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贺星寒：后六四备忘录(1989-1992)（四·下）
（CND纪念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征文启事）
和平演变（一）
虽然苏联早已“修”了，但毕竟共产党还执政、社会主义还是旗帜，想起来心里也好受些。如今，一夜之间，共产党变为非法组织，社会主义成为过街老鼠，而甚至于连老大哥这个国家也解体了。七十年的红旗倾刻间倒了下来，叫这边的共产党真不是个味儿！
算一算，如今所谓共产主义阵营，也成了新的“四人帮”：朝鲜、越南、古巴和我们。那几个都是小虾，如果中国一变色，也就只有跟着变了。而苏联——如今是独联体，或者干脆就是俄罗斯——与美国一携手，共同来对付中国，事情就难办了。
现在已经管不了什么世界革命或人类的前途了，首先是自己的生存问题。首先要让国内的情绪冷下来。宣传要抓紧，首先渲染俄罗斯——主要是莫斯科的混乱，以及物价飞涨，食品供应奇缺，让中国人知道，失去了共产党的统治和计划经济，就将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其次，宣传前苏共干部，流落街头，守大门，看仓库等，让中国的共产党干部，更坚定地跟着目前的政策走，否则，将要“人头落地”。再有，就是报导苏共的死硬分子，准备重举红旗，上山打游击——搞恐怖活动——要像当年列宁一样，重建共产主义乐园。这事明知是当代人所干，宣传宣传也不妨，病笃乱投医，起码别让这边的老百姓胡思乱想。
党和国家的上层人物，想来不是靠哄能哄住的。他们更理解形势，也更知道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哪里。讨论过吗？肯定讨论过。俄罗斯的混乱，只是暂时的，一旦经济好转，榜样摆在那儿，中国也只有跟上去。
结论出来了：反和平演变。也只有这种愚蠢的领导层才能想得出这种愚蠢的办法。
于是乎，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家跳出来了，反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出现了，国家安全部与公安局也加强了反和平演变的侦查，各厂矿企业甚至开始筹建反和平演变的战斗队。一旦和平演变出现萌芽，立刻毫不手软地，以暴力消灭之，以保证国家永远不变。
大敌当前！中国将要和平演变！
他们猜对了。中国是要和平演变，而且正在不断地和平演变。从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中国就在不断地和平演变了，农民发家致富，私人企业的发展，民主力量要求言论自由，三自一包，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都是和平的演变。而专制力量，一直在扑灭这股野火。四十年了，这股火焰是扑不灭的。整个世界、整个人类都在向自由经济和现代民主奔去，几根大棒就能阻挡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吗？
由于当局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使我不得不更多地思索这一问题。
演变，有什么可怕？人类社会即是由演变而来的，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演变，可以说，没有演变，人类也就会消亡，不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演变，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只要我们还在演变，就证明我们人民、国家、社会，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演变是活力的象征。
和平，更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了。谁喜欢当战争贩子呢？谁愿意在国家的大地上充满暴力和血腥呢？和平，真是太好不过了。
既要和平，又要演变，这就得要有条件了。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就必须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有了这个条件，就有可能以和平方式演变。没有这个条件，就只有以暴力方式演变了。
