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该文由新浪微博用户 @Robert_樊百乐 所翻译，为发布于墙内平台不被删除，译者对某些内容进行了“去敏感化”处理，并删去了一段原文内容，如下图：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
译者：樊百乐
原文发表于《纽约客》杂志
在我重返四川大学讲台之前几天，我在骑车穿过校园偏僻一角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机器人。这台见棱见角的块状机器大概齐胸高，有四个轮子，跟一台高尔夫球车长短差不太多。前方是一个T形装置，看起来像一种检测仪。这个机器人从我旁边滑过，小马达轻轻哼唱着。我转过弯，在它身后大概十五英尺的地方跟着它。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离我上次来到川大的江安校区时隔已经三个多月。江安校区坐落在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的郊区。二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差不多开学的时候，我曾经匆忙赶去校区，从我的办公室取回一些材料。当时为了迎战始自武汉（成都以东一千二百公里左右的一座城市）的新冠疫情，全国范围内已经隔离封闭一月有余，川大通知全体教职工，至少持续到新学期开学时，所有课程均在线上教学。
在那段日子里，当时看起来，还能通过离开中国来躲避疫情，并且川大有些外教已经离华。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非敏感雇员和外交官的配偶、子女已经被疏散回国，而外交官则继续留守驻地。在整个二月，我向很多身在美国的、担心我的朋友和亲属回复邮件，告诉他们放心，我们全家在中国都挺好，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彼时彼刻，每天的疫情数字非常惊人。在二月二十日，当我回学校的时候，中国因新冠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236人。
从那时起，新学期踽踽而前，因为每个人对于疫情的看法都在变化。在开学后第三周里，局部疫情正式升级为全球大爆发；到了第六周，美国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在那一周里，中国的边境向境外人士关闭，而疏散行为调转了方向——在欧美的中国人（很多是留学生）开始绝望地试图回家。中国是第一个经历了疫情的国家，而且它也是最早成功控制住疫情、重返正常工作生活的国家之一。在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了；在第十三周，我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次登上飞机。而现在，五月二十七日，第十四周，我终于重返校园。
我跟着那台机器人，直到它停在宿舍区的一条路边。一个电子化的声音开始广播：“到达站点！”这条路空荡荡的，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没有返校。一个新政策是，一旦返校，除非得到特批，学生不得离开校园。川大的每个大门都装备了人脸识别扫描仪，而且能够识别佩戴口罩的人脸。我那天早些时候到达校园，一个拿着体温计的保安让我在人脸识别时，不要摘下口罩。扫描后，我的名字自动出现在屏幕上，旁边还有我的体温和校园卡号码。作为教职工，我可以进出校园，不像学生只能进入。
现在，我等在机器人边，注视着安静的宿舍楼。最终，三个学生从不同方向过来了，戴着口罩拿着手机。每个学生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个编码，然后机器人身上的一个小储存舱依次打开，里面各有一个快递。
一个学生告诉我，她在淘宝（阿里巴巴旗下的中国最大电商平台）上下了个单。在疫情之前，学生们在菜鸟（另一家阿里巴巴控股的公司）快递柜取快递，但现在机器人也开始送快递了。这个同学说，在机器人快到的时候，会电话和短信她，提醒过来取件。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我跟着这个机器人，猜测它会一直把我带到它的主人面前。当我骑得离它太近时，一个喇叭突然响起警报；如果我插队到它前面，它会停下来。当我试图冲它喊的时候，它没有反应。每隔一段时间，机器人就靠边停下来：“到达站点！”然后戴着口罩、拿着手机的学生们就出现了，在我的方向自觉排成一队。在这个安静的校园里，这就像一部恐怖片——《新冠区的小孩》（译者注：这个联想灵感来源于1984年的恐怖片《玉米田的小孩》）
最后，机器人在校园很偏的一个把角的菜鸟快递柜前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蓝色工服的工作人员过来，开始给机器人继续装快递。“我们目前有三台这玩意。”他说。他告诉我，菜鸟工作人员每天晚上会回到校园外的住处，所以快递机器人可以外来人员减少跟学生之间的接触。
我蹬上自行车向我的办公室骑去。一路上，我经过了一遛儿白色帐篷，上面写着“中国卫生”的英文。在其中一个帐篷，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摆着两支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在监测点发现有人高温，那个人就会被送到这种白帐篷里复查一下体温。如果必要的话，下一步就是去学校诊所做核酸检测。我继续赶往办公室，发现办公桌上有个包裹。里面有一些学校提供给我的东西，以便于我返回课堂：五个外科专用口罩，一双橡胶手套，一盒欧普拉牌儿酒精湿巾。虽然三个月没在，但办公室看着井井有条。有人或者有什么机器帮我浇过绿植了。
去年八月，我来到川大，用英文教非虚构写作和大一新生写作。我全家搬到了四川的省会成都，部分原因是我在1996年到1998年的时候，作为和平队员，我当时就在这附近的大学里当辅导员。在那段时间，四川比较穷，我大部分学生都是农村来的。我几乎隔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二十一年——又重新回到教书生涯。
