及生意开张发财，屋里却在清谈文化民族责任民主。流沙河先生数次感慨，说，我们这些人，真是最无用的人了，不会做生意，不会升官之道，在这里谈些无用的东西。人家都要笑我们是傻子。也许有一天，连我们这些人也不谈了，将来有人考查，原来最后一批清谈家，就是我们。
流沙河的调侃不无道理。我也知道像这种学术讨论，是很不合时宜的，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当今有了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时，靠对话在小范围内传播，相当于刀耕火种。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否则，你就只有去参加另一种违心的聒噪。
周谈名声在外，文化人中间颇有传闻，很多人都表示，要来看一看。大学学生、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及作家们，都表示过这种意愿。外地来客出差的编辑也常带话，要来听一听。最终是雷声大而雨点小，说得热闹而亲临者少。真正有印象的，因为介绍，留下了印象，有下列杂志的编辑：《滇池》、《知音》、《妇女世界》、《中国财经报》、《四川政协报》、《四川工人报》、《随笔》等。
想来而未来，大概感到坐在那里白说没意思，不如搞点实惠的东西，即使是学知识，也不如找本书来读。中国人习惯于接受，而不习惯于质疑。来一次，发现插不上嘴，或者受到尖锐的反诘，便受不了，不再来摸这块烙铁。另一方面，在这里听到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想想才过去不久的镇压，心里便想这些不识时务的人，何必与他们共惹一身骚。
讨论肯定不可能心平气和，时时要对社会现象发牢骚，行抨击，最常见的也是挖苦讽刺。语言可能是十分犀利的、刻薄的。当局如果要钳制言论的话，当然受不了。他们自然派了耳目，我们不知道是谁，也许就在那些常来的忠实听众之中。但当局始终没有动作。第一，我们是公开的，第二，我们没有政治意图——有组织的那种，第三，他们此刻对付各种国内矛盾与国际压力已经手忙足乱，翻出一个蜂窝只能使他们更下不了台。所谓睁只眼闭只眼，大家挣钱松活点吧。
但是有人不能承受了。谁？文化宫俱乐部科，也就是图书馆。起初引进我们时，他们打了个如意算盘，活动搞了有成绩，名人参加有声望，何乐而不为？谁知这伙人把会议室占领，每逢周五就在那里胡说八道。起初他们还来照了几张相片，大概以后好作资料。后来便来打招呼，企图限定发言调子。皆无用，讨论热烈之时，谁还管哪一句话轻与重？而且，从思想上说，大多数人对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反感，对政治，也各有看法。
俱乐部科的那数名干部，也真为难了。会议室门大开，这边说话那边清楚听见，听见了就有共谋的嫌疑，起码也将落个知情不报的罪名。如果去报吧，会在文化圈子内落个告密者的恶号。怎么办？我想此事让那位副科长后悔了半年。周谈刚开始没三次，他在楼道上遇见我便铁青着脸，一副势不两立的神情，直到分别。
5月份，由于夏时制的实施，我们告知图书馆提前给开门，谁知到了一看，铁将军把门，大家围在楼道中枯站半小时。如是者再一次，接着，图书馆便通知我们要拆建，立即搬家。
这也是手法之一。不一定出于上边的指示，而是只要有集权统治，有意识形态的强行规范的地方，各部门的奴才都会作出的反应。通知搬家，已经是较为温和的了。记得1980年我组织“新星诗社”时，区文化馆连通知都没有，突然大门紧闭，无人答理，从此谢绝。后来才听某市委书记的内部讲自豪感，说“新星诗社”是非法组织。原来如此。
周谈只好搬家。
《随笔一席谈》
（此文发表于1991年7月4日《成都工人报·读与思》）
6月7日周谈的话题是随笔，王蓉生作中心发言。王系英美文学教师，颇有译著。发言之前，段德天散发的《读与思》79期，即载有他谈随笔的文章。他讲话略微口吃，但思路明晰，语言简洁。他认为随笔始于法国蒙田，由英美培根、爱迪生拓展，兰姆更有新创。“五四”时期传入我国，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专攻。随笔是个模糊的概念，可宽可窄，宽则包括散文百家，窄时可开除其始祖蒙田。王蓉生声明自己只叙述事实，不作界定和评价。看来他感到此路草深林密，不愿孤军深入。
周谈已活动七个月，因文化宫房屋装修，今天初移大慈寺。此楼极清幽，栏外绿树浓荫。天气燠热，室内略显局促，四、五十人中，约小半散于走廊就位，却也安定。
林文询说，在散文这个园地中，杂文随笔散文小品，是否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区别？至于共同点，都应该是有真情实感。有些散文假话空话娇揉造作，只能算是赝品。文询嫉恶如仇，平时谈起虚伪文学，常呈声讨状。今日语调沉缓，想来正在思索。
李书崇首先指出，他与发言人对蒙田的看法有所不同。王认为蒙田的随笔是载道的，他则认为不载道。我们一般指的“道”，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蒙田宣扬的，恰好是反对思想统治的自由精神。（王说，他对“道”是借用。他与李看法一致）。好，李说，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法国蒙田的随笔，是对自由思想的追求；英国兰姆等家常随笔，是对自由思想的享受。
书崇平常讲话，慷慨激昂，常有世界名人陪伴左右。今天不同了，语气平和，见解独到使我耳目一新。我忍不住想廓清他的思路。我说，照你说来，随笔这种文学形式，就是自由思想的体现，不可能被非自由思想者所利用。他肯定地说，是。我喃喃自语，看能不能找到反证？