用实证方法看一下历史。文艺复兴运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乃至东欧剧变，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倾向于非暴力，越来越走向和平演变。而暴力革命者，常常是人心并非大部所向，大势也未完全所趋，杂以个别人物的煽动及偶然性，如法国大革命，南北战争，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等等。而更多的暴力演变，常常是历史的倒退，复辟，或者只是个人权欲引发的改朝换代，如中国的几千年农民起义，等等。
可以这么说，和平演变是进步的征兆。
和平演变（二）
我们忍不住要提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真如所宣传的那般美妙，那样地比资本主义进步，为什么不去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国家呢？反而害怕人家来演变我们。
不是没有搞过。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提出过和平过渡，也张扬过议会斗争。而且二战之后至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知识界都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再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英美等西方经济大国，政治多元化、自由主义及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尚未形成，并非很得人心，其中政治家也常有糊涂之举。此时去和平演变他们，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
结果呢，一个也没有演变成功。意大利及西班牙似乎已经有了希望，最终还是失败了。
继续较量，还是人家来演变了我们。如果长期封闭，或者还能维持一些时日，可惜几十年间，一下子在经济上拉开距离，终于发现还是得靠开放。而开放，就得加速演变。
从前打天下为什么那么顺利？唯一的解释是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这点说得对。殖民地独立，是国际大环境大气候，中共顺应了这一点，获得了成功。而蒋介石的半封建独裁统治，始终不是军事集权统治的对手。中国只不过面临一次改朝换代而已。依然是半封建或全封建。土改可能是关键。“闯王来了不纳粮”，不也让明王朝土崩瓦解了吗？国民党也能认识自己的历史性错误，1950年在台湾搞土改，政权也就巩固了。
和平演变是全体国民的事。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不能光是口口声声叫嚷为人民谋幸福，而要做点实事。只要能顺应民心，为民族作想就应该抛弃自己的党派利益和个个利益。即使是为自己作想，为自己党派作想，也请多看一看国际大环境和民心民意，依然能使民族免受灾难，走向进步。
顽抗进步潮流者，如齐奥塞斯库，自己身败名裂，且给国家带来后患。又如南斯拉夫，亦不甘心和平演变，最终导致连年战火，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总的来说，和平演变是全国各阶层共同利益的体现。尤其是当权者和激进的民主派，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只要有这么一点期望与共识，政治斗争就可成为正常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中常用的欺诈、谋略、花招，公众都能理解（虽然不屑），但唯一不能原谅的，偏偏就是那种以暴力镇压或恐吓对方的手法。
在当局的反和平演变宣传中，常常举出一个很迷惑人的例子，那就是在共和国成立四十年中，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经济建设有了很大的成绩。是呀，这的确是有目共睹的。
如何解释？
当然，横向比较是一个破解办法。老是用“解放”前来比，当然进步很大。但横着一比，和未“解放”的台湾一比，就无话可说了。