我怀着重新与中国教育连接在一起的希望回到成都，而且我期待在教室里重新见到中国年轻人。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学时，我发现自己被困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试图学会怎么使用我们系迅速安排好的在线教课平台。将近三千万中国大学生上网课，而全国估计有一亿八千万在校学童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八点开始，用户们登录进系统，有时候因为流量太大，系统会宕机。很多小学没有去尝试互动课程。我的女儿艾瑞尔和娜塔莎在当地一所公立小学上三年级，她们的老师会上传课程短视频，家长们方便的时候都可以安排收看。
美国式的Zoom课程，会让参加的所有人都出现在屏幕上，但我认识的中国老师没有一个人用这种方式上课。我们的学生是不出现在屏幕上的，如果打开摄像头，它只显示老师，即便这样也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早期，我试图直播上课，但系统崩溃了太多次，我只好放弃了。后来，我避免视频。每周，我准备一些低像素的照片、地图和文件，在屏幕上分享，然后我的学生和我通过音频和文字交流。
在三门课里，我教大概六十个学生，只有一个我在线下见过。我经常点某个同学的名字，让她打开麦克风，久而久之，我通过声音跟学生的名字对上号了。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取英文名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人很少接触国外时，我的课堂曾经充满了中国化的狄更斯式的名字。一个大高个儿男生叫黛丝，一个漂亮姑娘叫椰子。二十年后，我仍然保留着一个叫“懒惰”的、长着雀斑的同学的照片，还有一个照片主人公叫“黄色”，喜欢戴着细框眼镜。还有一位叫“屋子”，瘦骨嶙峋像个四川稻草人。那时，郊区的中国人很重视照相，他们摆着正式的姿势，很少微笑。
现在我连脸都看不见了，而孩子们取的名字貌似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我的大一新生班里有艾格尼斯，弗洛伦斯，詹姆士，戴维，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每当这些名字蹦到屏幕上时，我就回忆起之前那些跟我在密苏里州中部一起长大的孩子们。1980年，我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三个布莱恩。最后一次美国人习惯给孩子起这些名字是什么时候？但现在，中国人开始在重庆生养布莱恩们啦。很多川大学生来自于这个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而我好奇于中国的崛起是从英文名字体现的。某天，说不定，随着凯特琳、艾登和麦迪逊们的涌现，它又开始退潮。
我很高兴，我的非虚构写作班里有位大四同学，叫西西弗斯。班里还是有一些不常规的名字，尽管现在这些名字往往反映出主人的老成。一次大一课上，有个体育迷叫库里，还有个嘻哈爱好者，叫Rakim. 库里经常穿着蓝色和金色球衣、叼着牙套上网课（至少我脑补的是这样），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足球项目的尖锐文章。Rakim分析了一个真人秀节目叫《中国新说唱》，一度在几季里，禁止任何中国选手梳脏辫儿。尽管滞留在湖南东部的老家，Rakim对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了如指掌。他写道：“我认为，这条禁令不只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选手应有权利的冒犯。”
他们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年里，作为高等教育大幅度进步的一个表现，像川大这样的教育机构越来越摆脱了地域化标签。我经常给我们的学生做调研，想去搞清楚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分散在超过十五个省市里，从云南（中国的西南边陲）到吉林（跟朝鲜接壤）。但我们所有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同时开始了新学期。在第一周里，我询问学生们的情况，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一个月里没有出过家门半步。
中国的隔离政策几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严格。居委会，中国dang的最基层组织，执行这些政策，并且在很多地方，他们会限制每个家庭只能每隔两三天，派一个代表去采购生活必需品。如果一个家庭被怀疑接触过病毒，一边儿赶紧排查密切接触者一边儿对这家封门也不是天方夜谭。我九十年代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发给我一张照片，上面是她们校区一户人家大门被加盖公章的封条封住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但更年长的人估计对这场景还不算陌生。”她写道，指的是那些年代的运动。“我们变得麻木了。长此以往，感觉这比病毒的负面影响还大。”
在我家，我能看到我女儿们身上的负面影响。她们想疯了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儿。但确实，由于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加上边境管控和密接来源追踪措施，中国大部分社区的病毒传播得以减缓。二月二十日，我从居家隔离得以重新返校的那天，是成都政府最后一次通告成都存在社区感染案例的一天。这座城市有大约一千六百万人口，但自从二月下旬至今，这里只新增了七十一个确诊案例，全是境外输入。几乎每个感染案例，都有一个中国公民从国际航班落地、在机场被马上检测进而隔离的故事。成都的成功，是个典型的中国成功案例。在我的调研中，我问我的学生们，有没有任何人认识任何被感染者，一个都没有。
在第六周，我问：“你们可以出门去小区了吗？你们的流动有任何限制吗？”再一次，回答是完全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些报导。
