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 |思考： 为何祖父辈带父辈逃离中共，过了几十年父辈却变为亲共？

先戴个头盔，以下的论述只属我个人的主观观察，并不能反映整个年龄层的所有状况，亦未有尝试估算我的个人观察有多大代表性。现实中任何年龄层都存在不同的取态，任何群体都是一个光谱而非单一观点，群体分析的缺点就是过份笼统。若然你有其他意见，欢迎指教。

中共在两代人成长经历中扮演的角色

祖父辈那代人，由战后废墟中成长，经历过穷困，也经历过中共的人为灾难，如大跃进及文革。他们目睹中共如何摧毁家庭及伦理，将人性的阴暗面无限放大，扭曲了整个社会。在无法忍受之下，以及考虑子女将来的前提下，他们选择逃离中共管治的中国，或落户香港，或继而前往他国。中共影响人性以及离乡别井逃亡是祖父辈成长经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令他们对中共始终带着怀疑的心态。

父辈成长于生活条件拮据的香港，居住环境挤逼，物质资料圚乏。踫上经济起飞的时代，环境与机遇令社会呈现积极向上的气氛，透过工作及晋升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加上各种现代都市基础建设落成启用，生活质素及舒适度大为提高。透过自身努力争取机会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急速发展，是占父辈成长经历最大的一部份。

尽管经历过六七暴动，但整体而言中共并没有成为他们改善生活的障碍，后期更为他们带来更多商业机遇。当他们目睹内地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看着民众努力寻找机会改善生活，透过辛劳工作让家人脱离贫困，这些画面让他们回想起过去的自己。自身的经历与内地民众的现状连结起来，亦大大扭转了他们对中共的观感，认为中共将来可以让国民得到自己所获得的成就，让内地的各种生活水平追上香港。

成长经历影响父辈对社会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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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改善生活及建设社会是很多父辈成长经历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解释了为何他们以「对社会及生活的影响」来理解八九民运，而非由政治制度及社会公义的角度出发。事后很多人争相移民，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及家庭生活质素可能受到的影响。因此当看到回归后香港的物质水平未有明显改变，又有不少人选择回流，并且对回归后的香港感到满意。

这亦是为什么很多父辈对堵路及破坏公共设施极为反感，因为这些设施都是他们生活质素改善的印记，记录着他们的集体成就，标示出现今社会与他们儿时穷困环境的区别。对不少父辈而言，这些设施受破坏的画面，不单止有强烈视觉冲击，而且还引发出更深一层的象征意思（尽管这并非示威者的原意）：象征着年轻一辈否定他们的集体成就，激起他们情绪上的极大反弹。

随时代及历史必然产生的认知鸿沟？

观塘裕民坊 (2010)

然后到了我这一辈成年人及下一代年轻人，生活上被制度的不公义挤压，随着自己成长目睹社会管治制度的崩坏，政府漠视市民意见，内地的各种陋习逐渐渗入香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失及中港分野渐变模糊，则是我们成年人的重要成长经历。而至于下一代，就更是看着我们成年人的迷茫及气馁，无力为他们守护未来，继而出现选择走上更激进的道路。

这两代人对社会的认知，与父辈有着巨大鸿沟，是现今社会撕裂的一大缺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吗？我想了又想，找不到答案。大家都是珍爱香港，问题是优先看重我城的硬件建设，还是软件制度与精神。原本这两方面是不需要割裂开来，但因为当权者一直压抑民众的声立，无法为下一代形塑未来的愿景，人们在走投无路之下选择物理的破坏，以逼使当权者回应，但同时亦令几代人之间的缺口。

香港由殖民社会转入独裁体制，虽然被承诺给予民主自由，但实际上只有伪民主、制度暴力及活有恐惧中的自由。中共希望透过这些方法维持香港作为外来资金入口的角色，试图告诉世界九七后香港与殖民地没有两样。但对于被压制、被牺牲的香港人，我们看到其他中共所谓「自治区」的下场，就知道为了榨干经济利益，中共的手段可以有多恐怖。虽然外交部仍然可以面不红耳不赤地强调自己坚持「一国两制、港人自港」，但这场世纪骗局可说是中共自己拆穿的，伪民主不可能叫香港人「收货」，一而再的压抑最终只会激起反弹。

我想世界上没有人—包括香港人—有想过我们有能耐与其中一个当今世上最强大的独裁政权对抗，公开对中共说不，凭借无穷的创意持续与之周旋，把握每一个机会借助各种力量支持自己的抗争。没有人能够预知这场博弈会如何发展，会扩展到什么地步，会引领我们去到什么地方。借用朋友的一言：是时代将香港放在这股反极权、反独裁旋涡的中心，我们就为了我城的未来，尽力打好这场仗。

注：本文所言之父辈，并非指作者之父亲。事实上，父亲从来没有阻止我参与社会运动，感谢一直以来的体谅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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