还要考虑一下，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世界整个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当代科技发展带给中国的实惠。而这种实惠，是中国四十年来盗窃别国的科技知识产权的结果。中国任意使用别国的各种专利，才使得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的。也许在这一点意义上说，中国的执政党算是立了“汗马功劳”。
（以上文字写于1992年3月——11月。以下文字始于1993年5月）
扫兴的学习班
我不知道反和平演变战斗队成立起来没有，但我知道当局开始重视知识分子了——也就是说，先要反知识分子的和平演变。
党报开始大篇文章出来唠叨，谈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想来看的人极少。怎么灌输呢？老办法来了，办学习班。不久，单位上就通知我，要去省委党校集中学习半个月。我说我又不是党员，干吗找我？他们说这是反和平演变学习班，高级职称者都要去。我说我不去。他们顺坡下，说那就下次吧。结果包德宾去了。
包德宾学习了半个月回来，对我把那里说成一处休闲之地。他说作协叶延滨、王德成都在那里，大家乱吹壳子。他所谓的乱吹当然有是有限的，属小骂大帮忙之类。而且这批人，从骨子里皆是迎合，顺应上面的观点去说得更形象些。巧妙者还略微说些想不通之处，让上面来启发，当然钥匙一打就开，而且大有进步。
川报头版刊载了第一期学习班结业的消息。这批人已经懂得了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云云。他们起码已经被挂上了一个徽章，属某派了。
第二期轮到我了。我依然不去。单位上正言励色地告诉我，不去不行。我说，不行还是不去，把高级职称取了也不去。这下无话可说了。后来等他们宣布取消我的职称，也没有下文。好没意思。
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又没过多久，我单位要办学习班了，全体中层干部，一个礼拜，就在“银杏园”茶楼进行。我至今怀疑这是专为我而“下放”的学习班。厅属其他院团都没有搞过这种。如果不是专为我而设的，说明我团的那位长官似乎也积极得有些过分了。
这回如果要逃避，人家是多数，且是近战，可能就得要我多花成本。干脆就去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毕竟不是刚响过枪，当是自己去学点交手本领吧。
结果他们也没有什么本事，上午学习辅导材料，念得头脑里一片嗡嗡声，下午大家发言。声调稍有稍异，造句水平比辅导材料更差而已。突然一位老艺人发言，此人也并非很老，五十年代末培养的一批扬琴演员，国家老了，她也跟着老下去，因为在党，且又是支委什么的，故有时说话也极生动。她大概是用了心的，所以发言不同凡响。她说，今天在座人数，正好十八，学好了反修防修的本领，就如同十八棵青松。大家笑了。
我又认真了，连忙声明：你们是十七棵青松，我只能算小草！
她不愧艺人，立刻接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小草比青松更加不得了。她嘴皮翻得快，团长笑嘻嘻地望着她，作鼓励状；她有内在动力，立刻又说，毛主席呀真伟大，1964年就提出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现在重新学习，更是觉得老人家高瞻远瞩。我忍不住了，又说：他还提出要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我稍停片刻，等着有人来问，我便可以说，这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邓小平了。偏偏都不接话，大概都觉得我这里腰上总是别着手榴弹。
第二天上午，更可笑，要读“老三篇”。主持人还笑问大家，是否都学过？十七棵青松皆答读过。我插话：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
旁边一干部身子一挺，目瞪着我说：这可是林彪说的话呀！
我也正视着他，答：正是林彪的语录。我想，马上要批林批贺了，结果呢，他却哈哈一笑了事。
我插话似地吹冷风，已经引起学习班领导小组注意。第三天开始学习之前，团长便慎重宣布，每个人发言都有要成条成块，其他同志不要中间插话。一边宣布，一边专门不看我。整个上午，果然发言前呼后拥，密不透风。我也无心去插科打诨了。