我唯一面对面见过的学生叫萨利娜。她住在四川东北部一个四线城市，她的父母都从事普通职业。上课时，每一次我点萨利娜的名，我都能听见她那边传来交通的嘈杂，引擎声、喇叭声、人们的谈话声不绝于耳。这学期上了一段儿之后，她解释说她的住处建筑质量不怎么样，墙很薄，而且窗外有条很繁忙的公路。像很多班同学一样，萨利娜是她家独女，但她看起来比同学们缺少一些对未来的自信。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期待比他们的父母过得更好，然而，在五十二个回答者里，只有萨利娜和其他两位同学觉得可能将来过得一样，甚至更差。
萨利娜第一次申请我的非虚构写作课时，我没有答应。当我准备搬到中国时，我让我的课程申请者们提交写作范例，以限制一下听课人数。在秋季学期的第一天，萨利娜直接过来了，然后她给我发了封邮件，问她以后能不能来旁听。我不接受旁听生，不过她邮件的文笔让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告诉萨利娜她可以正式学生身份加入这门课。
从一开始，她就出类拔萃。她文笔很优美（她是英语专业的），而且我对她的报导印象非常深刻。她个子小小的，腼腆，令人放心，但她看起来也清楚，那些品质会让人觉得容易相处。在秋季，我让学生们开始着手研究项目，而萨利娜则跟一群虔诚的四川天主教徒打成一片。这些教徒组织祷告，并蒙恩于上主的力量。为准备她的下一个项目，她混迹于成都的同性酒吧。这个跳转并没有像看起来那么突兀，因为成都一直以它的季度教和同性社群闻名。在美国，这种奇葩组合非常不合逻辑，估计属于旧金山和科罗拉多普林斯城的合体。但中国季度徒和酷儿都属于边缘群体，而且他们更可能在成都这样天高皇帝远和有着良好包容氛围的城市茁壮成长。
萨利娜的报导代表了我在那个秋天注意到的一种倾向，就是我的很多学生都很长于此道。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的学府，但我的学生鲜有媒体研究专业的。即便在我们系，本科生去从事这种田野调查也不多见，因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重视理论。最开始，我不确定自主研究适不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新生。在过去二十年，中学生为高考的竞争变得愈加激烈，部分原因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更加重视教育能力和资源。结果，备战高考成了一场残酷的碾压，高中学生很少有机会发展创造力和独立性。
但我很快就了解到，尽管高考有着各种不足，它培养了勤奋的研究者。这些学生们对于枯燥有着超强的忍耐力，而很少有人知道，枯燥工作是有效新闻报道的法宝。当我向学生们解释细节的重要性——比如数字、图形、口号、引语、表情，他们按图索骥去收集数据。我的新生写作课堂上全是工程系学生，而且没有任何理由他们被分配到新闻学项目，但没有一个人抱怨。甚至对这些独生子女来说，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有何特殊性。秋季学期快期末的时候，当萨利娜埋头于她的教会和同性酒吧项目时，我突然发现我没把她在我的课上登记成功。校方说太晚了，她没法获得学分。萨利娜对于她的非虚构写作课经历——先被拒，又被取消学分——报之以的回应是：很礼貌地询问，能不能让她完成学期作业，然后下学期重新报名这门课。这是一个不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永远尊敬老师，即便这个老师是个沙雕。
当我们从隔离中解放之后，我让学生们去描写一个跟疫情影响打交道的人或者组织。在南京附近，安迪他们家认识一个经营呼吸机生产厂的人，所以他造访了那座工厂，得知产量已经增长了十倍还多。在辽宁，遥远的东北，沫沫调研了一个销量遭遇了断崖式下滑的国营烟草公司。在美国，有报道称，疫情隔离期间，香烟的使用量上升了。但中国人一般抽烟都是为了社交——酒桌饭桌上抽一根儿，而且送条儿烟也可以当礼物。一个会计告诉沫沫，这家公司的后疫情战略之一——同时也是对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种全新观点——就是零售商在卖烟的同时，附赠给顾客一些口罩和消毒液。
我喜欢这些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在西安，依琳去了一家女同吧，在那儿她发现酒吧老板把有些啤酒弄成温的了，因为中国传统认识中，女性喝寒性的东西对身体不好。西西弗斯描写了一位药剂师，他找到了一条规避政府的口罩限价政策的方式，但出于自身责任感，他自己没这么干。弘毅刻画了一位成都国有银行的贷款部经理。银行有个新项目，可以允许遭受疫情影响的贷款人迟延还款，而弘毅报导说，有三百七十个人给这位经理打电话，咨询这个项目。后来银行批了二十二个申请。在另一家分行，每个申请都被拒了。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主题——在经济学术语里，个人被视为很大程度上自食其力的独立个体。Dang从来没有允许过对独立工会的保护，而纵观全国，中国有大量的降薪和裁员发生。在四月，国家公布了自1976年文哥结束以来的第一次经济下滑。但经济刺激政策仍然很中性，中国没有采用美国直接向公民撒钱的方式，而是更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谋出路。在成都，市政有关部门允许在街上摆摊儿。在九十年代，还没有展开城市专项整治运动之前，这些摊主很常见。现在，这些摊位一夜之间重现街头，而夜市的熙熙攘攘，让我对成都本来的样子比二十年前有了更深的感觉。
很多摊主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和其它企业的低层岗位上被辞退的。但即便有稳定收入的人们，也时常发现降薪了。在五月，当我飞去杭州，一位国航乘务员告诉我，她和她的同事是按照飞行时长领薪水的，而现在她只能拿到最低工资——相当于她日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降薪情况可能更加严峻。一位飞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有两个月他只拿到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日常奖金。我有过很多这样的对话，但人们通常说，他们还好，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对于稳定性也都没有太高预期。中国中产阶级还太新，还没到自满的阶段，这也是他们存这么多现金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也习惯于政策和环境的突变。在河北省，一个叫凯茜的学生描写了一个姓陈的小商户，最初他卖酒。2012年之后，因为dang开展反腐运动、禁止公款吃喝，他见证了自己生意额的暴跌。
