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江雪
2020年2月5日，北京街上，有一个戴了防护口罩的雕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2020年的第一个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年轻的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在这个人心惶惶的一月，经历了逃避抓捕、被秘密关押、暂时释放回家的全过程。他失去自由的8天，从1月13日到1月21日，正是肺炎疫情从掩盖到最终大规模爆发的时期。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更多的人在讨论武汉警方1月1日高调公布的一则消息：以“打击谣言”为名，警方传唤、训诫了八名最早在网络上发出“武汉发现SARS”预警的市民。事后人们发现，这八名“造谣者”，都是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医生。而一位名叫李文亮的医生也在1月3日被训诫，其后在接诊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于2月6日去世。
“比封城更严重的，是封口。”有时事评论者如是说。这里所说的“封口”，是指在武汉疫情中政府屡次隐瞒或延迟公布相关信息，致使疫情蔓延扩大，加之医疗资源的匮乏，致使封城后的武汉，疫情处于几乎失控的状态。
毋庸讳言，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遭受了严重的打压——无论是律师、记者，还是公益组织。对言论的高度管控、信息不透明、对公益组织的打压，导致它们再也难以成为政府救灾的补充力量。而这一切的后果，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由一个个普通人去买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少有人关注到，从2019年12月26日开始，当局对中国人权律师发起的新一轮抓捕行动。而这场因为一次公民聚会引起的抓捕行动，被评论者认为是在整体打压公民社会的背景下，严控言论自由——“封口”的另一种表现。
2020年1月17日，支联会与社民连等约20人，到中联办声援去年12月因厦门聚会而被捕的内地一批律师和异见人士。网上图片
抓捕与逃亡
1月21日，武汉肺炎爆发的消息使人人自危。但这一天，对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家人来说，却是喜悦的一天。
这一天，被秘密关押8天的常玮平重获自由。他被警方“取保候审”，暂时释放。当日中午，他走出了西安市高新路派出所的大门。他70岁的父亲，以无法控制的眼泪迎接了他。
2019年12月26日晚，圣诞节的第二天，住在北京的著名人权律师丁家喜突然被警方带走。同一天被抓捕的，还有家住烟台的前大学教师张忠顺，以及维权人士戴振亚、工人李英俊。
恐惧开始传递，坏消息一个个传来，正如同2015年“709”抓捕律师事件的翻版。12月30日，浙江律师黄志强的办公室被查抄，他本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同一天，四川律师卢思位在去香港开会时，被警方拦截，禁止他出境。从12月30日到1月4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有10多位律师、公民被传唤、抄家，甚至拘留或失踪。
家住陕西的常玮平律师，觉察到自己也有危险，遂外出藏身，躲避到西安的一位朋友家中。
1月12日晚上10点半，警察敲开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带走了常玮平。他的妻子在第三天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常玮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近年来新修改的中国《刑诉法》中规定的一个强制措施。这个规定非常有利于警方，事实上已成为“秘密关押”的代名词。“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仿佛陷入信息黑洞。律师不能会见，外界难以获得他们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何处。
在常玮平被带走之后的第四天，重庆律师张庭源受常的家属委托，赶到陕西宝鸡，向当地警方要求会见常玮平，但被拒绝。警方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常玮平的信息，包括他被关押的地点。
与此同时，宝鸡市司法局在其官网上公示，注销常玮平的律师执业证书。
此时，一系列的信号已经很明显，警方的抓捕行为是针对12月初的“厦门聚会”。这场聚会发生在12月7日、8日。当时，丁家喜、许志永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律师和热心社会事务的公民，相约在厦门，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各自的经历以及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看法等等。
有知情者介绍，所有人只是一起聊天，谈论了“一些观点，感受”。有一些人来的晚，甚至没有机会参与讨论，只是和大家一起吃了饭。
但这种以往常见的“饭醉”活动，在2019年的中国，已变得十分敏感。没有人料到，2015年7月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又一轮对律师的抓捕，会从查处这次聚会事件而展开。
活跃的社会运动者、法学博士许志永。网上图片
在常玮平被抓捕之前，居住在北京的许志永已开始逃亡。在他离开家后的12月31日，警察上门搜查，查抄了他的书籍、保险箱等。并将他的女朋友以“寻衅滋事”为由扣押了24小时，戴上手铐，多次讯问，以追查他的踪迹。
许志永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也是活跃的社会运动者。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2003年，因为在“孙志刚事件”（一名广州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被警方带走，在收容所里被打死的事件）中积极发声，他和滕彪（后成为著名律师）等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北京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后又成立了“公盟”，进行各种公民活动。2013年，在他和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活动中，他被抓捕，并在2014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出狱。
离家逃亡的许志永，并没有停止发声。1月14日，他在推特上写道：“我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流亡中抗争。告诉人们，黎明近了，自由近了，公义近了，爱，已悄悄到来……他们端坐的不是金字塔尖，而是火山口上。告诉人们寒风肆虐时，春天，已不再遥远。”
12月29日，在长沙，另一位人权律师文东海也开始逃亡之路。他的妻子周友芳回忆，12月30日，已于前一天外出躲避的丈夫突然告诉她，自己面临被抓捕，让她立即带着两个孩子去日本躲一躲。在朋友的协助下，两天后，周友芳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日本，但一直到半个多月后，她都始终没有丈夫的消息。
