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阿袅
校对/热雷米本文作家罗卡（Jean-Louis Rocca）：法国社会学家、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教授，曾于清华大学任教。原文发表于Le Monde diplomatique原文链接：https://blog.mondediplo.net/le-covid-19-la-chine-et-les-au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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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中国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新冠疫情提供了一定的信息。我们有机会比较面对危机时各国的情况和应对，而在先验层面上，这场危机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所有深陷疫情之中的国家的第一个共通之处是：除了沙盘式的争吵——尤其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争吵——以外，各国都缺乏对病毒起源的反思。当然，中国近几年来输出了一定数量的新型病毒，指出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但是，也正是这个国家，其养殖产业化非常发达，人与“非法买卖”的动物之间、与伪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也很密切。这些现象似乎和新型病毒扩散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因此，将现状归咎于中国、中国政府、它唯一的政党还是它的“发展模式”，都是非常可笑的。粮食农业的去在地化、外国投资、采用破坏环境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全球性的现象，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一些令人担忧的共通点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和在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有另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对同一套民族主义话语的使用，强调统一、团结、纪律，以及个人对公共自由缩减的合法接受。当然，在中国，针对不良行为，他们不罚款，而是马上使用暴力。在欧洲，我们只不过对批评置若罔闻而已，警察（目前还）不会强迫你改变想法，就像那八名吹哨的中国医生那样。然而，欧洲各国政府的应对方式与北京之间的差距在逐渐减少。刚开始，欧洲各国依靠和平手段操控舆论、依靠媒体霸权。现在情况变了。如果你屡次违反禁闭规定，将会面临六个月监禁的刑罚。通常来说，底层阶级才是这一禁令的受害者。富人区空荡无人，居民纷纷去往乡间。与此相反，贫困街区依旧十分拥挤，且被大规模地分隔管制。在法国，底层阶级因被预设为无法理解这次瘟疫的利害关系而被污名化，就像我和其他人在巴黎红城堡街区（译注：红城堡街区位于巴黎18区，以“小非洲”的城市景观而著称）看到的那样。意大利也对不遵守禁闭或者“保持社交距离”的人处以重罚。
对英雄进行歌颂的背后
战争词汇主导一切。对“白衣英雄”的称颂让我们想到对李文亮医生的神化——这位“死于沙场”的医生是最先发出警告的人之一。欧洲也有同样的做法：为了掩饰在应对危机时的困难与无能，各国政府也纷纷诉诸英雄化的做法。而这些现象在几个星期前还是被拿来嘲讽、指责北京方面的“极权”作为的。同样的，我们也记得关于中国各大城市开展喷洒消毒剂运动时那铺天盖地的嘲讽。后来，意大利也开始喷洒了。曾几何时，使用无人机来追踪违反禁闭规定的人被认为是极权主义中国的N种表现之一。后来，无论是在海滩上，还是在巴黎，无人机也出现了，提醒外出散步的人遵守禁闭规定。
医疗系统的崩坏也是共通点之一。多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各国都在大规模地限制医疗方面的公共开支，不过近期，中国的情况有所改善。
到处都在举棋不定
我们同样看到，欧洲批评中国面对疫情时反应迟缓，这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诛心之论。中国最初的犹豫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稍后还会再讲到，但是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应对也没有更好。跟中国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主要是对经济影响的担忧），欧洲各国的应对措施不仅在时间上落后了好几周，而且比亚洲几国的措施都要温吞得多。意大利的死者人数已经超过中国，而人口比中国少20倍。英国现在采取措施了，但之前决定什么也不做。法国也举棋不定。应对新冠疫情的两大利器（口罩和检测），明明已经在亚洲证明它们的有效性，目前仍未被广泛采用。
政府官员对专家和医护人员的态度也让人联想到中国。在意大利，医护人员在社交网络上求助。在法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抗议政府的“沟通”——然而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和北京比，这里的吹哨人并没有更好地被倾听，虽然他们的境遇要好一些。当然，共和国总统被成群的专家们围绕着，但是，自布迪厄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一机制的作用所在了：与其说他们要依据科学的考量来做出决策，毋宁说他们要以一套科学的话语来论证政治举措的合理性。
我们还经常批评中国政府长久以来以牺牲公共卫生为代价，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如今法国政府想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经济运转，迫使工人和雇主来承担风险。
文化主义分析的破产
比较研究的另一个益处，就是证明文化主义分析的破产。中国大陆、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采取的举措各不相同。台湾的做法是限制中国公民入境，系统性地将来自高感染风险地区的人隔离开来，但未封锁全境。所有人都戴口罩。剩下的事就交给一个水平非常高的医疗系统来处理。韩国的做法是大规模的检测排查，以此隔离疫区；政府的工作非常透明，感染人数的通报细化到区。至于香港和新加坡，都在关闭边境的同时追踪被感染者。对国土辽阔的中国大陆而言，它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封闭湖北省（及其病患）起了关键作用。但其他的城市并没有采取像法国这样极端的禁闭措施。小区只有住户才能进入，当然出入公共场所时也要检测体温，但是全面的隔离只针对病人。