沉默一阵，没有反证。文询说，这的确有些如此。各种文学形式，小说诗歌散文甚至杂文，都可以成为不同思想的载体，偏偏随笔只属于自由思想者。真是这样的话，随笔真成了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就决定了内容。
对话渐趋热烈。大家谈起周作人及林语堂的随笔。又说解放后十七年间随笔甚少，“文革”十年间几近绝灭。改革开放后随笔重生，近年来特别兴旺。有人说，《燕山夜话》是随笔，反驳者说那只是议论文而已。有人将我的《真话难讲》与梁晓声的《羞于讲真话》对比，说后者更像随笔。我听得兴趣盎然。
伯炎是少有说话的,也忍不住了。他认为随笔是一种很自由的形式，不需要精心构思和刻意塑造。但它需要人生经验的积淀和文化的积累，感情一般比较厚重，笔法大多点到为止，欲说还休，所以常常为中老年人所喜爱。但是，怪哇，他说，最近有一位作家的儿子，看了一期《随笔》杂志，居然很感兴趣，于是把近年各期该杂志找出来看。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最后得出结论，爸，今后你别的啥都不要写，专门写随笔好了。
沙河先生近日感冒，为逃避风扇，坐在门口，羊毛衫放膝上，随时准备利用。虽有病菌袭击，先生依然不改沉静的风度，缓缓道来。他说，刚才这位谈到英法随笔传入中国，起到影响，是事实。我要说的是，中国自来就有写随笔的传统。以作家及作品的数量而言，我国可算世界第一随笔大国。古汉语中，文与笔，一个要曲，一个要直。随笔，就是直抒胸臆的作品。有点滴见闻，有偶发的见解，或者一些感情寄托，不讲章法地记下来，就成随笔。北宋洪迈就有六大卷。自来这种体裁就为当权者所忽视，至今也如此。诗歌小说散文都有委员会，连杂文都有学会，就是没有随笔委员会。
先生接着说，文人自己也不重视随笔。大多数文人是把它当作业余爱好，立论写诗之余，写点日记笔记之类。正因为不重视，所以就很真诚，很见性灵。它不是要发表挣稿费，也不是要给上级看以说明思想正确，当然更不需要去载道。从魏晋阮籍稽康文章到明人小品，都显露出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专制使人冷嘲。冷嘲不可能之时，随笔就成了自由的象征。它不一定有微言大义，但包含了很多自我。明朝江南出现了市民阶层，有些闲适的文人。江南才子写随笔的多，而江北则少了一些。
可能是谈得兴起，书崇便按捺不住，当场讲了一个笑话。“文革”时期，一个女工上夜班，怀揣煮红苕一根，待冷却后好充饥。一位行人发现她行迹可疑，便尾随，以发现敌情。女工心惊，急跑。行人紧追不舍。女工躲入公共厕所内。行人便通报治安联防，包围厕所。相持良久，行人视死如归，单身入厕捉拿阶级敌人。女工见坏人如此胆大，即抛红苕作武器。只听这位勇敢行人大呼：手榴弹！立即卧倒……
也许这是个很严肃的政治笑话，有强烈的讽刺，但出现在周谈活动中，却显示了整个气氛的随意性。后来有人提出要界定随笔，但多数人认为无法界定，且无必要，重要的是弄清其特征和对之进行选择。当年林语堂梁实秋写闲适小品幽默小品时，就颇受到责难。难道思想家如鲁迅先生，就不认为闲适小品是与专制统治的一种疏离吗？另一位大人物也说过，让别人说话，地球照样旋转。其实说话是自己的权利，何须谁来让？我想，那种等待批准才写的人，大多是与随笔不沾边的。
影射文学
上面那篇记述文字，是应《读与思》编辑段德天之约而作。一者记录一次周谈全貌，二者想引起周谈者的兴趣，期望能执笔记一段话，一段活动，立此存照。考虑到当时报纸所受管辖，只好选取较为温和的一次。
能够潜下心来，写明人小品式的随笔，也得要有点外在条件。比如专制统治的强化，但又未到法西斯或文字狱状况，如德国纳粹、中国清朝及“文革”时期，那是连性灵小品也是不允许的。统治阶级需要意识形态的统一，又还想要一点粉饰与点缀之时，逃避现实的文人会选取小品一路走去。另一种状况，是社会能对各种文化兼容，思想言论有了自由的空间，政治意识淡化，小品也会出现，那是多元化中的一元而已，如西方世界的爱心小品之类。
在前一种社会状况中，意识形态的管制一旦力不从心时，潜在的反抗力量便将通过随笔形式显现出来，此时最可取的便是影射文学。
影射文学自来没有好名声。所谓魍魉，就是含沙以射人影子，来达到伤人的目的的。正统文人，都是以卫道者自居的，或捍卫儒学精髓，或忠于正宗王朝，或继承革命精神，或发展马列传统，虽然受压制、受迫害，但那都是在封闭体系内的冤屈，所以自来提倡正大光明，赤膊上阵，死而无憾。但另一种人，已经在体系之外，唾弃儒学，反叛王朝，无心革命，不信马列，他们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思想呢？一旦他在专制统治下亮出招牌，将会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伐之”的特别优待。沉默不愿，振臂一呼不能，只有选择含沙射影一途。
象征不是影射，含蓄也不是影射。影射是一种特有的艺术手法，借以和嘲讽对象有相同特征的人和物，来暗示，进行批判。所指一定要确切，要使人不会误解，然而也不能让人抓住把柄。所谓指桑骂槐，所谓借古讽今，所谓说东道西，即为此类。这一段时期，利用影射手段批判当局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在软绵绵的生活小品与气汹汹的棒棍文章中，挺立起怪异的身躯，使处于沉闷中的人为之一振。