因此，陈老板转去了另一个跟腐败不太沾边的品类：牛奶。他成功转型为一个牛奶分销商，但后来，当新冠病毒来临，一切再次崩塌。陈老板在两个月里，每天和他的送货团队走街串巷十小时，跟他所在街道的每家商店老板去谈。他有一系列聪明的促销手段，到五月初，他已经把销售额追平了之前的最好成绩。“实际上，我特别感谢疫情。”他跟凯茜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再也不会带着销售去串店。”经历了所有这些事儿，他也从来没改过公司的名字——它还仍然带个“酒”字。凯茜问他，对一个老爷们儿来说，卖牛奶是不是个问题。“他们从来不看你的名字。”陈老板说，“他们只看你干的事儿。”
当政府看起来对人民的经济资源充沛抱有信心时，公共卫生政策则截然相反。个人选择或责任非常有限。隔离政策被严格执行，任何被感染者被立即从家中送至公办医疗机构隔离。到四月初，任何从国外返回的人，无论国籍，都需要在一个政府批准的处所，进行一次严格监控下的两周隔离。
我偶然在官方通告里看见“社交距离”的中文对应术语：“安全距离”。但我从来没听任何人在口语里使用过这个词。当然，在公共场合，也没怎么执行过。一旦隔离解除，公交、地铁、火车迅速变得拥挤，在我去杭州的旅程中，我乘坐的是一架空客A321，所有一百八十五个位子座无虚席。当我采访商界或者外交界人士时，我们像2019年一样如常地握手。行人仍然在大街上吵架。室内场所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接触交往没什么变化。
我女儿的三年级班里有五十五个同学，当复课的时候，这个人数变成了五十四——一个女同学跟家里人去塞浦路斯度假，然后就滞留了。学校也尝试去分开课桌，但在这么一个中等大笑的教室里，塞这么多人，保持距离这事也就是做做样子。学生们进入校园需要经过一个配备有一部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走廊上的标识牌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啥？
听我说啊千万别害怕。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吧，
它能完美保护你我他。”
（译者注：我实在没搜到这首歌，歌词是我根据英文胡编的。）
开始，大家对戴口罩很有热情。在第一天上音乐课的时候，我的女儿们戴着口罩被老师教怎么录音——她们把口罩下半边掀上去一点儿，把乐器塞到嘴里。在去学校接送孩子的时候，我看见有的老师的口罩上还别着外置麦克风，而麦克风连着他们放在腿上的便携式音箱。但是，五月中旬的时候，中国教育部宣布，学生们在低风险区域，不再需要佩戴口罩，然后我女儿的学校就放开了。有些老师不再戴口罩了，尽管几乎所有的孩子仍然还在戴。他们发现了用完的口罩的一个新用途：吃午饭的时候，可以把口罩里面朝上放着，能当个骨碟，用来放吐的骨头和食物残渣。
学校安排了固定的课间洗手时间，每天下午校内广播系统都会有个通知响彻校园：“测体温时间到！”每天，我的女儿们都要至少测五遍体温。这套流程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届时班级的微信家长群开始进行接龙。一个家长要先发起#接龙 话题，然后写上他孩子的名字、学号、体温（摄氏度）和“身体健康”字样。一个接一个，另一个家长加入：“36度5，身体健康”。然后这个列表越接越长。我的微信每天大约收到六十条这样的信息。八点之后，掉队的家长开始在群里收到不耐烦的催促：“@谁谁谁的爸爸，请快点儿接龙！”
我生活在接龙的恐惧中。我的早晨被一堆apps弄得晕头转向。一个是我们川大的，里面有张表格，我得填写我的体温、地点以及过去十四天里我有没有跟任何湖北来的人员接触过。如果我错过了中午的提交截止期，一个超负荷工作的校务人员就会发一个温和但不失敦促的提醒：（4月11日，12:11 pm，“您好，何老师，今天还好吗？”）此外，每天早上，都需要扫描一下我女儿们各自的二维码，可以显示健康报告。我经常觉得应接不暇，更别提还觉得有点儿怪怪的：在接龙活动开始的第一个月里，我收到了1146条关于三年级小学生体温记录的信息。
我好奇这些事儿有多大程度是作秀。传染病学家告诉我，体温检测尽管有效，但它是一种粗略的方式，而专家们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比戴口罩更有效。一位上海的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口罩，但他也意识到，目前没有数据反映这项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程度到底有多高，因为戴口罩同样可能影响日常行为。并且，在中国政府在隔离政策之始就要求人们戴口罩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依赖口罩。对病毒严重传播的社区，中国从来没有允许其居民自由活动，同时，也寄希望于口罩、社交距离和良好判断能够多管齐下，减少传染。
实际上，这个战略就是持续隔离，直至病毒被消灭。小学从来没有拨冗采取过更有效但也更有颠覆性的政策——缩小班级规模，改造校舍设施，安排户外学习——因为病毒没有在成都传播。而且，政府一方面严重不信任人们在隔离期间的个人行为会循规蹈矩，但同时又严重依赖各大抗击疫情机构里的人们努力工作的自觉性。
好几个我的学生，包括萨利娜，调研了他们家乡的居委会。萨利娜采取了她一贯的埋头苦干的方式——在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她每周花两到三天走访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说，疫情爆发之前，她几乎没意识到过这些组织的存在。它们就像一群休眠的古老机构。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dang打算更多介入私人生活，居委会一度一马当先。但之后很长时间，它们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中都可有可无。
