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方的攻击并无新意，无非“造谣”、“负面”、“递刀”等说法。作为新现象出现的，其实是舆论容忍尺度的极速收缩。承受大量责难的《武汉日记》，内容可谓相当克制，不仅时时体恤基层公务员的辛苦，被医护人员感动，夸赞年轻志愿者，为新增病例的减少而开心，甚至被全民指责的前武汉市市长也在日记中得到理解。
一场新旧之争，同时也是代际战争围绕方方日记而起，成为疫情后中国社会最显著的撕裂。一方是职业网评员带领的年轻世代，另一方则是仍然希望澄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的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强调“启蒙常识”的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说明“文学是良心的事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等人，都已经过了人生中途。
光怪陆离之处在于，新的世代承接的话语体系比上一辈人更为陈旧，更接近1950、60年代的中国，但是从全世界民粹崭露头角的潮流看，他们毫无疑问又是新的。而被当局打散的“公知”时代残留的启蒙话语碎片，和改革开放后体制内的开明派余音，相对于年轻世代的“保守”，这些声音却更加“进步”。新旧交战，究竟孰新孰旧，难以辨认。
在最近一场网络研讨会中，自由派知识分子钱永祥、刘擎、周濂、周保松四人就对当下排他性的“爱国主义”表示了担忧，并认为危险之处在于这种话语背后的垄断性。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推理，当“爱国”被一种论述所垄断，那么其他所有的异议都将有可能承担“叛国”的指责。
理查德·J. 埃文斯在《第三帝国的到来》中重现了这个战争来临之前的年代：失落的德国人渴望一个强硬的中央政府，带领他们通过民族复兴运动，恢复往日的德意志强国，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他探究了纳粹党活跃青年的使命感来源于何处，答案是为了德国的民族团结，德意志文化的繁荣，对一战中德国战败的创伤记忆，以及绝对的爱国理想。
这也是曾经的“公知”群体的无力感所在——刘擎在谈论当下的爱国主义情绪时是沮丧的：“忿忿不平的情绪一定要长大，否则会把国家带向灾难，比如德国从一战后被欺压到全民想要报复。”周濂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现在是是非黑白颠倒的一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偏爱、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爱、忠、孝，而以理性、客观、中正为耻。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群人，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