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蕙芸
@tamvivian
记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字欲：回应时代的特写新闻》作者
理大围城十多天，千人被困，先后有人逃脱、被抓、死守。机缘巧合下，我遇到一位曾经被困理大的女生，她详述自己逃生的经历，十二小时内三度逃脱失败，最后成功以游绳离开，现在回想，她深感侥幸，却遗下满腔内疚。她形容，千人被困，有千种心情，她只能叙述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事。
女生叫阿诗（化名），她在11月17日星期日傍晚进入理大，她说，数月来，她有几位相熟的示威者，成立了一个小队，经常一起行动，她入理大时，战况已激烈，装甲车被烧，水炮车没法向前，勇武示威者人数多，士气高昂，基本上所有作战点她都挤不进去，「够人」之说响彻理大校园。
她一度只在一条炸了的桥边行行企企，跟警察对骂，「很老套地，我当晚除了递火魔（汽油弹），只跟警察宣读了抗争宣言。」
她记得大家意志高昂，饭堂里遇上队友，大家还谈论当晚战迹，她形容该晚为多月「首次把水炮车击退」。的确，那天在漆咸道南十字路口，笔者目睹水炮车向人群射水射了整个晚上，示威者全身染蓝，即使水里含令皮肤焯热的化学成份，但抗争者仍以汽油弹及砖进攻，水炮车没法前进。
我问那种作战心态是怎么？阿诗想一想形容：「是愤怒，也是忟憎（受够了），觉得每一次都是我们后退，能不能有一次我们想办法进攻？是退无可退的心态。」
跟阿诗谈，你会发现抗争者和外界，出现一种资讯落差。我问，11月17日傍晚警方清楚警告，理大是暴动现场，警员有机会开实弹，记者也拍摄得警员手持自动步枪，她知道吗？
她说，17日那个晚上，大家未感受到有机会围城：「脑海里没有想过被围，因为之前每一次，我们都可以成功离开。」
她形容，整个晚上，前线以外，校园里气氛其实轻松。我也目睹外围在烧车烧桥，校园里有人还瘫软在椅子上打瞌睡。
阿诗说，整个晚上，校园里饭堂、体育馆作为的休息室，百计人席地睡觉，翌日凌晨五时许，她还在刷牙，忽然听到有人大喊：「起床啦！起床啦！打到来了！速龙冲进来了！」气氛一度紧张，她说，当时校园里还是可以，大家觉得外面设了重重路障，有大量汽油弹待命，感觉警察不会那么易进攻入来。
其实凌晨五时半，直播新闻的画面吓人，速龙已一度冲进校门，挥棍抓人，抗争者焚毁杂物，校园门口陷入一片火海，阿诗说：「那个画面我当时看不到，后来才看到」。显然，市民安坐家中接收的资讯，有可能比围城内的人更快更多。
阿诗当时一心只找路走，她跟队员商讨，凌晨六时试一试逃走，一度走到学校后面的公路边，然而其中一个中学生队员好像仍未睡醒，没有蹑手蹑脚走路，给防暴警发现了，唬吓他们，整队人后退回校舍。后来再看新闻，知道义务救护员及记者均被捕，「此时知道走不了，被重重围困。」
晨光初现，迎来了校园凝重的气氛，阿诗说，校园仍有百计人在走来走去，大家都卸下全副黑色衣物，丢弃了保护装备，好以一个普通人的装束准备离开。 「校园气氛尚算平静，但你感觉到小小紧张，大家都尽量找路走。」她们听到有提议，到平台集合，一起冲出校园。
中午前，有约六至七百人尝试从理大正门冲出去，阿诗是其中一人，她当时脸上只戴着防护力弱的N95口罩，虽然防暴警没有冲前，但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众人没法向前，唯有回到校园，阿诗仍未觉得太担心：「那种心态是人够多，一起互相掩护，都是漫无目的去冲，觉得要离开，不想坐以待毙。」
第二次逃离失败，她又跟小队回去休息，偶尔小睡，或吃点干粮继续筹谋：「吃了催泪弹根本没胃口吃东西，但不吃东西又没有体力。」她认识的长辈发讯息鼓励她：「心存希望，静待时机。」阿诗坦言，她没看到有人写遗书，大家情绪不是太激动，因为当时一心一意只专心想如何找路离开。