当2012年大大执政之后，他提出加强dang组织建设，包括重新重视居委会（？）。这个过程由于疫情而提速，萨利娜和其他同学见证了这些居委会如何在各自社区迅速蓬勃发展。得益于新的政府资金扶持，居委会聘请了合同工，有些是被强制关店的当地商店老板。居委会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送信息，询问居民查看自己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开展密切接触者追溯工作。有时他们也会弄错。一月底的时候，萨利娜报道过的一个官员，被分配负责一个有1136户人家的小区。两天内，他和一些外包的临时工每天从早上八点忙到半夜，一直爬楼、敲门。但他们漏了一户：当那户没人应门的时候，他们没去留个便条，也没有过一段时间后回来二次筛查。
很快，这种错误就不再出现了。萨利娜跟居委会成员盘桓的时候，她注意到这些工作人员变得更职业了。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角色，也认识到疫情造成的风险。中国官媒报道，有五十三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殉职。其他有很多人因为极其微小的失误就被辞退。这就发生在刚才提到的萨利娜笔下的那位漏查一户的官员身上——他被要求进行书面自我批评，这也是dang的另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他告诉萨利娜，事后证明，那一家就是该居民区唯一一户出现新冠病例的人家。那个住户——我叫他小刘吧——在居委会工作人员敲门时，正好在冲澡。
在一周前的一个派对上，小刘跟一个DJ聊了很久，而后来得知，那个DJ被一个从湖北来的人给传染了新冠。小刘三十五岁，单身，精力充沛。他密切接触患者后的行踪细节，被公布在一个市政府下辖的微信公众号上。在中国，这种行踪史经常作为当地居民资源而可轻易获得。小刘的行踪史表明，在他不自知已感染的前三天里，他去过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房，三个加油站和六家餐厅。小刘的饮食口味兼容并包，去过煎饼店，也去了美蛙鱼头餐馆。他接上了一位姓黄的朋友，然后去见了他年长的父母。他去上过班。他感冒了一次。感冒之后，小刘又去了几家药店，然后他又去接了一个姓李的朋友。他又去看了一次父母。他又去了另一个派对。在微信公众号里，小刘就是四川东北部的刘泼德 · 布鲁姆（译者注：这是一个谐音梗，借用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作品里的人物利奥泼德 · 布鲁姆的名字，《尤利西斯》就是各种记载布鲁姆一天内的行踪流水账，这里何伟用来比喻微信公众号披露的小刘行踪史），他的都市征途的每一步，都被细致到惊人地记录下来。这家伙什么时候停下脚步？
这些一丝不苟的行踪史由中国疾控中心指导下的追踪员整理。中国有大概三千个疾控中心分部，每个分部都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抛开这些数字，中国疾控中心长期以来一直资金短缺，如果中国的公共医疗一样。
在武汉，大约有一万名追踪员，而超过80%的中国新冠死亡案例都发生在武汉。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些追踪员大概被分成五到七组，每一组由一位接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员领导。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卫生行业背景，但他们也出自同样注重细节的全国教育系统，这个系统就培养出了我的学生们，而且他们通常会有一些地方知识。很多追踪员为居委会或其他政府机构——包括公安系统——服务。在病毒肆虐时，全国范围内都纷纷建立了追踪队，而疾控中心聘请了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其他人员。
在上海，一个名叫江西林（音译）的二十四岁小伙子被安排在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的好几个项目上工作。小江正处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博士项目的第三年，研究基因制药与统计学。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深造。在三月上旬，小江对英国最开始应对疫情的自大措施有点儿担心，便请求他的导师让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觉得我在那个时间点回国，简直是疯了。”他这样告诉我。
在上海，小江协助疾控中心建模、编程和写建议。“第一个周末，我周日半夜十二点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没人说：‘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他们说：‘你的建议写好了吗？’我说：‘没。’然后他们说：‘我们明天中午之前要这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于这种要求。小江也学到了，如果一个深夜电话接通了但没人说话，它通常表明电话那边的人已经累到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人开始回国。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精确行踪会很有用，所以小江写了一份建议，请求腾讯提供这些归国人员的IP登录信息。“他们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了我。”他说。他被告知，腾讯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使用其数据。
有一次，小江和我在上海吃晚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是怎么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知的。这种数据可以用来查明谁曾经密切接触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工作会议上，小江的一个同事建议使用这种工具。但她的想法被很快否决。“他们说，‘这违反了信息保护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小江解释道，“这还真挺让我惊讶的。”