逃亡中的文东海，其实在2018年6月已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15年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文东海为失去自由的王宇律师辩护。他还代理了一系列人权案件。在他被吊销律师执照后，为了生计，他在长沙开设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
周友芳回忆，在送她和孩子去机场的路上，文东海担心警察会在机场布控抓捕，所以在中途提前下车。临走的时候，他叫醒了在车后座熟睡的两个孩子，向他们道别。他拥抱了周友芳，叮嘱她：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然后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律师丁家喜。网上图片
“蝴蝶不停扇动翅膀”
因“厦门聚会”第一个被抓走的丁家喜律师，今年53岁。和许志永一样，他是“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关键人物。
如果不是参与到一系列公民运动中，丁家喜原本可以在中国过一种优越而富足的生活。他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飞机制造专业，曾经在航空领域的国企担任工程师。1996年，他转行做律师后，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他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高级合伙人，业务专长是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等。在网络上，有一张他当年做商业律师时的照片，穿白色西装，看起来“春风得意”。
2010年，丁家喜开始在北京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活动。他也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3年4月，他在北京参加了“街头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之后，被抓捕，并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和他一起判刑的还有赵长青等另外三人。
“我们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发了十万传单，制作了一百多横幅，两次上街，七千多个签名，向全国人大及法制办要求立法财产公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在法庭上，丁家喜这样陈述自己的工作。
在2014年4月这场对他和另外三人的审判中，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陈述到：“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丁家喜在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有一张是在监狱里，被会见他的律师偷拍下来的。照片上的他，身穿囚服，胡子拉碴，却坦然地大笑着。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记得，2017年1月，她在北京的一次偶然聚会上，见到了丁家喜。他看起来很消瘦。面对一座丰盛的菜肴，他说，自己不敢多吃，因为才出狱不久，肠胃还不能适应丰富的食物。那时，他刑满释放刚刚3个月。
获得了自由的丁家喜，还是在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见朋友。2017年，他曾去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当人们都劝他留下来时，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直到2018年，他打算再次去美国探亲时，发现自己已被限制出境。
2019年12月初，他参加了厦门的这场聚会。12月26日，他迎来了另一场抓捕。
6年前，丁家喜曾在法庭上自我陈述，要做一只蝴蝶，不断扇动翅膀，以掀起社会改革的飓风。从他出狱以来，他依然坚持着这个理念，并再次付出了代价。
至今，丁家喜已经失去自由30多天，他的代理律师彭剑多次向警方提出会见，都被拒绝。警方称，丁家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目前正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法安排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胜春，一直在为她的丈夫大声呼吁。
在丁家喜被抓走后，从12月29日到1月4日期间，还有至少5位律师（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
1月1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警方带走。
律师常玮平。网上图片
“被失业”的律师
今年36岁的常玮平，出生于1984年。他有着圆面庞，以及略带卷曲的头发，被一些朋友戏称为“胖子”。
常玮平是人权律师中的后起者。他进入律师行业时间并不长，但他的不少同行认为他业务能力精湛，对“敏感案件”毫不畏惧。
2007年，常玮平从重庆大学的材料化工专业毕业，毕业后，他在海南的一家汽车企业做材料检测工程师。2010年前后，他到了北京，成为一名证券经理。
那个时候的北京，正是公民社会生机勃勃地发展的时候。在北京，他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在参加纪录片放映会、以及一些公民线下聚会的过程中，开启了视野。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自学了法律，并报名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
2012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的常玮平，成为一名实习律师，他的兴趣点在于刑事辩护。2014年，他担任了一起言论自由案件中被告人李蔚的代理律师。他也曾代理一些刑事案件“蒙冤者”的申诉。
从2016年开始，常玮平开始致力于一些与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有关的公益案件。这一年，江西上饶的一名青年参加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招聘考试，虽然笔试和面试都得了第一名，但因为在体检中，被查出HIV 阳性（携带艾滋病毒），而被拒绝录取。这位青年起诉了政府，常玮平是他的二审代理人。一审中，法院判这位青年败诉，二审中，经过常玮平律师等人的据理力争，案件以调解告终，政府给予了这位青年部分赔偿。