下午，开始陆续表态。团长说得声色俱厉，非表不行的意思。最后剩下不多几位，开始点名，点到我时，我冷冷一句：本人无话可说！
我心想这倒是个挑起争执的机会，大家肯定会来劝我。出乎意料，居然说声好吧，轻易地就放我过去了。我真是白坐了三天。
后来的三天，我便请人传话，头痛，不去了。居然也没有人来叫我。
这是1991年10月的事。后来邓小平鼓起嘴吹南风之后，那些人再也不谈反修防修了。据说，那次的学习班又有了新的命名，叫做经济中心学习班。
他们都学会了转弯子。快得很！
郑义过蓉
9月的一天，何Ｘ到我家来，说要告诉我一件事。我静听。他说，郑义目前在成都。
据何Ｘ讲，郑义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因在通缉之列，故一直潜逃在外，但没有机会出国去。算起来，已经两年有余。他的妻也被关押过，后放出来，在西北与郑义会合。郑义在这两年期间（估计是最近吧——笔者注），写出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即是以逃亡生活为题材的。他目前住在成都，实际上已经住了好几个月。已经换了几个地方，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
何Ｘ的意思，要我想办法给郑义一个居住处，害怕老住一个地方不太好。
我说，当然，但可能要问一下才行。
对郑义，我理所当然该帮助。但是，此事已经超出我原先为自己设计的活动方式，即公开与非组织。这一行动已属秘密，一经陷入，则是组织性的，必须很小心。
我只好找朋友问有无空房。偏偏我平时不出门，到此刻竟发现没有朋友可问，而且大家都是住房紧张。我只对段提过一下，隔天来说亦是没有办法。
我害怕何Ｘ那边久等，便去回话，说一下子可能很难找到。何Ｘ说没有关系，他也在托其他人。又过了两天，何Ｘ又来说，房子暂时解决了。又有新问题。郑义准备从东南方出境，希望朋友们筹集些路费。我当即答应，没有问题。估计这时已近十一。
我将此事告诉了三个人。并希望他们去筹措。我与他们三人都作单线联系，以后若发现亦是到此为止。其中两人表示隔两天拿钱来，第三人又去通知了几位，每个人都表示大力支持。我的意思则是大家都穷，少则五十，多则一百好了。基本上此事已告完成，只等到时收齐交给何Ｘ则行了。可以说在捐款之事上是通行无阻的，谁知道了都没犹豫，而且想多捐。当然，通知者也是经过选择的。
就在这几天，可能是国庆前后吧，因为几件事的发生，使我打消了念头，改变了主意。
一天中午，段德天刚下班，连午饭都没有吃，便来找我，而且不在我屋里谈话，把我叫到商业后街的林荫道上去。他神情十分严重，给我的感觉是有人跟踪。他说，据某人代话，有位公安局的干部看到一份内部简报，谈到我们的周谈，说那里的言谈政治倾向值得注意，个别人说话很有煽动性，如林文询。
我与段在这条僻静的林荫道上走了一会儿。我的想法是，公安局也好、宣传部门也好，关注我们的周谈是必然的，今天只不过是证实了而已。我对段说，不管他们说什么，周谈不停，照常。要关，要封口，由他们来干，让他们也承担责任。不过，考虑到目前某种势力有些嚣张，我们谈话的内容，最好少涉及政治方面的。段松了一口气，也说要保住周谈这种形式，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接着，就把郑义的事与此事联系起来看。当局肯定很想把周谈搞垮，但苦于出师无名，会不会借郑义的事来整我们呢？
郑义，我未见过面。如果何Ｘ所说确实，我也无法清楚是否是他，姑且让我看到的话。又，何Ｘ的政治态度比较暧昧。六四时期住院，以后谈到此事，大多作事实叙述，而没有价值判断的语言。而且他对入党与当权十分在意。有人去香港定居前，据说他也去求过某人办什么事，那人一口拒绝。为什么拒绝，是否觉得对他不放心？
何Ｘ，是不是跟安全部有关系？
可以考虑为，郑义起初潜逃，当局肯定是全办以赴地追捕，没有追捕到。而他的妻子在关押八个月后释放，当局是应该密切跟踪的。而他们夫妻俩会合已经一年多，当局难道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根据此时的政治形势，大多数被关押皆释放，以郑义在广场上的作为，只不过是言论而已，政府也可能将他作为释放以显示宽大政策之列。此时如果抓他，反而又捅了一个马蜂窝，闹得国际上纷纷指责。据我推测，当局很可能知道郑义的行动，引而不发，而做诱饵。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上钩。
