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于2015年5月首发于《科学画报》，作者饶毅是生物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面对中国的抗疫路线之争，他日前在“饶议科学”公众号撰文，称需要知道病毒与人类的基本关系是病毒在先，人类在后，除了考虑人类是否愿意与病毒共存，还要思考病毒怎么与人类共存。
虽然我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和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但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尚未绝迹。
由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并未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被“发扬光大”，因此太监化问题应该提出来反思。太监化现象太需要批判，因为：在有些时候、有些范围，太监化过度显现可以毒害社会的健康，阻碍国家的发展；太监化的人和行为越多，国家发展就越希望渺茫。
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捞取利益，没有理想、不利国家而寄生于社会，皆是文化习俗行为的太监化。太监化的人格没有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野生动物。
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务于权势，似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化也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却难以谅解。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则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提供利益者。
目前不少人被公认“成功”且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其实就是太监化潜移默化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还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成为培养太监化的后来人。“夹着尾巴做人”就是不要有想法，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要做得太好，宁可不尽心尽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通过讨好人获得资源掌握者的接纳和支持。
有些人一时夹尾巴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情，可以算是被动的太监化；但不少人夹着尾巴久而久之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
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的危害。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和批评后提炼出实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是帮上级的忙，只是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更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只顾将责任都往上推，出了事情大家听之任之，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
在文学艺术方面，太监化的现象表现为：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变成了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许其他人大胆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成为“艺术家的太上皇”。太监化的作风禁锢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让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
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气的方式，渗透进入科技界。一些研究者信仰“夹尾巴做人”，做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没有独立思想的人，如何在科学上有建树？“夹着尾巴”如何做创造性工作？
科学创新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指挥、顺从大家想法的产物。科学研究，要求在关键之处不能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通常都不是表现出四平八稳，而是与众不同，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很快能认识和接受的新颖观点和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可能并非很好，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和探讨，才能发掘其中的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在不同做事方法中，也只有少数最终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但如果不能提出新做法（包括错误的做法），也就不可能探索出新的道路。
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且大家不负责任，也就难以使国家变成世界领先的国家。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是强国之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