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最高检和公安部终于通报了鲍毓明案的结果：性侵行为不成立，但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并驱逐出境。
因为我几个月前从雪琴那里了解到此案存在的争议，以及南风窗最早那篇报道的问题，所以心理落差没那么大，但朋友圈里的女权伙伴都非常失望。
曾经一起为了这个案子给加州律协寄信的同伴，也在北美女权群的事件里关系破裂了。我和Siqi、雷雷还有七七介入的江苏师大性侵案，后来也因为疑点重重无法推进而遗憾退出了。可能今年对我、对女权和米兔运动来说都是遭遇挑战的时期。
在上一篇关于北美女权群的文章里，我反思了米兔运动的危机，现在我担心的是女权主义者所经历的挫败感。米兔当然需要重视事实，面对个案时的审慎是必要的，但审慎的基础是足够的信息，在一个谈不上有程序正义、信息公开和信任基础的社会环境里，在面对权力垄断所有信息和决策的黑箱面前，我们和大众陷入的一样是赌博的困境，当我们无法循序渐进地获取可供质证的事实，女权主义者必须把道德维系在那个“ta就是受害者”的可能性上并且义无反顾往前冲，用个体的肉身去承受失败的风险。
如果需要质证的指控变成只能靠信仰去完成，就一定会给钻空子的人留下机会。其实我们早就该意识到，要求一个不正义的系统孕育出纯洁的运动、绝对的安全空间和完美无暇的反抗者，都是可笑的。很多反抗者是抱着犯错的觉悟反抗的，因为“犯错”本身就是反抗的哲学。太介意把自己的手弄脏的人，太介意污名化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反抗者。
对此我曾说：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但我们选择了非理性——当我们意识到这整个压迫的系统，正是建立在长期合理化不平等的“理性”上之时。
但与此同时，我自觉仍然有义务去分辨真伪，我依然认为人人都应该有一条忠于事实的底线，当证据超过我持有的信仰，就不应害怕承认错误，这也属于“抱着犯错的觉悟”的范畴。
最大的危机可能是，这个社会已经不在乎事实，也无法求得事实，是非黑白便只能靠拼力气和声量，更多的时候是诉诸权威，这可能是女权运动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趋于网暴化的因素。而一个没有透明度的系统，也终究会反噬到自己——无论官方公布什么调查结果，人们都不会相信。
再回过头来看当时参与致信加州律协的行动时，虽然有过疑虑，我还是觉得我们做了该做的，对于公共事务，质疑、批评和施压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公权力机构也有责任和能力进行调查澄清。
这对女权主义者来说也是成长的机会，但如何尽量保护自己的心力，我的经验是明确认知自己的能力和责任界限，知晓自己行动的风险，情绪上不为超出自己责任的事物所累，不把个案中的问题投射到整个运动和社群。
对于路人，我只想说，尽量少用“反转”、“打脸”等话语嘲笑那些敢于不服的普通人，之所以屡屡出现“反转”，无非是因为我们都难以知晓调查取证的过程，信息垄断的作用就是剥夺大众知情参与的能力。每当你嘲笑一次“打脸”，就可能有多一个人失去关心公共事务的自信，宁愿在今后选择沉默和不作为。
在一个暴力的环境里，人们要靠互相保护脆弱性来前进，行动者多一些审慎，旁观者多一些宽容，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坚持。
鲍毓明案并没有结束，更重要的疑问也没有解答。抛开这个试图盖棺定论的通告不谈，有一个朋友写道：“包养少女的律师，卖儿卖女的父母，经常被伪造的出生日期，没完没了的话题反转和嫖资纠纷。就这生存环境不要奇怪大家为什么不想生女儿。”
这个社会仍是如此不堪，而我们总有下一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