隔了两天，段德天又来告诉我一件事。某位先生，应邀参加一项有关胡耀邦的写作工作，因而接触了中央一些了解内幕的人士。此人告诉段德天，郑义早已流亡国外，只不过未曾参加外面的活动，所以没有传言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何Ｘ的话如何解释？岂不真应了我们对他的猜测。
此事对我是个极大的包袱，主要是道德意义上的。照维护正义的原则，支持郑义义不容辞。但事情那么复杂，如果只顾此，就很可能失彼，起码被审查。但如果拒绝帮助，又要留下个胆小怕事的帽子。怎么办？如果民主人士郑义因此而行走不便，落入魔掌，良心如何过得去？
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责任只好由我来承担。通知所有捐款者，因情况有变，不捐款了。我也主动去通知何Ｘ，此事我考虑了很久，还是不涉及为好。何Ｘ也不多问，只说好吧。大家都似乎有些了解，又似乎有些难说。
半年之后，外电报道，郑义由“黄鸟”协助偷渡出境。他所作有关逃亡经历的小说也准备出版。一切都与何Ｘ所言相吻合。我始终疑惑的是，当然，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些民运人士的，但当局对这些事，好像也没有竭尽全力去抓。因为同期，就有反对派人士郭罗基被允许离境，王若望也被允许离境。当然，也有在1993年才知道的高尔泰的离境。
当局的策略已经改变，希望反对派不要呆在铁幕里闹，出去最省心。而且希望你不要回来。但这一切必须当生意来做，每次让步，又能得到西方的一些实惠。
我亦不后悔，即使因此而背上胆小之名，未能列入帮助民主人士的光荣榜。但我总是保住了周谈这一阵地，使当局头痛，起码他们得分散一些兵力，来注视我们的动向。而自由与民主的启蒙工作，意义更不言而喻了。
与扒手同行
这里所说的扒手，当然是政治扒手。
因为周谈经常谈敏感问题，且与上边声音不同，自然引起重视。相信在座的人中，应该有上面的耳目。估计不是专业的，而是附带向上面作些贡献者。但亦有例外。
对这类事，段德天比我敏感些。在文化宫那个大房间时，他就曾发现过两个中年人，神色穿着可归于机关干部一类。他俩远离人圈，靠窗坐着，似听非听，当流沙河先生讲话时，他俩突然精力集中，且打开膝前一提包，瞧瞧提包内，又瞧瞧沙河先生，段德天推测，可能是在对照片，确认先生。
我印象中似乎那天有这么两位，但未曾注意，只不过觉得奇怪而已。经段一提，我想倒应该注意一下。谁知，此二人从此就未再来过。
久无发现，也就松弛下来。后来迁信青羊区图书馆，曾有过两次虚惊。
一次是李清Ｘ。他是某厂技术员，突然冒出来，参与对话，而且说话又极其过份，老是朝政治扯，朝六四扯，引导大家去谈敏感问题。我向段了解了情况，最后只好向他打招呼，叫他收敛一些。一天，高强先生作了社会性的中心发言，他很赞赏，从屋那边钻过来，问高强是何单位，是何面貌，接下来就动员和期望咱们也该成立点什么。我当时就考虑他是不是某方面的人，故意来引人上钩的。幸而高强也很注意这方面，婉言拒绝了。很久后，我才逐渐了解，李清Ｘ是个有口无心的激动分子，而且是不设防的。经我批评，他基本上放弃了那种冒失的想法。
又一次，周谈会突然冒出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很精明的样子。他在前排很换了几个位子，与几个与会者谈话，后来又换出小本子，记录发言。我觉得此人行迹可疑。一般人来都是专心听对话，不东窜西窜；或者抓机会自己参加讨论。他这是干什么？是来打探情况吧？但又未免太猖狂了些。特务总得像个特务样子，鬼鬼祟祟，躲在阴暗角落里，那样我们站在明处也舒服得多。你也配上席吗？
我只得感觉而已，于是以怒目射他。时间一久，他也发觉我对他的怒目，最终开始不安起来，只好与坐在旁边的曾伯炎搭讪。他与我的熟人搭讪，使我松弛下来。想，他起码要暴露一部分面目吧。后来证明这是我神经过敏，他是政协报的记者，何洁介绍来的。
比较确认的（当然也是推断）一位告密者，是一个长期参加周谈的文学青年。此人可以说周谈一开始就参加了，而且基本上每周必到。一直光听不发言，也不作笔记。只是在苏联八一九之后，他有时爱提点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属于五Ｗ之类的，而非学术探讨。恰恰我们讨论中说到某人某事。他有时便要问，什么人？后来又怎么了？他是哪儿的？等等。