这让我也挺惊讶的。考虑到那么多铁腕隔离政策，我以为政府会用任何可用的方式来抗疫。但看起来，有些大科技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宝”apps，可以用来协助监控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都远没有韩国和新加坡开发的程序成熟。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软件而开发的病毒预警apps被成百上千万人下载，而这种apps就是依靠蓝牙信号来探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的。
在中国的某些省市，健康宝在报备一个用户的地点变更时，主要依靠手工数据传输：比如这个用户用身份证在一个机场办理值机，或者他的车牌号在一个收费站被拍下来了。一个上海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一个科技行业很发达的中国城市已经委托开发一个功能更好的追踪工具，可以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从而预警任何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但那套系统从来都没应用过，即便在那个城市里也没。”这个传染病学专家（本人请求匿名）说，“因为数据隐私问题，它不可能被政府部门批准。”他了解到有些类似apps通过手机信号塔追踪方位，而不是用更为精准的GPS数据。
“有人可以说，对新冠最有效的还得说是老科学。”他继续说道，“这些方法论都来源于五六十年前。它们没变过。”江西林告诉我，当自动数据收集建议被否的时候，其他疾控中心研究员嘟囔了几句。但是随后他们全力以赴，去继续干那些诸如电话访谈和面对面访谈的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中国疾控中心的政策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新病例，必须立即电话通知追踪员，哪怕是在深更半夜。只给追踪员八小时去完成追踪工作。
六月，北京连续五十六天没有本地确诊报告之后，一个名叫新发地的批发市场突然爆发疫情。那位上海的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那个地方之前管控得很好：人员必须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需要出示健康宝并测体温。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三百人被传染，而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初期发现疫情苗头。第一次预警，来自于一个五十岁男子觉得自己病了，就去一家医院要求检测。这是老科学的又一个成功范例——有效的公共宣传。这名男子不仅发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去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传染他人。后来，政府封锁了北京的部分地区，然后在一个月内，几乎一千两百万居民完成了核酸检测。这座城市能够每天检测四十万人。
“最近这些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确诊病例却突然爆发疫情的地方，说明了这种病毒很难完全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告诉我，“新型冠状病毒会在超级传播情况下聚集。它可能会很出人意料地爆发。”
这使人束手无策。四川东北部的刘泼德 布鲁姆，在他未被检查的八天城市之旅中，看起来好像一个人也没被他传染。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没任何意义：一位小刘所在城市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被处罚，就如同北京疫情的重新爆发，导致了六位官员受到惩诫。小刘本人从来没有病情严重过。他在一个新冠病患监护室隔离了一周，感觉良好，核酸检测阴性。之后在一家酒店又隔离了将近两周，再次接受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然后他重返医院隔离。直到小刘重返有着药店、加油站和牛蛙鱼头饭馆的世界，他已经进行了六十五天的医疗隔离。萨利娜询问能不能对小刘进行一次电话采访，但一个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段经历已经把小刘整得极度心理脆弱了。
四月下旬，在第九周，我和大一新生班一起审阅了一些同学的写作作业。在课程结尾，我问大家有没有任何关于这些文章的问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聊聊现在美国都发生什么了吗？”
在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让我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一层阴影。在第三周，一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可能是美国军队把病毒带到了武汉；在第四周，川普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在第六周里，美国的数据爆了：到第十周时，美国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的十倍，到第十五周，这个数量已经是中国的二十倍。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讨论了伊安 · 约翰逊的一本书的节选（他是《时代周刊》驻北京的一位作者）。我告诉他们，约翰逊的签证已经在第四周被取消。这是两个政府间锱铢必较博弈的一个桥段，最后发展到互相驱逐记者。