真正的特别之处
当然，如此比较，也显出了中国的特殊之处。中国措施的特点之一是，在数周的不作为之后，政府有了一个快速的应对。有的人甚至从中看到了“好的专制的优势”。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传统的再发明，成为了国家行动的资源：今日的法国政府从宪政君主制中汲取其行动的资源（总统冲上最前线），就如同中国政府从毛主义的想象之中汲取资源一样。对英雄的歌颂、几天内建成医院（就像大跃进时期）、强制禁闭等，都让我们想到了1949年至1980年代间用来控制国民的“政治运动”。中国当局的反应就像发生了叛乱一样，就像人民内部的敌人冒出来了一样。在“向病毒开战”的背后，也有可能是一场针对病毒携带者的战争。
公民意识是一种奢侈
我们可以追问在这些防疫举措之中，公民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吊诡的是，这一因素也同样出现在东亚的民主国家中，而这很可能论证了某种文化主义进路的合理性。真相其实在别处，尤其是在所有这些社会所共有的一个特征里：任何一个类别的群体都没有与社会脱钩。尽管社会不平等，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被卷进了一个改善生活水平的逻辑之中、一个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发展的想象之中，不管怎样，各个社会阶层都因此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仍然占据主流。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一些社会阶层已经与其他阶层脱钩，生活在一个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某种意义上，公民意识是一种奢侈：当人们露宿街头，当人们不得不去离家很远的地方购买食物（特别是去各种族裔商店），当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遵纪守法的规范和手段（比如电脑、信息源等）的时候，又如何文明守纪？
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医院
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国的医疗系统每况愈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严重地割裂了。一方面，富人的医疗系统非常优异；另一方面，社会底层群体（农民和农民工）所能获得的医疗服务大幅下降。然而，即使是富人的医疗系统，也因为自由化改革而不断劣化。大多数的医院，虽然是公立的，却像企业一样被管理着。后果是：医院的利润惊人，而医生的工资很低。因而医护人员只有向病人索取红包、向医药和医疗器械公司收取贿赂，以此获利。虽说如此，尚不清楚中国的卫生系统在七十年代是否能更好地抵挡疫情。当时，民众生病时可享受更好的基础医疗服务，但面对疫情……
应该补充一下，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旨在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这一改革可能起到了正面的效果。当然，跟法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占全国总GDP11.2%的公共支出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足，但是这一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2.2%增长到2018年的5.1%（这期间GDP是持续增长的）。
最后，必须根据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激增来评估总感染人数中死亡人数相对较多的问题，而慢性病激增的原因在于食品质量的恶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知道，合并症增加了患者的死亡率。
北京利用抗议和打压
另一个中国特色就是其行政结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应对疫情时的迟缓。地方官员们害怕因为决策失误或被指缺乏忠诚度而受到更多打压，因此长期不敢对疫情进行干预，唯恐“破坏”经济增长和扰乱社会稳定。现在，中央政府正在为自己洗白，解释说地方领导干部不合格。这些地方干部的担心已经得到了证实，几百个地方干部受到了处分。但要知道，中央给地方政府下放了很大的权力和权限，这曾是中国 “奇迹 “的重要因素。
最后，有必要指出国家在“受控的透明度”方面的努力。为了重获控制权，政府在加强对媒体的控制的同时，也让民众发出批评。因此，社交网络就成为抗议和打压的平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自由主义”？因为为了走出敏感局面，中央就需要发动群众，把问题揭示出来。地方基层的情况如何，北京方面是不知道的。中央可以更换官员、打压抗议，但要想“治理人民”，就必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公民记者、临时的信息员、发出警告的医生们，所有这些人都能让政府更好地了解情况并着手干预。几乎可以确定地是，对地方官员和卫生系统的告发，引起了一场系统而彻底的监察，以及处罚。因此，最近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对他的处理（训诫）是不当的，执法程序是不规范的，并督促当地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当然，这一做法并不会让吹哨人免于被拘捕、被处罚。恰恰相反，这种打压的管理方式可以在个人是有用的时候利用他们，而当他们构成危害的时候就清理掉他们。
这一做法并不新鲜。多年以来，对社会运动的管理就是通过这一方式而进行的。揭发环境破坏的环保积极分子，有时候被表扬，而有的时候则被打压。罢工运动的领袖可能从危险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政府优先对话的对象。不管怎样，社交网络和公共舆论已经成为各种利益和野心的主战场。在这片战场上，审查和批评，虽自相矛盾，但却是齐头并进的。
如今，民主国家陷入危机，中国援助抗疫物资和人员，从而理所当然地得到民众的赞扬。此刻，我们无不忧心地看到，欧洲各民主国家纷纷采用类似中国的方法（然而却没有那么有效）。与其拼命地把中国送回极权主义的视野，并在原则上把民主国家从任何专制的倾向中解救出来，不如尝试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危机，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无论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必要对各国政府的做法保持批判性的眼光。正是在这样的代价之下，民主的理想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