比如，一次李书崇说笑话说得兴起，就说他那天在双流某镇住旅馆，遇见一个ＸＸ厂的厂长，（他具体说出了厂名），居然在他面前在骂共产党。李书崇说至此，我便向他说，你莫要乱开玩笑。李书崇正言道，我说的是真的呀！据后来有人回忆，此时那位有嫌青年便问，那厂长姓啥？因为当时大家在哄笑，我没有注意到。我的意识集中在李书崇的介绍中。这无形中等于告密了呀！我当即很严肃地向李说，你不要乱说。你这样说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李猛然间意识到自己的失误，立刻住嘴了。据段德天观察，那位青年应该是属于某种业余文化特务一类。他某天即有意向该青年的经常女伴，打听那位的单位。可能惊动了他吧，从此再不见他的身影，连他的女伴也不来了。
另有一位嫌疑者，大约是八一九之后到周谈来的。此人有姓有名，叫巫翼常。他经谁指点而来，不知。在座者谁也不认识他。他也不与人说话，不参加讨论，坐后排靠窗，亦属于按时到达听完才走的那种。由于他来得蹊跷，于是在安排中心话题时，我便有意点他。他也顺水推舟，谈微型小说，因此留下姓名。后来他也谈了，虽无独到之处，但也绝非胡扯。如果他是特务，倒是个有文学知识的特务。
倒是后来又有一位更像暗探，此人团团脸，比巫的严肃神情稍显活跃。他是随巫而来，来即与巫单独坐一边，两人常窃窃私语，从不与其他人说话，也不参加发言。我走神了，在想，是否有关部门写材料，证实某某人讲了某某话，也需要两人签名，才好作为证据。团团脸来时，已在南巡讲话之后，可见改革开放一搞，当局就更趋紧张。
巫与团团脸，一直坚持到1992年6月青羊区图书馆拆建，周谈停办。因为大环境宽松，讲话的地方多了起来，周谈便显得多余。据段德天讲，就在周谈停办之后不久，有一天他经过羊市街，突遇从五福街缓行出一辆警车，里面坐着一位全身警服者，你当是谁？便是那位团团脸。
这一切都理所当然，立此存照耳。
跳起来的孙静轩
1991年12月5日，《读与思》第91期，刊发了诗人孙静轩的文章《为“反思文学”一辩》。此文的发表，在当时被“左”先生们霸占的文坛，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
文章未刊发时的手稿我看过，段德天晚上带至我家，叫我过目。我的感觉是，诗人站在党性的立场，决心粉碎《中流》上魏巍的“左”的观点，表明这批写“反思文学”的作家，才是真正爱党爱社会主义的。
诗人作为写反思文学的大家，认为这几年的退让已到尽头，如果再退，赖以存在的立脚处也不复存在，所以需要反击。文章在党性内钻圈子，也只好说成那种样子，文笔干涩。且到最后，开始讽刺魏系心理变态，嫉妒派生仇恨等，实为败笔。
但能在此时此地，敢写这种指着鼻子谴责的文章，确也难能可贵。虽不深刻，但戳着痛处。所以，后来许多别类意蕴深厚，犀利泼辣的文章均可出笼之际，此文依然成为忌讳。我的理解是，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们，已经无力保护老祖宗了，基本上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而对自身，却是要拼命守护，不说守身如玉吧，也想落个全尸。
据段讲，这篇文稿，是孙静轩亲自交到报社来的，而且指明要发在《读与思》上。《读与思》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宣传开放，鼓吹自由，提倡讲真话，在全国文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能吸引真知灼见的文章，也敢于刊载冲破禁区的稿件。故孙诗人有此一举。
照我分析，孙之应该说不会惹祸，倒会引起小乱子，使某些人不痛快。段谈起《成都工人报》，正式刊号已经批下来，明年即将使用而公开发行，惹点乱子不怕。于是此文便在91期载出。
载出之后，段德天也将该期寄给魏巍，希望他来稿，表明不同看法。
首先的反应来自成都，很多朋友看了都说痛快痛快。继而政府和党的宣传部门也有人去报社索要此报。但官方保持着暂时的沉默，大概是观风向吧。后来北京方面的文化人开始流传与复印此文，都有出了口气的感觉。
当然，孙文在作协内反响很大。有人说他替大家出了口恶气，有人背地里会冷笑一声，认为他自讨苦吃。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模棱两可的态度，说你胆子真够大啦，你真能写啦之类，随时随地可以转弯子。
孙这一段时间也十分得意。当然他也值得得意。能写，愿意与，而且写出了这篇文章，毕竟是在极左思潮笼罩的时期，破坏了独霸天下、一个声音的局面，也是上面一心想保持思想专制下的安定团结受到动摇，作用是大的。
孙静轩大概得到不少赞扬，所以他又到成都工人报社去，表示还要写这类文章。段德天不置可否。这类文章能连续刊载吗？应进行组织吗？大可不必。你写来再说吧。