影射文学的上品，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讽刺斯大林时代的，但苏联方面，也不好去把那泡屎抓来糊在脸上。越糊越糟。影射文学的下品，干脆就是嵌字诗，如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的《元宵》（七律）：
东风拂面催桃李，
鹞鹰舒翅展鹏程。
玉盘照海下热泪，
游子登台思故城。
体负平生报国志，
人民育我胜万金。
愤起急追振华夏，
且待神州遍地春。
从第一句“李”字始，斜向下读，就有“李鹏下台平民愤”等字样。作者是“留美学生朱海洪”，当然也是化名无疑的了。此报刚出，外台便将此诗报导。段德天当日去市邮局，还购得数张，可见当局未来得及采取措施。此诗八方流传，在办公室里公开传阅，大概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了。当局为了粉饰现实，好容易得到留美学生一纸颂歌，自然急忙刊发，谁知却闹出一场笑话。特别是“愤”字，本应作“奋”也被疏忽。此诗固然不能成什么大事，但它唤醒了处于压抑状态的中国人的良知，感到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应该正视吧。
更多的影射不像上述两篇，单独成立，而是夹杂于文章之中，或一段，或数句，点到为止；影射的层次也有深有浅，深者直指集权专制，浅者笑谈变色龙、左脑袋。此一段时期，谈纳粹法西斯，谈斯大林大林时代，谈“文革”，谈魏晋文人，谈镇压，谈卢梭，谈《红楼梦》，比比皆是。难怪《文艺报》出了一篇文章，专门批判影射文学，最后要求作者站出来，光明正大的打。使人想起当年国民党专制时期的御用文人，诱使作家赤膊上阵去吃子弹。这边也不是义和团，当然不会上当。
影射文学的存在，使沉闷的中国有了一股若隐若现的力量，如同混浊的水中，一条不露脊的鲸在游动，虽只见浪花涌，漩涡翻，但能感到那随时可能掀起的波涛，令人产生期望。所以在周谈会上，大家常常互相介绍某篇文章如何有意思。
我想起在“六·四”之后，《上海译报》的一条消息，说美国一共产党员，在州议会门前焚烧国旗，以示抗议。议会与法官对此行为都十分气愤，但最终还是宣布其无罪。因为焚烧国旗是他的言论自由，不得干涉。这就使人联想很多，无法不以中国现实进行对比。而王蒙在当时写的小说《话、话、话》及小品《演讲术》，在我们这等有心者看来，也是影射高层某些人，出尔反尔，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永远有理的现象。
所谓影射文学的繁衍，也需要一个读此类文字的人群。两者均存在，洪水猛兽，挡也挡不住了。
自由与秩序
影射文学固然可以略解郁闷，但终究不能一吐为快。我写随笔，也常常不能掌握这种手法，或者隔靴搔痒，或者说话过头——自然也就被删去。一吐为快的文章不能写，但却可看。此时香港方面流入大陆的刊物，就成为传观品。常常是下午到手，晚上就得还，于是放下一切事，细心看。先浏览，再看重点，有时间再看其它的。
一次，得到一本《二十一世纪》，突然发现甘阳的文章：《扬弃“科学与民主”奠定“自由与秩序”》。这篇文章起句则是异峰：
中国人高喊“民主与科学”已近一百年了。二十一世纪仍应此为口号吗？我以为不然。从现在起以至下世纪，真正的目标是：自由与秩序！
这并不是要否定民主与科学本身，而是要对“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检讨，或者说，应该追究为何依此口号行事反离民主科学越来越远的原因，同时探讨遵循“自由与秩序”这一路向行进是否反能真正奠定民主科学的基础。
甘阳其人，我从前所知并不多。只是在1989年的《读书》上，见到他的两篇文章：《自由的敌人——真善美统一说》，《五四精神的阙失面》。当时读了便深受启发。以前我对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所知甚为肤浅，亦不知中国学界有这批后起之秀，及至后来，我发现甘阳还任三联书店的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便更加关心。1991年在香港的刊物中，看到陈军涛的法庭辩护词，才得知甘阳等曾在“六·四”风波中，对政府和学生都作过调解与妥协的策略性建议，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我之所以看到甘阳的文章，一拍即和，大概是因为自己头脑中根生蒂固的自由主义观点。不谈甘阳先生思路清晰，逻辑周密，而在于他能以很简略的叙述阐明深刻的思想，而且很具操作性。1989年的两篇文章，使我对多元化与自由选择有了明确的认识；而1991年的这篇文章，基本上答复了这两年穷思苦想的问题。正是因为已经感到了很多具体作法，所以当甘阳以“自由与秩序”作纲一提出，立刻使我得以贯穿。
《自由与秩序》一文，是两年前的思路和平共处继续和发展，其间“六·四”的动荡和引起的倒退，正是思想前进的营养品。激进主义的政治革命，只能造就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势力。而另一种“非政治化”的路向，一方面使各领域从政治笼罩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又“蚕食”政治的领地，改变了依附于政治的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排除政治革命，只是这种革命只在政治领域进行。
激进主义的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解放战争及文化大革命，无不是发动广大群众，统统走向街头，关心政治，结果获得的新的集权专制力量。而英美的革命则是另一条路子，温和、小范围，最终取得扎实的成果。
