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这种儿童化的萌化表达，恐怕不是什么新鲜事。想想共青团中央微博，它分明一直向关注者们不断强调：不要把我想象成一个政治意味的严肃团体，请叫我“团团”。只不过，在疫情之下，这种儿童化表达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适，最直观的原因，也许在于它与人们经历的灾难与痛苦格格不入。当每天的感染人数与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之时，当一位脑瘫患儿因为家人被隔离而活活饿死之时，当黄冈疾控中心负责人对辖区有多少病床一无所知之时，当红十字会不断刷新人们对耻辱的定义下线之时……同样，当建筑工人24小时修建临时医院、与死神赛跑之时，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官媒会站出来，鼓励网友为“叉酱”打call？这种灾难的儿童化、游戏化叙事有多么荒诞，在微博网友“贝拉克嗷巴马”的讽刺比喻中可见一二：“小李的妈妈生病了，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没能救活，又被车拉到殡仪馆。小李很伤心，并且分别给救护车取名“小白白”、医院取名“夺命酱”、殡仪馆车取名“小夜叉”、殡仪馆取名“呜呜酱”。”
03.或许有人会说，网友的比喻太过刻薄，毕竟，不管是云监工、还是组织叉酱粉丝团，起码吸引了年轻人对疫情进行公众参与。不过，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它带来的，并不是参与，顶多是参与的幻觉。这样说来或许有些残忍，但事实的确如此：不管是云监工、为叉酱打call、组织呕泥酱粉丝团、为三颗桂树起名字……实际上，都不会对疫情防治有任何帮助，它能带来的，不过是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式的自我感动，以及灾难的“去痛苦化”。
在《关于他人的痛苦》这本书中，苏珊·桑塔格对我们讲到：在媒体的“奇观”之下，我们一边不忘表达自己的正义，一边却又在变得越发麻木。这种正义的表达，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做了点什么。不过，事实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请原谅我略微修改苏珊·桑塔格在书中的原话，来描述这种儿童化的叙事：我们的“打call”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它不是参与，顶多是一种参与的致幻。
04.这种“成年的消逝”，以及相伴的儿童化叙事，不仅造就了虚幻的参与感，更加可怕的是，它可能会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亲昵与崇拜，让公众忘记自己在公众事件中的“站位”。本质上，公共事件中的儿童化叙事，本质是反理性的，甚至是反智的。真正的公共参与是什么样呢？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两种至关重要的模板。其一是民间组织的线下行动：其中既包括志愿者们的自发行动（例如接送医生上下班），也包括网友自发进行的物资捐助。其二是基于事实的线上问责。在问责的压力之下，湖北红十字会多名领导受到处罚。线下行动让人们感动，线上问责让人们愤怒，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多少人都是在波峰与波谷之间经历着情绪的动荡。与儿童化的公共参与不同，它们的重要之处在于：以公民为身份，以理性为基础，以影响现实为目标。在这次疫情之下，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两个简单的常识：
（1）不论是宏大的政治，还是微观的政治，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政治。
（2）公共参与是一种学习过程。儿童化的反智叙事，并不能成为参与公共事件的有效方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剥夺危机感的精神麻药。
05.我们应该以成年人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毕竟，我们不敢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当红十字会一再挑战公众的底线时，人们只是在网上说：
A: 阿红，你是不是又骗人家了？你这个小坏蛋，这可怎么办呢？
B: 是啊，好烦恼，怎么办呢……阿中哥不来管管吗？
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或许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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