父母家人向她发出追魂讯息，让她紧张。但同时亦有友人不断提供逃走路线。她听到有救护说，有人尝试爬渠离开，于是随大队走到理工大学平台下幽暗的车道，只见十数人不断围在揭起的渠盖讨论，有人尝试爬进去，但探过路后又爬出来，「有人说太臭，受不了，有些路是死巷，有些渠又不知道走去那里。」
直至中午时份，另一批数百人，又聚在正门，决定再冲去一次。第三次逃走，令一直比较冷静的阿诗情绪崩溃。
她回忆到：「走出正门之后，我向左转，那条公路很长，警察开始发射催泪弹，烟雾非常浓密，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设计的路障令我们逃生更困难，我只戴着一个单嘴防毒面具，一个泳镜，一边爬路障一边跑一边吃催泪烟，我发现呼吸不了，觉得想窒息，鼻水跟汗水混在一起，最后我连防具也脱下来，发现没法走了，唯有跟大家爬铁丝网回来，怎知铁丝网钩烂了我的裤子，臂部皮肤刮了一道血痕，然后再抱着树干滑下来。」
笔者后来回到理大校园，可见校园外的铁丝网上，挂着逃生者遗下的背包、运动鞋，可见众人逃走时的惊险和慌乱。
「后来有人告诉我，烟雾之中，有防暴警在我旁边伸手想抓我，幸好一个男生抓着砖头给我挡了，我才没有被抓。我一边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喊：『救命呀！我想走呀！』，后来我在校园抱着队员哭了，她说担心我被捕，我也崩溃了一起哭。」
阿诗说，那一刻逃脱不成功，忽然悲中从来：「真切感觉到，好像经历了一个死亡的关口，好贴身感觉到，那一刻像一个战场。我觉得好像永远斗不过那班警察，因为他们有武器，我们没有。我想到，为何政权要对我们这班年轻人赶尽杀绝呢？」
她打电话给最亲的哥哥，崩溃地哭，说很绝望，怎样也没法逃出生天，也托哥哥跟父母说对不起。哥哥当天没有上班，专心留在家里帮她，挂线前哥哥说了一句：「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只有你自己，你要坚强。」阿诗的家人一向支持运动，但没有她走得前，阿诗说，现在回想哥哥的话，也觉得感动。
差不多黄昏了，那个星期一，香港人很多也没有上班，走到街上抗争，说要用不同方法「救理大」，阿诗说，有一刻，在理工大学校园里，听到远远传来隐隐约约有人喊口号：「光复香港……听到也是感动的，觉得真是有人想去救自己，但还是振作起来，自己先救自己。」
哭了十分钟，阿诗与队伍又小休了一阵，替电话充电，与大家交流逃走路线。很多路线有人成功逃离了，一会儿又被警察发现封锁了，讯息混乱。阿诗从远处观察到，校园有一条天桥下是公路，有人聚集，后来更跨出栏杆站在狭窄的平台上，向下张望。天开始暗，不久见到有人从桥上沿绳索滑下公路，并有电单车接应。
「最初感觉这方法很不安全，这么触目，这么张扬，怎可能呢？担心是不是一个陷阱。」最奇怪的是，远处有防暴警察驻守，肉眼是看到有人游绳离开的。她半信半疑，跟队员走去查看其他逃走路线，后来还是折返，有队员决定，大家一起以游绳离开。
阿诗一生未尝过滑游绳，她说，以前也有做运动，但体能一般，看到那个相等于几层楼的高度，有点畏高，但也不能想太多，「其他人很好，说让女孩先滑下去。」她就握着绳子，「瀡」一声滑下去，她回忆道：「过程比想像中快，但当我滑下去时，臂部着地，幸好地上有杂物垫着，但附近有些玻璃碎，应该是示威者扔下去来吓怕警察的。」
每一次听到抗争者发现，自己最初设置的路障、扔下的玻璃瓶，最终让自己逃生更困难，听着的人也感到揪心。当晚警察有向游绳发射催泪弹，但阿诗说幸好不太频密，可以忍受。但由于游绳时她没有戴手套，手掌皮肤被绳子割伤了。
她说，到达公路时，她奔向附近在待命的电单车。电单车上已载着另一名刚逃脱的男孩，她是第二名乘客，她说，自己没有坐好，勉强夹着座椅被送到桥顶，又被转送到另一辆私家车上。她回忆说，整个过程迷迷茫茫，都是家长们扶着她「小心一点」，那是唯一一句从陌生人口中不断说出的话。
这些义务来接送的车子，在运动中被称为「家长车」，开车的义务司机叫「家长」：「坦白说，到今天完全想不起家长的样子，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很多人是中产，他们真是很疼锡我们，做到与我们同行。」