有识之士，勿须理论，也能看出街头政治的弊端。如流沙河先生就说，如果街头政治成功，政府瘫痪，很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各街区流氓舵爷横行，杀人抢劫不断，最终人民吃不消，只得寻求救世主。此时，某一军阀开进来，将流氓镇压下去，立刻成为新的强权，让我们重新来奋斗一番，直到把他推倒。
普遍的非政治化，在1991年秋天苏联解体的“8·19”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其好处。正因为人民大部分的冷淡，使那次行动只在极小范围内进行，解决起来也干净利落。此为后语。
照甘阳此文的思路，也就看出中国的出路何在？并非是有一批随时准备到街头去呼口号的热血青年（此作为一种个人选择，无可非议），而是在于普遍的对政治的冷淡。这种冷淡迫使专制集权势力龟缩到它的领域，各官方活动中去。而在经济、文化等地方，政治热情与政治说教已成了嘲笑的对象。事情只有一步一步地做。这种现实，迫使最高当局在1992年初改变策略，顺应民意。所谓“南风吹”，也是不得不吹，不吹只有垮台一途而已。
以“自由与秩序”的思路来看，一切疏离政治，冷淡政府的行为，都是于己于国于人民有利的。以这种价值来反观共和国的历史，那些反对反右，反对大跃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固然有意义，而在更坚实的地方，一切消极怠工，不服从分配，自由散漫，散布落后情绪，在运动中的逍遥派，等等，才是最终使历史校正方向的功臣。
看看甘阳先生照片，也就是四十多岁，其貌不扬。我将他这篇文章复印下来，传阅。传阅中，人们又加以复印，估计我这张复印件，如同吹一把猴毛，变出一百份左右。
危机（一）
当局的压力与朋友的冷淡，对周谈活动没有丝毫动摇，勿宁说，更加使活动有了一股奋发的力量。
真正的危机来自内部，来自某些民主促进人士潜在的一元化思想。这种潜意识的积淀，在受压制时，是一种积极的反抗力量的源泉；而在一旦自己获得胜利或局部胜利之后，便发育成强制不同意见俯首的思想。
林文询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例。
在作协选举主席团委员的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去参加闭幕式，几个人到百花潭公园去小坐。当时，徐林森与林文询的一段对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上午，由于林文询在会场上，与李致作了针锋相对的对话，对非法选举法的抵制，获得了很多朋友的赞赏和支持，所以大家都很兴奋，都认为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林亦很自得。茶桌前，徐林森谈了一点他的看法。
徐的大意是，老林的行动很有气魄，不愧一条汉子。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是处于作协内部各派斗争及宣传部一心想和稀泥时期，压力较小，所以你能承受，如果压力加大，你就不一定承受得了。
林立刻反驳，我承受过比这大得多的压力。
徐依然说，主要是那种情况没有出现。
林说（他常提的）他二次被捕，在市大监那次组织绝食斗争等……
徐依然摇头，表示不信。他没有举例子，但据后来他谈起，认为1989年5月18日游行后送新闻稿的事，林在谈情况时把他透露了出去。这是不能承受压力的实例。我不以为然，正大光明的事勿须隐瞒，而且你徐林森又没有主动要求。
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林的超人自信。他说他自己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屈膝，任何压力不会减少自己的硬度，言语中流露出一种自我欣赏。我想这大约就是一个所谓革命者的风骨吧，恰恰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应有态度。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认识常常抱犹豫的态度，并随时准备妥协，或理解对方修正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不以硬骨著称，而以执著、宽容与理解著称。而革命，或不断革命的思想，总会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后遗症。
不会被棒杀的人，却很容易被捧杀。
我和段德天当时都在场，处于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我不愿泼冷水，一笑了之，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两三天后，即为周谈日，也是我在前面撰文专述的谈随笔的那一天。因为初迁大慈寺，天气又十分燠热，会前很多人便议论了此处的优劣，说拥挤，椅子坐着不如文化宫舒服，不通风，等等。
正议论纷纷时，林文询来到，听了一会儿，便厉声说道，你们不要不知好歹，要知道这一个场所，也是费心费力找来的。嫌热了嫌座椅不好了，就请走！没有哪个人地球也照样旋转，周谈也照样进行。如果要来，就少说那些废话！