在周谈会上，很多参加者谈到孙的文章，说写得好，使大家感到出了一口恶气。我只是听着，未加评论。沙河先生也只说过，孙静轩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很自然的。没有价值判断。
这里涉及一个立场问题。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管制，要求每个都在意识形态圈定的范围内活动。你得首先承认他的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进行对话。于是在寻求社会进步的实践中，就有了两种人：党内改革派与党外民主派。前者的批评武器依旧是马列主义；后者的武器则是现代多元民主思想。前者虽然用的是同一思想，但因为受现行意识形态及权力保护，所以能够常用杀着。而后者的多元思想，只能在形而上的地方发挥，一接触具体事物，就会显现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迹，一是将受到权力围剿，二是根本不会让你出笼。后者最终只能在谈“玄”中略露锋芒，杀伤力以绵里藏针为主。偶尔假装圈内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又得警惕不能被人认为已经与共党认同。这是很苦恼之事。
孙静轩虽然不是党员，但思想范畴是在党内的。他对“血”与“火”也有仇恨，但亦是站在圈内的仇恨。他曾因《一个幽灵》而被批判，后又写出检查。反思文学是他最后阵地，无法再退，所以以其性格，是要奋起一搏的。这次效果很好，但也只是到此为止耳。
1992年，所谓南风吹过，管制松弛之后，就可见他感到大好形势已经来临的心情。是年5月，他就在《成都晚报》上撰文，纪念《讲话》发表若干周年。说的是1956年诗刊主编臧克家去见毛泽东时，曾提到“红小鬼”孙静轩，毛则说要提醒这些青年诗人，不要翘尾巴云云。说得津津有味。他这篇文章将前文章所塑造的形象破坏殆尽，大家如此说。
我认为，所谓形象也者，不是一个平面。正是这两篇文章，才构成孙静轩思想的立体。既有上限，也有下限。很小的一段空间，跳到一定的高度。
牵动中枢神经
孙静轩其人，市里省里也是知道的，文章看了，迟迟不表态。不表态并非认可，而是暂时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什么才好。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那么紧了，但弦还在，权必须捏紧，所以最终还得出来说话，动用权力，压制不同意见。
这两年的经验，就是不再进行批判。不是不想批判，而是不愿批判。公众早已厌倦大批判那一套，此其一；公众对政权的反感，常常将感情投入被批判者，此其二；至于谁来动笔，成本提高了，不能升官发财谁也不干，此其三。不搞大批判，怎么办？自然有高招：釜底抽薪，抓报纸，抓总编。这常常是一抓就灵的。
言论自由，你且去自由吧！但你只能在你的家中自由。绝对不许你在报纸及传播媒介中自由。积几十年的经验，一是培养了一大批奴性的编辑，二是支部建立在编辑部，三就是动用行政权力。
1991年12月底，市委宣传部刘维桂（贵？）处长对报社总编打招呼了：不该发那篇文章。这边说，是争鸣嘛。刘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容讨论。
此文大概还惊动了一些人，所以，到了1992年1月15日，刘某率领市委宣传部另外两人，前来报社开座谈会。中国的官方座谈会当然只是摆个样子，如同训政时期。训者装成听取意见，被训者仿佛发表意见，实则是交待问题。最后总结者，即为训导。
此次刘某说了三点。一，登此文不利于安定团结，还可能添乱。二，此文有“人身攻击”的内容。三，这期的“读与思”中“编者的话”有别的所指。
所谓“编者的话”中，有一幅外国漫画，一读报迷一手执报一手执烟，身旁由他看管的婴儿在襁褓中因无人照顾而号哭。奶嘴被他噙住，正欲将递给婴儿。编者曰：“报纸能使人如下图一样入迷，实为幸事。但读报请不要伤害无辜。”当然有所指。指得你不高兴了吗？
编辑部当然只得暂时收缩战线。市委宣传部又问，省上知不知道。得知省上尚无动静之后，又松了一口气。
谁知两天之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便打电话到报社来，要人把那一期报纸送去。送去之后，暂无动静。此为1月18日。
1月23日，中宣部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值班的文艺处处长朱启渝接了。他中午前即赶到报社，说中宣部没有对文章细追究，主要是问责任编辑段德天，此人的底细如何？言语间大约是想打听点背景。