这个学期末的时候，有些学生的文章提到了弗洛伊德（Freud，著名心理学家）之死，最开始我还很纳闷。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有学生读到了中文媒体对于乔治 · 佛洛伊德（Floyd）之死的报道，然后通过翻译软件，直接把两个英文名字张冠李戴了。尽管我们拥有所有的科技进步，但距离还是会产生影响，而我渴望在这样的光景下，能有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我所能去谈论大洋彼岸正在发生什么，但学生们还是对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发表意见有所顾虑。我还记得在九十年代，当谈及一些可能使得全班同学由于不悦而以头抢地的话题时（例如：文哥，中国的排外主义，或者任何提及这个国家的贫穷的时刻），我是多么依赖视觉要素。
现如今，在一个更为繁荣的成都，人们见面聊天时，会更少敏感，也更少限制。他们嘲笑川普——在很多人眼中，就不该把他当回事。今年春日消磨之际，聊天聊到一定程度，通常会出现一个标准结论：这次疫情显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重视生命胜过自由，而美国人则反之。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陈述（此处省略二十余字），而且它也没考虑到，任何其他民主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都比美国做得好。（再说，美国也没有从事“买万宝路香烟赠口罩”促销活动的国营烟草公司）。我试图去表达，当下美国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标志或价值观的反映，而是一个体系的崩坏、一场领导危机和结构危机。
而很多中国的策略无法在美国应用，或在任何民主国家应用。严格的个人隔离政策同样适用于儿童，即便是无症状感染的儿童也要与父母分离（？）。在六月，一个一岁的巴基斯坦幼儿核酸检测阳性。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这个婴儿一直被医学观察。
这种戏剧化案例经常会使大家忽视中国方法的更为行之有效的一面。那位上海的传染病学专家也在美国工作过多年。我问他，有没有任何方面，美国可以比较现实地从中国学习？“社区参与。”他脱口而出，“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体系，但找到替代方案很重要。”他觉得，如果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有足够资金支持，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詹妮弗 · 纽佐，一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密接追踪在美国是一门失传的手艺。“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他们当时做了特别少的密接追踪工作。”她说，“这是个非常资源导向的活儿，而公共健康事业因此遭受巨大打击。”
依我看来，这里还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抛开中国学校教育的政治理念灌输不谈，这套制度教育人们要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大核心价值观，因此社会变得欣欣向荣且不失锐气。将近二十五年前，我教的年轻人都被脱贫的欲望驱动前行。在那时，我的中产家庭的学生看起来也同样勤奋，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有着极度激烈的竞争。这些品质是抗击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当这些品质通过政府组织有效传达给全民时确实如此。相形之下，美国的应对通常显得消极——甚至有文化的国民看起来也相信，只要遵守隔离令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就够了。但任何控制疫情的尝试，都需要积极和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化领导。
然而，手忙脚乱的美国领导层看起来对找替罪羊更有兴趣。有时还捎上点儿种族主义色彩：功夫流感，中国病毒。整个春天，中国政府周期性地以抨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方式予以回应，但这种紧张态势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甚微。日常交流依然友好，而且人们经常告诉我，政府之间的问题跟咱老百姓没关系。
但我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这所学校大约两千名学生里唯二的西方人。春天的时候，我们的隔离政策加码了，我的大部分美国朋友都离开了，所以在大街上遇见一个非中国人会变得有点儿奇怪。五月底，我的双胞胎女儿告诉我太太和我，她们班有个男孩说了一些反美的话，但我们什么也没跟老师提。几乎我女儿的所有班同学都对她们俩温柔相待，而且，随着每天各种新闻报道，零星的反美情绪看起来根本无法避免。那一周，乔治 · 佛洛伊德被杀，而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逼近十万。
然而，那位老师很快做出了回应。在之后的那个周一，她站在班级前，用中国人的方式，讲了一个关于重视科学、教育和努力的故事。她谈到了埃隆 马斯克，还描述了上周末马斯克坐落在加州的公司如何成功将一枚载人火箭送入太空。在那个故事的结尾，她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在第十六周，我最终回到了教室。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总有传言说，本科生将要返校，就像其它省份一样。但是最终决定，永远都由地方政府拍板，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疫情爆发，地方政府官员是要被惩罚的。在四川大学，校方看似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风险。高年级学生被召回参加期末考试，同时返校的还有一些提出特殊需求的学生。但大部分低年级本科生被鼓励继续留在家中。我很失望——我曾经希望能见到每个人。我的一年级学生没有一个返校的。