林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禁了声。我觉得其中味道不对，但一时也理不出头绪，为了避免引起冲突，也就没有开腔。那天散会之后，林又向我提议，是否让来参加周谈的人，每位交纳十元。我认为这不好办。本来就不易集中的人，且大多经济力量有限，收10元意义不大，不交钱的难道又把他请出去？这种学术活动我们是应该支持的。此建议遂作罢。
林的讲话，使我嗅到了革命党的味道。联想到的是延安时期的整风，共产党以救星自居。的确，他们开辟了一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一些土地方面的改革，但他们要求的是一切人都要来“忆苦思甜”，常常念叨救星的好处。他们要求知识分子放弃思想自由，放弃批评（自由言论）的权利。丁玲、王实味、肖军此时即受批判，王实味为此献出生命，肖军愤而离开。
使我感到吃惊的，便是林文询也要求别人放弃言论自由。既然我们设法搞定了场地，你们就无权议论场地的好坏，进而至于把参加者与组织者定为集资与筹办的关系。我提出流沙河如何收费？他说当然就不收。那这也就失去了人人平等，成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这些，都是我认为不应当出现的。
此事我后来与他交换过意见，没有深谈，接着由于联系到西城区（青羊区）图书馆，也就放下了。我总认为，可能是才在作协会议上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致顶了一下，气势正旺，而偶发的现象，以后也许会好一些。
吸取上次与文化宫俱乐部科合作失败的教训，我们这次与青羊区图书馆建立的是契约关系。他们每星期四下午闭馆学习，我们则利用阅览室活动，每次十元，由他们提供开水。
契约关系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必承担政治风险。他们是为钱而租用场地，我们谈什么、怎么谈，他们不管不问，责任由我们承担。不像文化宫一旦成为合作者，也就有了监督和维护的义务。要想退出，只有搞秘密斗争，你死我活，把我们撵走才算干净。
危机依然没有消除。
危机（二）
回想起来，林文询在以往的事件处理中，早已隐藏着独断的方式。
1990年6月，川西小说促进会准备纪念成立五周年的，计划搞一个纪念册。大家决定由林文询主编。我们找了一些赞助单位，各出一百二百元不等。王蕴辉答应他所在的《西南电力报》赞助一百元，但久久没有拿来。在纪念册编排历史文件时，影印材料有当时的《自白书》，其中有副秘书长王蕴辉的字样，林文询当时便决定用一条报导消息将其盖住。我提出相反意见，最好还是让原来面目保持住。林坚持要盖，并指责王答应了的事又不履行，应给予一点教训。因为林已被委任为主编，也只好顺其意思。结果在纪念会召开那天，王蕴辉才把一百元带来，并质询我，为什么没有打上赞助者《西南电力报》为祝贺单位？此事还好解释，至于资料中盖住他姓名一事，他未提，我也未说，只是觉得尴尬而已。我深切地感到，权力真是不能滥用呵！
后来我比较注意林的思维模式，其中有个发现，就是他常常以“我们”代表“我”来使用。如果一般的讲话，倒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积淀，常常忘却个人，忘却自身，以集体的名义说话。但有时在表述个人意见，在与外界发表看法时，也常常不经商量，以“我们”作主语发言，问题就显得复杂了。
要指出的是，林文询这种讲话方式，是一种很率真的很自觉的方式。他表述了之后，也常常来告诉我，认为我一定很赞成。比如他就几次告诉作协，你们衙门作风重，所以我们都不再登门，根本不和你们打交道。他又告诉《现代作家》副主编，说我们都不愿意给你们稿子。我说我本人没有这种意思呀！林笑笑，不说什么。的确我们也真如他说的那样，少去作协，少投稿子，但绝无发表那种声明的意思。而林文询则是，比较起来，较多去作协办事、会人，较多地投稿《现代作家》的会员。“我们”倒变成除了他之外的“我们”了。
喜欢用“我们”来代替“我”说话的人，常常是人我界限不分者。如果只在某些条件下使用，就有可能混淆“我们”与“我”的权利与责任。如果用“我们”去争取“我”的权利，用“我们”来掩盖“我”的责任，就值得提醒了。
1990年秋冬之交，大约是我们正筹备“读书周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林文询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九点，在作协大门口等他。他说他要质询作协办公室或党组，希望一起去。我问了情况，觉得似乎与作协无关（清查之事），说我不愿意去。他说，你来嘛，我有话要说。
第二天我在作协门口等他。他来了，依然是某件事，我表明无此必要，他叫我陪他上楼。我说也好，我们去问问有关“周谈”借用场地的事。上楼后，他找到办公室刘传英，一口一个“我们”，结果因为没有证据，与作协无关，几句话便说得卡了壳。我一言未发，感到自己毫无参与此事之意，被他莫名地扯入“我们”之中，十分可笑。
后来，在“其香居茶馆”，有江沙在坐，我直率地向他提出，希望他以后在提“我们”时注意一下。如果并未被选举或推荐为代表，就不要以“我们”作主语发言。因为有一个学术团体，你又是副会长，人家就很可能将此当作集体决定。何况中国人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为群，别人也定然为帮。谁也不会来逐一对证的。
林文询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