家长把她送到九龙闹市，司机还叮嘱：「我们很多人支持你们年轻人的，但下次真是要Be Water（更流动地抗争了）。」阿诗说，直到车子入到市区，她的心才定下来，觉得真是离开了。
笔者当晚在另一处曾目睹逃脱者被家长接走的浩大场面，家长们忧心忡忡，逃脱出来的年轻人样子迷茫，失魂落魄的，家长们把车子随时准备好，也同时要避开警车，每当有一个年轻人走出来，家长们追着站也站不稳的孩子，把他们塞进车厢，递上替换衣物，敏捷地送走，历时十来秒，一切默契和信任，尽在不言中。
离开了，阿诗内心那五味翻滚的情绪，才开始浮现。
那一晚，千计市民走上街，营救理大被困的人。阿诗也是后来才看到新闻片段，看到市民在闹市抗争，或只是聚集，就被大举拘捕，甚至立即被告上法庭，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动罪。 「觉得对不起他们，为了救我们这批人牺牲太多了，现在好像觉得是，别人的十年换了我们的十年，看到各区抗争有人被捕的片段，我也忍不住流泪。 」
阿诗觉得对不起的人太多。 「看到有人逃走时被捕，打得头破血流，看到有留守的人因为低温症送去医院，觉得每一个都有可能是我，我能够逃脱，纯粹幸运。」有些留守者出来，有人恭喜他们，阿诗知道，「不能恭喜大家成功脱，因为后来很多人走不了。」
「成功走出来的人，更加有内疚感。很多走出来的人，都有这种情绪，觉得对不起被捕的人。」后来她知道，游绳这条路，后来也被堵截，也知道有开车接走抗争者的司机被捕。
阿诗说，作为被困理大的人，她不觉得被离弃，「好感动是，看到整条公路也是家长的车，很多在外面的人也不断记挂着我们，觉得大家都想救我们，只是难过大家付了这么高的代价，不值得呀。」
千人被困，对运动有一千种想法。阿诗记得，有勇武抗争者当晚反对大家撤离，觉得应该留守再反攻，但她理解大部份人都认为反攻可能性低，她倾向先逃走。对于由正门走出去被捕，阿诗说她宁可逃走时被捕：「觉得不信他们（警方），行出去也不保证安全，也是被捕，有何分别？」。
对于有少数人匿藏至今，阿诗认为匿藏者有不同想法，或者有些人逃走不了，也有人认为死守也是一种抗争，她会尊重。
阿诗坦言，即使留守校园没有起居饮食的问题，她自己最难承受，是家人压力。被困理大一天，父母给她发了十几条讯息。到她回到九龙闹市，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她一直以为父亲是冷静的大男人，怎之听到爸爸以非常紧张的语气问她身在那里，知道女儿安全，呼了一口大气。
「我跟爸爸谈完电话，也忍不住流了一滴泪，我从来没听过父亲那么紧张的语气，觉得对不起他。」后来才知道，父亲为她担心得一度哭了出来，吓得母亲不知怎样安慰。
小妮子至今，仍坚持说：「我虽然对不起父母，但没有后悔。」父亲还是摇头叹息，觉得女儿轻视了十年监禁的代价。阿诗说，这一次也不是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觉得此后抗争更要思前想后：「此后打阵地战还是要三思，出外抗争更不能掉以轻心，要好了解地理环境。」
阿诗说，理大一役代价很大，多人被捕，对运动元气大伤，但无奈是，如此巨大牺牲，又震惊了国际社会，得到外界同情。
到了今天，死里逃生，阿诗还是没法放下运动：「每次听到那一个地方『要人』，我就按捺不住，好想去帮，尤其是看到比我年轻的中学生，前仆后继付出，怎么忍心呢？」
若有机会回到理工大学，她想做什么呢？ 「我想细看每一件留下的杂物，或许这些猪嘴、医疗用品对普通人是废物，但对我来说，却留下了一幕幕抗争的回忆，我也想给所有仍在留守的人一个拥抱，到时，我想我会哭起来。」阿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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