最终，这成为了另一种作秀：一场彩排。川大引进了发热门诊帐篷、快递机器人和人脸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校方更多地是在为秋季学期做准备。中国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尽管国家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没有长期方案。”一位上海的传染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国家有长期方案。”另一位传染病学专家表达了对缺乏社交距离的担忧，他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一种没有隔离那么激进、但又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可能的疫情。“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对我说，“中国疾控中心有些聪明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返校后第一周，只有四个学生出现在非虚构写作课堂上：萨利娜，艾米，方顿和西西弗斯。这就像一个工作室——我们五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但我们用耳机和小麦克风连线其他人，他们当时仍然四散天涯。每个返校生都有个返校的理由。艾米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而且跟萨利娜一样，她日渐厌倦了那个嘈杂拥挤的家。方顿需要赶紧去校医院弄他的牙。而西西弗斯，作为一个大四学生，被要求返校参加考试。
他到课堂时戴着口罩，但当他看见其他人都没戴时，就把口罩摘了。他挺高，有点儿卷发，而且他说到秋天，他会去上海参加一个经济学研究生项目。看起来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去读研，政府扩招了各种学术项目，以减轻就业压力。
即便在线上，我也感觉到西西弗斯很腼腆，而我也从来没有为难过他，去问起他名字的由头。但现在我问了，他只是脸微微绯红，解释说他在高中就选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
“所以你的那块大石头在哪儿？”（译者注：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人物，每天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又重新滚下）我问他，“它在高处还是低处？”
西西弗斯拿手在胸前位置比了比：“它在中间。”
我经常想，这个春天的经历，对于这年轻一代的“新冠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离历史这么近，而且我还真的在报道它。”萨利娜在她的一篇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起要开始认真记录了。”她说，跟居委会打交道，看到政府和公安共抗疫情，也让她重新思考了她在上学期进行的调研。她意识到，这些忘我奋战的居委会成员，在过去也曾经针对过类似季度徒和同性这样的群体。“他们都是好人。”她写道，“他们只不过恰好在不同的立场，而且有时在对立面。”
在整个学期，我都试图去连接耳机里传来的各种声音，而且我知道，这种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很多学生已经放弃去美国留学。七月，川普下令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领馆之后，中国以关闭美国成都领事馆作为回应。中美关系的某些伤痕会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如何，各自的国家经历已经分道扬镳。七月初，在我提交期末考试成绩时，美国每两天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中国通报的确诊病例总数。
而一个中国年轻人从这场危机中总结出的教训，可能迥异于一个美国年轻人。我的学生们写的最后的作业里，很多人表达了对他们政府的重燃的信念。罗江西林，从牛津飞回上海的罗德学者，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他的复旦同仁的一个变化。“甚至我最反征服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有信心了。”他如是说。在我上一次调研中，我问我的学生，出于这个最令人悲观的开篇，一分到十分，你们对未来的感觉是几分？在所有事情发生之后——中美关系崩塌，全球疫情爆发，世界超过五十万死于新冠——大家的平均分是7.1分。
在第十七周，只有三位同学参加了非虚构写作的最后一堂课。西西弗斯已经离校了，像所有的大四毕业生，他提前完成了毕业手续。萨利娜、艾米和方顿不知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了前一天是我的生日，所以他们搞了个惊喜派对。快递机器人给他们送来了气球、彩纸屑和可以拼出生日快乐的字母。他们还订了一个蛋糕和一份冒菜，外卖送到了学校的一个大门口。萨利娜把她远在外地的同学们的寄语和照片打印出来，装订成一本书。这些寄语有一种中国式的自谦：“感谢您拨冗阅读拙作。”一位学生写道。
四个月以来，我通过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笔和他们的研究项目认识了他们。现在，在这本生日书里，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庞：凯茜——调研了那个河北酒商加奶商；伊琳——在西安女同吧潜心研究；弘毅——书写了成都银行经理的故事。就像我们在所有学期反复强调的那样，细节很重要：帕特里克戴眼镜，而多恩留着齐肩长发，美乐蒂带着条狗站在沙滩上。照片上，所有学生都在微笑，他们姿势自然，不像老照片里的人们。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见面，但能知道他们在外面的世界的某处，也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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