果然，林在以后的说话中，比较注意个人与集体的区别。但在他思想深处，没有改变的是一元价值观，即我认为正确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强制你也遵从。如果他作为父亲，大概会不断地强求子女照他设想的方式去生活吧。因为他没有别的权力，当然影响不大。但如果他有了一定的威望和权力，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991年5月底，在作协四届会上的作为，使他有了一定的名声。其后他去自贡，受到当地中青年作家的称赞，魏明伦先生也极欣赏他的硬骨。回来之后，他便有意要来纠正“周谈”的方向了。
危机（三）
林首先解决自由讨论中的薄弱环节。比如，黄同是一位教师，发言常常冗长，而且爱用生僻新潮的词，一般人都有些不耐烦。我也经常听得走神，但又无法打断他。林于是采取掐断的方针，而且很严厉地说，少谈点理论，多说点实际问题。几次之后，黄同即有些惶然，反正也就很少来了。
接着，林开始对高小勇及李书崇进行抨击。高及李是周谈中的活跃人物，李喜欢谈社科问题，高关心经济问题，两人都是爱争论的，一争起来便唇枪舌战，十分激烈。我倒很喜欢这种场面，认为它很能启发思维。流沙河先生也参加这种争论，又是另一家之言。林很少参加这种争论。常常是若有间隙，插进来说，我对你们谈的问题没有兴趣，我还是来谈谈文学……我想，这也好，百花齐放嘛。
但从自贡回来之后，林有些盛气凌人了。一次在李作了发言之后，林便说了一遍，声色俱厉，大意是说李的发言毫没必要，最好到别的地方去谈，大家都不关心，云云。一时间使会场气氛冷到极点。我最后只好另起话题，委婉地表明刚才林所谈，是个人意见。李很懊丧，后面几个星期都没来。我去电话问他，他说他不明白林文询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使他极灰心。我后来与他面谈。我表示，以前对林的作法，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可能是个错误。要坚持言论自由，就不能允许一棍子打死的自由。
高小勇承受能力比较强，被迎头棒喝之后，常还能坚持住，但也婉转地问我，那个林文询，心胸难道那样狭窄吗？
我决定保护言论自由。
接着，在一次讨论民主的激烈争论之后，林文询又来泼冷水了。他说，我觉得你们谈的都毫无意义。我根本不感兴趣。他又说，问题一极端化后，就不成其为问题……
他作了对讨论的评价之后，又出现了冷场。我认为不能让这种观点占据会场，便接着发言，指出，你不感兴趣味，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不能谈。你说极端化，实际上是你的错误归纳，谁也没有把问题极端化……
林无法让周谈变为一种认识的不断重复，便转了一个方向，在组织工作上开刀。
周谈是排上一组话题之后，陆续谈完。谈完后，专门用一天，总结前面已谈话题，报出新话题。就在这一天，林文询来提出他的设想了。他主张大家自报中心话题，他谈了从前的诸多缺点，最后提了几点要求：中心发言人不要选那些理论性强的；中心发言人必须是经常到会者，不能只来谈一天，从此不见面；中心发言人要认真准备……
他这番话一说出来，就没有几个人报名了。他便开始指派，谁谁谁该来个什么，自然我也被安了一个。林又说，有些人，来张起嘴就说，满足自己的表现欲，不能让他们那样……我忍了很久，但还是等，最好有其他人表示。
沙河先生耐不住了。他说，我不同意你那个看法。人家来中心发言，又要准备，又要答问，哪有什么享受？而且这里又不选领导，不分钱财，中心发言纯粹是作贡献。你那样要求，有几个人来讲话？
接着，平常那些听众们也争着表示不同意林的看法，起码有四五个人公开说出了不同意见。林文询笑了笑，莫可奈何地说好吧。
这次中心话题排得很少。我很高兴林那种清规戒律受到限制。周谈依然能贯彻自由主义的原则。
七十大寿
久矣没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的寿命问题，突然间看到报纸，才想起1991年是中共的七十大寿。估计那些念念不忘自己资格的老家伙，又要给自己做寿了。
中共的领袖们，似乎个个都开明得很。不以自己姓名为城市命名啦，不给个人树碑立传啦，死了要火化啦，撒向江河湖海啦，不能对活着的领袖歌功颂德啦，等等，等等。如果搜集一下这类言论，这个领导集团大概算世界上最民主的了。可是，大谬不然，恰恰在这种集权领导集团中，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入、最有影响的个人崇拜，集权统治。虽然姓名没有代替城市名，但毛泽东的像曾占领过全国所有的城市、街道、家庭、个人。毛泽东很可能成为中国的名字。毛泽东国，毛国。这一切都不谈了，中国首都还有那么一个神殿，躺着那个曾使民族陷入一次又一次灾难的尸体。
这几十年的文化思想误区很多，其中有一点可以引以为鉴，就是以集体作掩护，搞集权，搞自我吹捧，迷惑公众。
照中国人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是谦虚谨慎的。小意思啦，不成敬意啦，便餐啦，招待不周啦，我能力差啦，等等。但是，如果抱成一团，有了个什么团体、党派了，就不再自我贬责了。每个人都可以大谈特谈集体的长处、优点、力量。这也与传统不相违，没有自我吹捧的嫌疑，但吹捧了集体自己也有好处，因为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可以躲在集体中受益。
