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天皇号召吃肉，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

「与其说日本人渴望吃白米饭，不如说他们渴望一个吃白米饭的民族。」

文｜S.P

1872 年 2 月 18 日，一群身穿白衣的日本僧人强闯东京皇居，意图向明治天皇请愿，要求收回解禁吃肉的决定。闯宫自然失败，四人当场被射杀，一人重伤，五人被擒。

一个月前，明治天皇亲自颁布了《肉食解禁令》，将牛肉和羊肉纳入了日本人的日常餐食。而在更早为天皇祝寿的外交宴请上，已出现了「马德拉酒烤牛肉」、「小牛肉佐胡椒酒醋酱」和「烤羊腿」等菜品。

为天皇举办寿宴的筑地饭店

在这群请愿的日本僧人看来，天皇「立于万民之上，祭拜稻米、禁止肉食」，一定是迫于外国势力才解禁食肉。食肉将会造成身份阶级混乱，神明丧失居所，社会陷入混乱，乃是亡国灭种的大事。

日本人是应该坚持大和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白米饭，还是要学习欧美，改吃肉食面包？日本人民为此纠结了近一个世纪。

白米饭上的民族

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有多爱吃白米饭？

从 1873 年征兵命令的口粮标准就可见一斑。按照规定，每个士兵每天的口粮有六合（约 840 克）白米，加上六钱六厘的其他食物。这个标准已足以让全日本的农家青年兴奋地投军。

对当时的日本普通人而言，白米饭就是最好的食物，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访问日本的英国炮兵军官亨利·诺利如此记述日本兵的饭量和菜式：

日本兵是如此的满足于极大碗、作为主食的雪白米饭，和只有少许几片腌渍物的配菜。

然而，虽然饭量很大，日本兵的营养程度却让他看不下去：

在体力方面，他们在攻击时就像侏儒。对他们的武器来说，他们实在太矮小了。也难怪，他们的平均身高几乎没有超过 5 英尺（约 1.5 米）……在我所谓的肌肉精实度上，他们也不及格……比一般军人要好对付得多。

今天掌握现代营养知识的人们很容易看出，日本人传统的饮食结构很有问题：白米饭提供的精制碳水占了绝大比例，剩下的是营养很少的咸菜，蛋白质、脂肪等严重不足。要改善营养与健康状况，日本人急需多吃肉，少吃米。

然而在当年的日本，白米饭是神圣的，肉类是不洁的。用肉食取代白米饭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米饭的神圣性源于日本神道教。公元 7 世纪开始编纂的日本古史《日本书纪》写道，天照大神将高天原上栽培的稻穗交给他的子孙（历代天皇）饲育臣民，于是，天皇、稻米和日本民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直至今日，日本天皇每年秋收后都要用今年收上的新米祭祀天地（新尝祭）。新天皇即位时，还要举办同样性质但更为隆重的大尝祭。

· 1990 年明仁天皇的大尝祭

相形之下，肉类的地位就卑贱多了。

公元 675 年，天武天皇颁布「杀生禁断令」，类似的禁令此后数个世纪络绎不绝。不过据学者考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禁令执行并不严格，普通人还可以吃野鸟、野兽的肉。

17 世纪德川幕府时代为了保护畜力，才真正禁止了食用家养禽畜。同时随着人口增殖，森林野地逐渐被开辟为田地，野生动物也越来越罕见，禁食肉类才成为普遍习惯。

到了 17 世纪末，吃肉在整个日本社会已成为一大禁忌。吃肉的唯一正当理由是治病，病人捏着鼻子吃完后，要向神佛致意道歉。万一在家里煮食，还需要将佛坛的窗眼糊住。

无论是 17 世纪访问日本的传教士，还是 19 世纪造访的西洋商人、军人，都在抱怨日本买不到肉、奶、面包，甚至只能从中国上海转运。

随着日本人睁眼看世界，日本人极不健康的传统饮食结构，很快引起了启蒙思想家的注意。最早也是最激烈主张吃肉的，是头像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

作为幕末兰学家，福泽谕吉很早就效仿荷兰人，在上不得台面的半黑店里大吃特吃又腥又硬的病死耕牛肉。

明治维新后，他在自己主编的《时事新报》上连篇累牍的推广肉食。

他认为，欧美人食用对于人类滋补最为有利的兽肉，而日本人却不吃肉，喜欢吃养分较低的草根菜叶。由此养成的身体和心灵都是脆弱贫乏的，在国际竞争中难免居于弱势。

福泽谕吉甚至激进的提出「废水田、强畜牧」。理由是：一、日本国土耕地狭小，不宜以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二、稻米作为热带植物，并非日本最适宜栽种的植物，三、可以输入取代自行生产，四、重视肉食才是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

不过，尽管有明治天皇的亲自推广和福泽谕吉等人的大肆鼓吹，但对于早已经将吃肉视为禁忌的日本人而言，这并不是一项容易接受的事。

当得知天皇陛下亲自带头吃肉时，整个社会受到了极大冲击，因而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1881 年，杉木钺子在自传《武士的女儿》中写到她家第一次吃肉的场景：