回话过去，没有什么背景，一般编辑而已。朱大有表功之意，说幸好是我接的电话，此事就这样了吧。实质上，谁接电话也一样，谁又能把谁怎么样？任何一种动荡与梗阻，都是干部立功讨好的机会。只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干部们不但想在上面讨好，也想在下面讨好了。下面的势力不可小视了。
2月13日，段德天收到一封匿名的明信片。英文写的几句骂人的下流话。写信的地址是北京的八王坟。段德天在周谈上提起此事。流沙河说，八王坟有个疯人院。另有人提供的线索，好像魏巍家就在那一带住。
2月25日，见到《中流》第二期最后，以整页有余的篇幅，登载了“成都军区”一位化名
的读者来信。看其写信日期，正是1991年12月6日，该报出版当天。信中以拍马讨好及声讨挖苦的笔调，既歌颂了《中流》，也杀伐了孙诗人及“一家小报”。据时间推测，此文是成都军区一位搞文字创作的干部所为。此人能当天得到成都工人报，且与魏有瓜葛，兼有溜须拍马，东投西靠的习惯。不敢使用真名，足见胆怯，也足见其势力已不能受到保护。
4月6日，中宣部、《中流》杂志给省委宣传部来信，讲到，据了解，此事既不涉及组织，也不涉及个人。大概这封信就表示要遗忘吧。形势如此，此刻的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左。他们自身地位难保，只好息事宁人了。
社团登记
自1989年以来，当局发现很多社团不听他们指挥，于是就开展了整顿工作。川西小说促进会自然属于整顿之列。但我们又未得他的卢布，所以也就不理睬他。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即四川省作家协会，自身矛盾重重，也顾不上我们。我们继续搞我们的活动，谁也没有办法。
倒是在1990年，吕红文要釜底抽薪。据有人反映，也可能是他想出的花招，说我会是没有被正式批准的。证据则是批文。如果没有批文，则将取谛。取谛不怕，但原因是此，我们就不愿意，终于把批文找到，复印一份去，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联想到批准时，唐大同就不想出批文，只写刻章的介绍信，何等狡猾。我当时硬要徐康写批文。虽是手书，也算事了。
接着就是社团登记。照国务院的通知，1991年十月就要办完。一直没有动静，我们也不理不问。到十月，作协来通知，叫重新登记。原来是分期分批，时间又延长了，云云。
我们还是要登记，只不过是坚持我们的原则去登记而已。作协向我们表功，说是下属二级社团，他们只保持了我们一家，大概是特别照顾之类。我们也不感谢，随便。他们似乎很惊奇，觉得我们应该很在乎此事。
我去了一趟省民政厅，他们要我们：一，要有整顿批准的报告；二，根据我们的人员组成，应去成都市登记。我们立即写了一个整顿报告，只谈开了多少会，搞了多少活动。作协立即批准了。接着，与各地市活跃的中青年作家通气。他们都表示支持。于是打印个全省会员名单，交上去。
最终，还要写章程。照抄省作协章程，只不过删去“四项基本原则”之类。只谈在宪法内活动。谈“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虽然我个人对此并不信仰，但团体是可以以此为招牌的。解释也比较灵活。接着，又填写主要负责人简历。我、林、高、阿、周、段、江，全部非党员，政治面貌均“一般”。其实，大多数均“非一般”，也只好填一般了。
争论最大的倒是名称。我极想简化为“四川小说促进会”。当局却不认可，一直要加“省”字，还要加“创作”两个字。好像四川省小说创作促进会名称一定，我们就只能在创作上去蹦达了似的。可笑！
随他去吧。干完该干的事，我们再不理睬他们。批准也好，我的计划是在预期的将来，社团能够先于私人办报刊，此是武器。不批准也好，省得麻烦，让他们讲出点道理，记一笔账，叫他们承担责任耳。
谁知道，二月底通知我们，说一月三十一日便批准了，快去办手续。你们为什么不关心此事？我们说，随你们的便，批准了，我们又干一阵子吧！
接下来就是紧紧提出我们的要求了：办报！办刊！
此时已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全文完）
（写于1993年6月8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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