中共从表面上讲，是反对下级吹捧上级的，虽然实际上禁不住，但都属于非正式的行为，只有悄悄干。因为高度的中央集权，如果被最上边知道，就有抢班夺权的罪名了。但中共却从来不反对吹捧自己，而且自己带头吹捧。光荣、伟大、正确，是标准的吹捧调子。1957年曾搞过一次向党提意见，最终翻脸，把说了话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从此一片颂歌。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大都摸透了执政党的脾性。一旦得了什么好处，只要在公共场所，个个都会说，都是党的领导好呀，都是社会主义呀。上面要的也就是这一套。老百姓可以以此继续得利，地方官也可以以此邀功。
中共的这种自我歌颂法，年复一年唱下去，再配合以权、利等引诱手段，把中华民族搞得服服贴贴，个个成为应声虫和马屁精，或者是表面的应声虫和马屁精。中共即使在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也不准别人提出来。庐山会议，也因此而临时改为反右。有错误，只准由他们自己说，然后又加上一条伟大和光荣：能够纠正航向。
在中共七十大寿之际，当然要加以庆祝。各地组织出书、写文章、开庆祝活动、文艺会演等，花了国家和人民多少钱？谁也无法统计。党即国家，国家即党。苏联共产党还有自己的经费，自己的财产。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完全的无产阶级，而整个国库和国家财产，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样的无产政党，真可怕。
唯一令上面扫兴的，是轰轰烈烈的祝寿活动刚刚开始，中国大地上就出现了洪灾。起初还不当一回事，继续在那里载歌载舞。接着，形势不妙，洪灾越来越利害，死伤人数不断增加。祝寿活动只得采取淡化形式。
坏事变好事，毛这样说过。于是，宣传机器开动起来，大谈他们如何抗洪救灾，大谈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这样度过灾难，英雄人物层出不穷。海外华人开始赈灾捐款。老太婆或老头子又拉着书记的手或解放军的手，泪流满面：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当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这也不妨碍其它大量的不同的真实情况的存在。当局将这种新闻封锁叫做舆论导向，自己安了一个美名。
舆论首先就必需是舆论。而新闻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实录。只有在新闻真实和全面的基础上，才谈得上舆论。而导向则更是一个幌子。导向，必须在有各种不同的自由舆论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导向。由于你有正确的看法，才能导使舆论的走向。现在，新闻封锁，舆论禁闭，还说得上什么导向？愚民政策而已。
抗洪救灾最终“坏事变好事”。在“舆论导向”之后，全国再也无法重视经济的衰退，民主的废弃和改革的停滞了，一片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
这种新闻封锁的手法，一直袭用，后来达县地区铁道隧道汕罐车起火，几十天的燃烧，以及某小学旅游车翻车，死伤数十人等消息，一律都不准报导了。
人民，号称是国家的主人翁，失去了了解自己国家真象的权利。
曾国藩与李贽
贺星寒手稿
八月里的某天周谈，沙河先生没有来，但请人带给段德天一张条子，说是最近赶写一批小文，不能来了（即后来刊载的《阅微草堂笔记选译》）。他又说，他那篇《可怕的曾国藩》，在《随笔》已撤稿，《读与思》是否也撤下来。
段德天将条子给我看。我问段，《曾》稿到底有多厉害？段说，沙河先生文笔犀利，嬉笑挖苦，但小辫子也不易抓到。我建议，最好与先生通个话，如果先生是为报纸着想，则让他不必多虑了。段立刻去打电话，回来后告诉我，说沙河先生的确是为报纸着想，所以段便坚定地说，我们还是要刊发的。
这即是后来在《读与思》9月5日刊登的《可怕的曾国藩》一文。事隔一年多，在1992年《随笔》最后一期上，此文才得以重新刊出，被主编更名为《可怕可恶的曾国藩》。
《曾》文出笼，段有些担心。果然引起响，市委里有人专门到报社来找此文，读者也多有来信，赞叹居多。但也有搞政工的人，说这是篇反动文章。后来，市委宣传部有人，还说我们的报纸，不能让人家在上面骂我们。等等。但要挥动大棒，却好像没有那个能耐了。
段一直关心王军涛的事。王军涛在监牢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王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居然被当局关押起来，而我们的法治又不健全，实际上只听命于政治需要。段认为应该给王军涛一些支援。我们能作什么呢？当时王军涛正在绝食。我便写出了《人焚书未焚》一文。
消除异端，是所有集权国家的共同特征。以思想异端与独裁抗衡的，在西方中世纪，有哥白尼、布鲁诺及塞维特斯等，由于后来人文主义思想的张扬，这几杆旗帜举得高，引导民主与自由的先行者。而在中国，本来这类人就少，更多的是采取了逍遥、旷达的态度，能够以异端思想进行抗争的，难以寻找，而李贽，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贽之死有其特殊形式，在监中自杀，只割断喉管，气绝数日而死，其性质与绝食相同，其形式颇同于张志新，而其深层意识，则是要给统治者最后一击，以生命相抗争。
我写《人焚书未焚》，则以此作为主导思想。发表之后，颇得好评。但是借古讽今，对集权政治未必成为障碍，因为他们脸皮越来越厚，已经无法像从前那般敏感了。只要不指着鼻子，他们也绝不来对号入座，虽然心里很不舒服，却又“打不出喷嚏”。但是，深有体会者，如被他们关押过的高尔泰先生，就请人转告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