八岁的时候，某一天从学校回来，发现了奇特的事情，女性家属们不晓得为何用著和纸，仔细糊在佛堂闪耀着金色光芒的佛堂的门窗上。仔细一问，祖母表示：「你父亲说要在家里吃牛肉哟，从学习外国医学的医生那儿所获赠的肉说是可以强健你父亲的身体，也能让你成为像外国人般强健且聪明的小孩，因为牛肉即将送来，现在正着糊窗」。（按：在家煮肉需要将佛坛的窗眼糊住，以免玷污神佛。）

祖母叹了口气，表示世界转变如此巨大，连这样奇怪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家，最后未出席当天的用餐，而尽管杉木跟姐姐在用餐时悄悄讨论肉的美味，但却无法跟任何人提起这话题。

「食面包亡国论」

肉食禁令虽然解除，牛肉虽然一举跃升为代表文明、健康、现代、西化的食材，但日本人的基本饮食结构却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答案很简单：虽然舆论都说肉食好，可国内畜牧业刚刚起步，供给有限，无论普通人还是大头兵，都实在是吃不起。

不过，米饭的主食地位还是遭到了猛烈的冲击，挑战者是来自西方的面包和小麦。

1882 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首次向海外派遣舰队，与丁汝昌所率北洋水师在朝鲜外海对峙。

不过比起北洋舰队，更让日本海军将领担忧的是脚气病的迅速蔓延。日本主力装甲舰扶桑号上，约一半的士兵都得了脚气病，让这艘战舰几乎丧失战斗力。

「脚气」并非一般所说的「脚癣」（俗称香港脚）。患者一开始两脚麻木，行动不便，渐渐发展到上肢，或者突发心脏症状而死亡。直到 20 世纪初，人们才发现这是由于身体缺乏硫氨素（即维生素 B1）导致的全身性疾病，可以通过摄入粗粮和肉类等来补充。

18 世纪以后，脚气在主食精米的日本大城市愈发流行。在明治初年光吃白米的日本军队里，脚气更加严重。日本军医都筑甚之助将脚气病视为日本的「国敌」。

当时的日本医学界，普遍按照西方流行理论，认为脚气病是一种传染病。包括陆军军医部门的石黑中汇及森鸥外等，主张病原体是真菌或细菌类，做好卫生通风就可以了。

而毕业于英国圣托马斯医学院的海军军医高木兼宽，却在军舰筑波号的日志中发现：

该舰远航出现了大量脚气病患者，唯独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靠港期间一个都没有。水兵回忆当时场景：「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高木很快意识到，问题就在大米上。

高木兼宽发现，脚气病是一种典型的亚洲病，西洋人很少得。他因此假设，这是因为日本兵吃大米过多，缺乏蛋白质所致，应当学习洋人的食谱，多吃面包、饼干、肉类和蔬菜。

虽然高木对于病因的解释是错误的，却歪打正着找到了症结。

1883 年，「龙骧号」前往新西兰和南美洲训练演习，367 名船员中有 169 名患脚气病，死亡 23 人。

次年，高木让另一艘军舰「筑波号」采用与「龙骧号」完全相同的航线，用高木亲自设计的模仿西洋食谱做实验。结果，此行一共只有十五名脚气患者，其中 8 人没有按规定吃肉，四人未饮用炼乳。

高木兼宽的实验对日本海军的饮食影响深远。在他的后半生里，高木一直呼吁少吃米饭，多吃面食，「吾家自明治十八年以来，从不以米待客」云云，获得了「面饭男爵」的绰号。

此后，海军大幅提高士兵的饮食标准，其中增加的部分，正是高木反复强调的面包、肉类、大麦等，水兵体质的提高，确保了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的口粮标准

然而，海军的转变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对大米的崇拜，甚至就在高木研究的同时，日本陆军的同行便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后来成为日本陆军首席军医的森鸥外，在 1886 年前往德国学习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日本士兵样式补给之通论》的文章。

他认为，西方人的身材之所以比日本人高大，并不是西洋饮食营养更好，而是人种有别，消化系统存在差异。他盛赞大米的营养价值，并相信日本人的饮食毫不逊色于西方饮食。

1888 年 12 月，他发表了《非日本食论将失其根据》，认为日本人应该把大米作为饮食的核心。他通过计算得出，如果把肉类和面包大规模引入日本人的日常饮食，势必迫使国家过度依赖进口，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1891 年起，日本陆军的许多部队开始用混合稻米和大麦的法子，试图解决脚气病问题。但森鸥外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在 1907 被任命为陆军军医总监之后，就立即停止在陆军的米饭中加入大麦，还严厉批评海军的政策。

这种明显缺乏科学性的做法，得到了大部分日本士兵的欢迎。因为当时的新兵大多来自农村，对于满满一碗白米饭充满了向往——对于底层人民，白米饭是只有特殊的日子才能享受的稀罕物，怎么能轻易放弃并让位于西方餐食？