2017年4月2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律师联名致信中国人社部和卫计委，建议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的第18条予以修改，删除和“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给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同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是这一事件的积极推动者。“我代理这些反歧视的案件，是因为我发现，这样可以激活政府的功能，通过改善政策，来推动社会进步。”常玮平曾这样说。这位年轻的律师，积极投入涉及艾滋歧视、乙肝歧视、职场性骚扰、性别歧视，以及“滴滴”顺风车滥用垄断地位、欺凌消费者的这一类案件中。
然而，代理这些“并不敏感”的案件，最终还是不能“保护”到常玮平。2019年10月，当他代理“茅台子公司拒录HIV感染者”一案时，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已摇摇欲坠。
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他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在“停业”三个月期满后，按照管理部门要求，他需要找到新的律师事务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他至少接洽了10余家律师事务所，但每一次即将签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将相关手续，提交到司法厅的办事窗口时，就接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表示受到压力，不能和他签约。
就这样，常玮平实际上已经处于失业状态。2020年1月13日，在他被警察抓走之后，司法局很快就下发了吊销他律师执照的公告。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有已离世的李文亮医生遗像供人献花悼念。图：Getty Images
阴云下的坚持
2020年1月，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并蔓延影响到全世界。
政府救灾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疫情开始之初，不及时向社会通告有关疫情的真实情况，这被公众普遍认为是造成疫情扩大的主要原因。
1月20日，人权律师谢燕益向政府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在这份公开信中，他要求国家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包括公开政府部门的会议记录、处置方案，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公开重大疫情信息发布情况等。
谢燕益律师声称，他依据的是宪法，以及《信息公开条例》、《突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
1月22日，家住北京的赵庆律师和家住武汉的尚满庆律师，向武汉市公安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警方公布关于“训诫八位造谣者”这个案件的相关经过。在申请中，他们要求武汉市公安局公开对“8名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处罚结果。他们要求政府公开相关的信息，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几乎在同一时间，程海律师控告武汉公安局处理八名“造谣者”是滥用职权。而另一位人权律师燕文薪，则要求官方公布疫情中死者的年龄统计等数据，以帮助公众判断“武汉肺炎”是否对老年人更具致死性。
律师们的申请或控告，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正式回应。但在互联网上，这些申请被一些网友转发，并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2月6日深夜，当其中一位被训诫的医生李文亮去世时，这种共鸣的情绪达到顶峰。网民在互联网上自发哀悼李文亮，并迅速汇集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
1月1日，维权律师的协作平台“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了新年宣言：“2020，我们不要灰心丧气，相反，我们应该靠近人民，仔细倾听人民的声音，为找到切实可行的人权改善之道做好准备……”
而在各地，律师依然在为当事人的权利呼吁。一直致力于平反冤案并推动“洗冤计划”的李金星律师，虽然已于2018年被吊销律师执照，但他依然联合其他的刑辩律师，为保障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呼吁。
“如果一个国家，还有政治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2017年，我在一次采访中，见到了李金星律师，他曾这样说。彼时，“709”律师抓捕事件过去不久，他依然对未来表示乐观。
“我相信基本盘还在。”他说。他认为，虽然情形艰难，但中国律师不会退场。从那时候到现在，他始终在推动“洗冤计划”。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自2015年7月被捕、随后被判囚以来，今天首次获准由妻子李文足探望。图为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释放全璋”诉求的衣服。摄：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26日，李文足再次会见了自己的丈夫王全璋。王全璋是“709”案件中最后一位被关押的律师。如不出意外，2020年4月，他将会出狱。李文足在自己拍摄的视频中说，丈夫出狱后，她要将他接回家中。她绝不能容忍警方像对待另一位被释放律师的做法：将他送回老家，安排严密的监控，完全没有自由。
2020年1月，纽约，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为自己的丈夫在大声呼吁。支持他的，还有不久前流亡到美国的陈建刚律师。陈建刚律师因代理一系列人权案件，受到各种威胁、限制。最终，他带着孩子，离开了中国。
1月29日，常玮平律师在陕西宝鸡的故乡，和自己的亲人一起过年。他所在的村庄，和这个春节千千万万个被隔离和关闭的村庄一样，一片静寂。
“疫情会过去，而信息管控的乌云，则始终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2月6日，一位媒体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这样写到。
“正是生活常识的回归，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这些基本人性的回归，促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回归。”
写下这些话的，是另一位流亡中的人权律师唐荆陵。在他的推特上，他引用60多年前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2005年去世的罗沙·帕克斯的话：“我只是厌倦了屈服，做正义之事，永无畏惧。”
原文：《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13-mainland-lawyers-arrested-escape/?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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