也就引出了高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落叶飘零思故国》。此文写好后，交给《成都工人报》，久久不能刊发，直到1992年春才得以出笼。后来，《校园文学》全文刊登，无删节。在1992年底，邵燕祥先生在编《散文与人》的第一本时，来信又问询江沙（《校》副主编），说要收入此文，如果原有删节，望能恢复。江沙便极得意地说，没有一字删改。我编刊物，胆子大得很。
而《人焚书未焚》在1992年3月《读书》上登载时，被删去若干敏感字句。也许，刊物的地位，受当局重视的程度，也是编者要考虑的方面吧？
八月十九日
这个日子是后来不断重复而印入我脑海的，而真正的那天，我只知道在白天是一个平常的白天，而在中午，段德天突然到家里来，说苏联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起来。事态尚在发展。说完后，他匆匆走了。
也许他告诉我此事时，已经是8月20日。对于苏联将发生政变云云，已经出现过多次预测，我倒是认为未必。下午，段德天又到我家来，谈到他听的报导，说是军队开往莫斯科，大街上行驶着坦克。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美国正寻求与戈氏通话等等。看来，此事仿佛是“六·四”在莫斯科的重演。如果苏联专制势力复辟，中国当权者就有了同盟者了。
晚上9点过，高小勇也到我家来，大讲苏联局势险恶。他当然也希望政变失败。但他又考虑到军队的力量，说是戈氏未掌握军权，是最大失误。他悲观地认为，如果苏联复辟成功，世界历史将倒退50年。
我一直的认识是，苏联发生的复辟不可能成功。即使暂时成功，也将是短命的。把苏联的现状与中国的“六·四”相比，有很多不相同之处。
苏联自1985年戈氏上台开始，一直进行的政治改革，起码重点是放在政治改革上。公开性与透明度已经基本上在苏联得到实施，成为公众共同的愿望。而中国，仅在八十年代初提了一下，从此就不见踪影。苏联的政治局开会有电视转播，政治斗争也能通过新闻媒介传至社会，要想退回去搞军事独裁，必须花极大力气，苏联人民不会允许。
苏联的政治改革进程已跨出了决定性的几步。报禁解放，新闻不能封锁了，此其一。党禁开放，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不容新的专制。在宪法中，已经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字句删去。而且，在军队中，已经取消了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与政治思想工作。军队从名义上不再是党的军队，也不再是政治力量的延伸。军队只能是保护宪法与国家的武装力量。军队为某派政治力量效劳，从法律上已经说不通了。
苏联的政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戈氏毕竟是民选的总统，叶利钦也是民选的总统。他们背后都不再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所以他们有法律赋与的权力，可以指挥军队。而政变一边，不存在一个能左右全国局势的权威。近几年的政治斗争公开化，使任何一个人在上层都将自己暴露无遗。谁是什么货色，全世界都清楚。既然前几年成不了权威，靠武力也成不了权威。
另外，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的扩大，也是复辟的障碍。这倒颇似袁世凯称帝，随即引起全国的护法运动，蔡鄂讨袁。而“六·四”中国的倒退，是在“合法”范围内的倒退。共产党搞他们的总书记，从法律来讲是他们内部的事。虽然中国党政实际是一家，党是最高领导层，但毕竟从道理上来说，管不了别人的家务事。中国缺乏那么一段民主进程。
我一直坚信苏联的政变不能成功。我断断续续说出的这些道理，段倒相信，高却半信半疑。但更具体的事例摆在那里，似乎更加令人鼓舞：叶利钦登上坦克演讲啦，俄罗斯克格勃都是叶的人啦，布什与叶通话啦，等等。
当然，三天后政变彻底失败。幸而中国当局这次比较谨慎，没有过早地表现出兴高采烈，但当然也难掩饰对当初政变抱有希望。这回也只有同东欧巨变一样，说一句套话：尊重苏联人民的选择。
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1991年的8月下旬，无疑是一次没有公开庆典的节日。在家里，大院里，传达室旁、座谈会上，公开嘲笑那些妄图复辟的苏共死硬分子。嘻嘻哈哈地谈论苏共被禁止活动，克格勃被解散和清理财产、审判叛乱者，等等。政工干部、党员骨干沉默不语，传说邓小平在家里走来走去，饭吃不下，门口停着若干辆高级轿车，准备对策。某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还来问我，看中国这个形势，会不会发生与苏联同样的情况。高小勇甚至主动要求在周谈会上作一次中心发言，就是讲一讲苏联的复辟为什么不能成功。谈话间，他数次将“六·四”来作为对比，走了一次钢丝。
苏联民主力量的胜利，毕竟是苏联的胜利。而中国人，但得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取进步。（待续）
作者投稿，版权所有
CND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