最终，日俄战争的胜利成为了白米饭反攻倒算的催化剂。

随着欧陆强国俄国的战败，日本民族主义高度膨胀，从煤油灯到菜谱，这些日本曾经挨个向西方学习的事物，此时又被挨个被国民质疑了一遍。

饮食方面，吃米饭的日本人在战场上击溃吃面包牛肉的俄国人，一举证明了福泽谕吉的肉食强国论纯属伪科学，本国饮食传统至少更符合国情。

食养会成员、陆军骑兵大佐西端学提出：「吃本土食品身体健康，吃外来食物身体则会变差」。

西端学还从佛教里学来了「身土不二」这个意味不明的名词，并很快现学现用，用来代指他的这套理论。

· 「身土不二」在陆军中影响颇大，位于台湾南投的日月老茶厂现在还留有日据时期的「遗迹」

1906 年 11 月，奇书《吃面包亡国论》在食养新闻社出版。作者菟道春千代高屋建瓴的指出：

日本人吃了两千多年的白米，把脚气病栽到白米上是栽赃陷害，面粉的营养比白米差，不适合日本人消化吸收，以面包为主食会导致体质下降，这是肉体上的亡国；

放弃本民族优秀传统白米不吃，一味追求西化、模仿洋人吃面包，崇洋媚外，这是精神上的亡国；

如果都要吃肉和面包，日本就要依赖进口，在食品上浪费大量外汇，这就是经济上的亡国。

「民族饮食」的崛起

1909 年，日本陆军部成立预防脚气的调查团，由森鸥外担任主席，隔年，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的铃木梅太郎发现维生素 B 与脚气之间的联系。

然而，直到 1927 年，以七比三混合的稻米才成为日军标准主食。

混合稻米的成功，也并不意味着科学营养观的胜利：大米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昭和时期远比以前更加巩固了。

在昭和时期，所有明治时期关于饮食、文明和吃肉与否的争论，很快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军国主义宣传。

昭和时期的印在百円硬币上的是饱满稻穗

民族主义者赞美日本饮食，视之为日本人民过人健康体魄的源泉，是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每个日本人都要吃米饭，喝味增汤，坚决防止西方错误营养观入侵大和民族的餐桌。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日本式饮食的优越性得到有力证明：两位朝鲜选手代表日本取得了马拉松冠军和季军。

· 1936 年奥运会马拉松冠军冠军孙基祯

吹鼓手们认为，两位运动员的成功源自以大米为主食，这种饮食方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补充血糖，维持身体长时间的能量消耗。

战争爆发后，日军起初也完全依赖本土或殖民地送来的物资，对搜集战场当地食品并不热心。1937 年 12 月，京津地区日军把掳获的中国大米主要用于抚恤、赈济地方百姓。只有在战争深入，日军后勤难以支撑之后，「鬼子进村」才成为常态。

太平洋战争中后期，大米在日本本土的地位再创新高。

在美军空袭和海上封锁下，日本本土物资供应愈发紧张，米饭优越论也随之愈演愈烈。1943 年，陆军主计少将川岛四郎在《决战下的日本粮食》一书中说：「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问题」，「米饭必须成为我们饮食的核心」，「酒应该留到我们赢得战争胜利之后再来享用」。

· 陆上自卫队推出的怀旧餐食「太阳旗便当」，白饭 + 梅子干的悲惨搭配仿佛在控诉当年的艰难

其实到此时，除了咸菜配米饭（如果不是更差的番薯、芋头的话），日本国民如果要调整饮食结构，基本也只能改走猎奇路线了。

战争最后时刻，川岛曾经通过国内广播建议全国百姓，应该吃掉鸡蛋壳，以获取食物能给予的全部营养。宫内省总厨师长秋山德藏也曾经联系川岛，认为战况日下，日本皇室可能要吃草，他想知道川岛对于天皇一家有没有什么营养建议。

战后，日本曾经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而一旦又能吃饱，他们便重新开始痛快地大口吃米饭，大米消费量在 1962 年达到了战后顶峰，每人每年能吃掉 117 公斤。

直到西餐风潮到来，日本人的吃米热情才持续下跌。战后经济奇迹中终于富起来的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提高了饮食结构中肉类和脂肪比重。

1955 年，日本平均每人一年消耗 110.7 公斤大米，1.1 公斤的牛肉，0.8 公斤猪肉和 3.4 公斤的鸡蛋；到了 1978 年，白米消耗量减少到人均 81 公斤，但仅仅是猪肉的消耗量就达到了 8.7 公斤。而人均鸡蛋消耗量是 14.9 公斤，一个鸡蛋大约 50 克，约合人均一年 300 枚鸡蛋。

那一百多年里，日本先是在封闭状态下遭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落后的科技水平给民族主义以藏身之所，后来又在历史狂潮的歧路中，将陈旧错误的饮食观念奉上神坛。

今天，西方式的饮食结构是否健康，是否值得东方人参考实践，似乎已经不应再成为争论的话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