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妾妇之道”与“听话哲学”，是这类“公公知识分子”奉行的准则，也成为今天中国学术的基石。在他们眼中，真理不过是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形态，知识也平庸成可以沿街叫卖的产品。他们被关在体制的温室中，成为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人群。他们或者把自己禁锢在学术小世界中自我陶醉，只关心自己学术地位的升迁，不敢惊动任何人任何事；或者像狗一样被权力和媒体随唤随到，为了趋附某种利益、权力或权威，可以做任何观点的改变和妥协，更别说葬送什么公共利益了。

　　随机应变的活命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这类“公公知识分子”的真正信仰。虽然他们有时也自叹是体制的牺牲者，对体制意识的空洞无物也心知肚明，但正是有这种认知使他们的行径更为卑贱，知识界也因这种卑贱在一天天地堕落。在“公公知识分子”看来，生活和活命好像也能体现一种尊严，虽然这时他只剩下一个活动的躯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