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苟晶对于当年连续两年落榜之后的痛苦依然记忆犹新。

她说：“这件事情受伤害最大的是我父母。当时在农村的生活有多艰难，连续供我读两年，又是多困难，两次都落榜，那种失落感和愧疚感无以言表。”

这些天来，人们对苟晶、陈春秀这两个被顶替的山东农家女投以巨大的同情。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她们“被偷走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高考之于底层孩子的意义，若非置身其间，站在岸上很难看得真切。

有谁在高考之后很多年，还会做关于高考的噩梦？

我会。上大学乃至大学毕业之后的若干年，我几乎每年都会做高考噩梦。

有时候是梦见自己考砸了，落榜了；有时候是梦见自己在考场上，铃声响了才发现忘记图答题卡；有时候是梦见考得成绩不理想，正在纠结要不要复读……

然后当巨大的失落和压抑像大山一样压住自己身体的时候，我便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早已过了高考这道鬼门关和独木桥。于是裹紧被子，满心庆幸。

后来我跟高中同学交流，发现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多年如一日地做着高考噩梦，大家的梦境都是类似的。直到最近两年，我才不再做这类噩梦 。

我们在怕什么？

我们怕唯一的救命稻草没有抓住，我们怕生活中仅存的光一闪而过，我们怕全家人的多年期望一夕落空。

现在看，跟陈春秀、苟晶们的高考噩梦相比，我们这些高考胜利者的噩梦算什么啊。我们醒了也就好了，而她们的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噩梦。

每一个寒门子弟的高考梦都不是自己的。

陈春秀有个哥哥，但是哥哥成绩不如她，父亲说谁成绩好供谁，所以哥哥辍学，陈春秀继续念书。

苟晶姐妹三个，家里负担不起三个人的学费，二妹退学去餐馆刷盘子，一天一元工资，一个月30元都交给父母，资助姐姐妹妹读书。

山东因“女人不上桌”等陋习常被批评，但是就我观察，山东农村家庭在供孩子读书时是几乎不会重男轻女的，“谁成绩好供谁”是约定俗成的规则。

高考不仅是一个人翻身的希望，更是一个家庭翻身的希望。

我在高二之前，仗着自己天资聪明，从来没有下过苦功去读书。但是高二有一天，我突然开窍了。我认真审视了一下前方的人生路，发现高考我输不起，于是我开始像其他同学一样早起晚睡，再也不胡思乱想。

我暗自告诫自己：“不管你对应试教育有多大的怨恨，不管你对未来有多么天马行空的打算，先规规矩矩过了高考这关再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对农村孩子来说，能走到参加高考这一步，先不管高考成绩如何，已经是幸运儿中的幸运儿。

一大批孩子初中还没毕业就陆陆续续辍学了。上海、江苏的家长总是抱怨中考录取率低，山东的中考录取率也不高，但没人抱怨。因为成绩不够优秀的孩子早早就被家长和老师放弃了，不需要中考去淘汰他们。

“在农村，考不上大学，要么种地，要么去打工。”陈春秀如是说。

我记得有个从小玩大的伙伴辍学去打工时，我们剩下的人还安慰他“行行出状元”“不管在哪里好好干都能出人头地”。后来才知道，当时有多么天真。

打工当然也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但是成才几率之低，成才难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且看苟晶和陈春秀的真实经历：

2000年，苟晶与老公一起去了杭州，老公在一家单位上班，苟晶则从事各种各样的零工。开始几年，她在杭州骑着自行车，满大街销售化妆品、软件。每天骑几十公里，“晚上累得全身骨头痛，痛得都睡不着觉。”

2004年的10月，陈春秀到烟台打工。她先是在食品厂做工人，长期接触冷冻生鲜，双手被冻出红疮，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元。后来又到电子厂加工镀膜镜片，每天接触有刺激性的化学药水，时间一久，她的嗓子变得沙哑。

韩寒退学那会，我正在上初中。当时学校里也有一些孩子受到韩寒等榜样的鼓舞，决定去社会上闯荡，但几乎每个人都后悔了，有些后来又回到了学校。江湖哪里是好玩的。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高级黑。

不过帖子里说的道理我其实也想过的。即使让陈春秀得到山东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也未必能像顶替者那样进入体制工作。

在2020年，我们必须承认：高考与科考不是一码事，高考是选才，科举是选官。考上好大学不意味着好工作，在人生的奋斗路上，大学只是起点。

但是我想说：对于寒门子弟而言，大学这个起点太重要了。

大学四年，让我们这些没有家庭积淀，没有社会资源，甚至连世面都没见过的孩子，可以过几年不紧张、不艰苦的日子，可以从容地做一些长远打算，可以积累一些接物待人的经验，可以结识一些将来可以互为支撑的朋友，可以抓住一些继续上升的机会。

大学毕业之后，人生还是会面临套路和不公。但是对于苟晶、陈春秀这样的底层孩子来说，失去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们失去的是一整个世界。

大学开学那天，不仅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而且是我第一次离开山东，第一次离开我们市，第一次离开我们县。

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列哐当哐当的绿皮车上，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向往。感谢故乡不顶替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