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单位自行规定国家机密，只要自己不想被外界知道的，一律扣上“国家机密”的帽子，仿佛从此就有了不予公开的理由。2008年，北大三位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和首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数额及流向等信息时，被以“国家机密”的名义拒绝了。这样的案例汗牛充栋，其实所谓的国家机密有几件是真正的机密呢，国家又从哪里来的这么多机密？把本不应属于国家机密的信息当成机密，其目的不在于保护国家利益，而在于保护部门和个人的私益。不少地方把国家机密当成了随意捏就的泥人，想捏什么形状就捏什么形状，连不少根据信息公开法必须公开的内容都给机密化了，结果是神州处处皆机密，信息封锁没商量！
根源在哪里？国家机密的规定权或曰定密权太分散，只要是政府和政府主管的各种单位，都有规定国家机密的权力，以前连乡政府都可以定密，如今的国家秘密法改革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没有根本解决，只不过将定密权提高到地市一级和其授权机关。也就是说，只要地市政府同意，乡政府还是可以继续定密。如此以来，公民的知情权也就被虚置了。要害不在于政府部门该不该有定密权，而是这个定密权完全变成了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且不受任何限制。常识告诉我们，绝对的权力一定会产生问题，定密权也不例外。只要这个定密权可以被滥用，就一定会被滥用。个别部门之所以能够打着保密的旗号，为腐败、投机提供方便，也就在于靠国家机密大作文章，保密不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是基于保护非法私利的利益诉求。
国家机密不应成为利益保护伞。要想遏制利用国家机密搞腐败、封锁信息的行径，就必须对定密权进行限制。凡是本应公开而不公开的，就不是国家机密，既然咱们规定了泄露、窃取国家机密罪，也应相应制订“滥用国家机密罪”。否则，动辄就拿国家机密来吓唬人，实际上不利于信息公开化的进程，也不利于我们建设透明政府、有限政府。更何况，滥用国家机密还可能涉及贪腐。因此，必须打掉国家机密中所隐藏的利益链条，促使政府行政更公开，更透明，否则，信息公开不过是个画饼充饥的玩意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