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钰
冯菲在公司大会中听到“原地解散”的消息时，既意外又好像听到心里的石头终于“咚”一声落了地。
自“双减”政策出台，公司里的气氛就变得有些诡异——每个人都惴惴不安，却又彼此心照不宣地遮掩著，依旧照常工作，焦虑的同时又心存侥幸。
冯菲所在的公司，是深圳一家面向中小学的小型教育培训机构（下简称教培机构）。就在大会的前一天，冯菲还在逐个联系家长缴纳新学期的费用。甚至有慕名而来的家长刚从另一家教培机构退费，搪塞的理由是“双减”政策出台，孩子不再愿意周末补习文化课，被冯菲通知机构结业后，转身又立刻打回早先退费的教培——这次的理由是，“早上继续做了一下孩子工作，他又愿意了。”
2021年7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外界简称“双减”——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严厉与执行力度远超外界预期。教培从业者、家长、甚至部分体制内的教师，均被政策的大手挥至不知所措的境地。管理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2020年的报告评估指，2019年 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教培行业规模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课后辅导细分市场占比六成。“双减”发布后，已上市的新东方、好未来等大型培训机构股价大跌，裁员过半，新东方更在10月25日宣布，将在11月底前完全裁减掉内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在线培训业务，同时，新东方在线开始招募编程、考研等领域人才，旗下多个子品牌也开始发展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培训。
从公司大会开始到宣布解散，只用了不到10分钟，冯菲及同事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情绪，便忙于逐个通知学生退费——如前一天通知缴费时一样。据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数据，在“双减”公布后的三个月里，中国有超过3.3万家教育相关的企业注销。从业者们或愁于房贷等生活压力的突增，或苦于找寻出路，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教书育人、估值近千亿的产业，为何会在短短两、三个月内便土崩瓦解。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人们走过好未来教育集团旗下的学而思。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风暴之前
机构关停前，冯菲及同事们先经历了一次举报。
26岁的冯菲是2020年6月才进入教培领域的，她此前在一家媒体就职，经朋友推荐，到教培机构中辅导小学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有时也会安排看护晚辅——主要在工作日傍晚，看管放学的学生在机构中完成作业。
这家教培机构最早的核心成员，是自另一家更大的机构中拆伙独立，曾经的投资人因此很不满。“双减”出台后，这位前投资人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大呼“太棒了，早该管管了”，并不断向深圳市政府、电视台等渠道写举报信、打举报电话。由于举报过于频繁，当地城管及网格员（注：巡查、纪录区域内疫情等社会管理事务的人员，是中国网格化管理的一部分）便对冯菲所在机构做了突击检查。
冯菲记得，那天是8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暑期上午班一般排课在10点至12点，而网格员和城管是11点到的。
几位表情严肃的男性站在教室外，猫著腰，通过窗口磨砂玻璃中间一条透明的窄缝，扫视教室。上课中途的冯菲，就这样冷不丁看到窗边的一张人脸。12点下课后，这些监管人员便在走廊通道里各处指点，称很多地方不符合消防标准，要求机构在周五下午及整个周末都停休整顿。
机构只好以电路整修为名停课了三天，学生们也被这次突击检查和网格员、城管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到。
托管机构是否需有办学许可证，这在中国各地的相关规定中是一个模糊地带。办学许可证要求严苛，需有符合标准的校园面积、消防安全申报材料、有资历的校长及有数量规模的师资等；而一般托管机构，符合基本消防、卫生要求，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即可。
由于办学许可证审批难度大、日常并不会被有关部门检查，因此多数中小教培机构会选择申请托管，开设在商场或写字楼内部，有需要时再转换营业范围，逐步申请办学许可。“双减”之前，有关部门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双减”落地，标准就严格了起来，消防、疫情、办学资格，什么都可以成为勒令停办的理由。
“标准是可松可紧的，”冯菲说，这种标准有些类似2018年年底，北京以消防安全为由清退“低端人口”。
在深圳以外的其他地方，举报也作为打击同行、表达对老师不满的武器，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社会新闻里。有学生在中考后，家长将补课老师连同课程录音举报至教育局，老师全额退费并多加1000元，希望撤销举报；某地高中数学特级教师被授课学生举报，全额退费，仍遭校方开除；安徽黄山一教师在别墅中开办补习班，经举报被查……
8月30日，中国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双减”一个月，专项举报平台已收到8000余条举报。
2019年5月30日中国北京，高中学生在夜间自修中为应付 2019全国高考。图：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双减”落地
经历过举报和接连不断的坏消息，机构里早已人心惶惶，因此宣布解散时，同事们或多或少都有了些心理准备。
与大多数从业者的描述相似，在冯菲看来，教培老师日常工作主要和孩子相关，不会受到应酬校方家长、填写表格等杂务的侵扰，自由度较高，工资相对可观，算得上是一份还不错的职业。对意义感有追求的老师，可能还会协助亲子沟通，给予一些家庭教育的建议。
“跟成年人打交道久了，你很容易被小朋友治愈的，”冯菲说，通知解散退费的过程中，听过许多家长的场面话，但孩子们有时会给予真诚的同情——有人脱口而出“老师我好同情你啊”，有人安慰，还有人者偷偷买零食塞给冯菲。
不过，退费的通知一个个打到机构初中部学生，就没那么顺利了。初中面临中考升学，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就读高中的质量，某程度上决定著可以报考的大学。因此对于机构的停运，不少家长表达惶恐多于惋惜，甚至有人称“我不退费，我孩子只有一年，耽误不起。”
在冯菲看来，这样愿意退费、照发工资，亏损自偿的教培公司，已是“很有良心的”。她转述同事伴侣的经历指，深圳“学而思”等部分机构，要求员工转换为非全职的雇佣合同，不转换便不给排课、没有收入；而非全职解雇手续更简单、未有明确工资计算方式，员工权益难以保障。这与网络上的一些爆料基本相合。
很多机构将大幅裁员称为“优化”、裁减冗余，但这样的措辞却无法掩盖所涉面积之广，与方式的粗暴。不少媒体报导及网络爆料提到，很多准备新入职的教师原本签好了“三方协议”，却突然被通知取消，求职群或新入职群被解散，甚至有机构上午通知解散，下午连宿舍都无法进入。
此外，多地教培机构出现负责人携款消失的情况。深圳少儿英语机构 PlayABC，8月17日的经营状态就已是“已注销”，但直到8月底，家长们还在机构微信群中给老师上传英语作业，甚至被通知缴费。缴费翌日，公司才宣告破产，并劝说家长们将剩余课程转入其他培训机构。有超过100位家长因此蒙受损失，数十名家长联合到政府部门讨要说法。
在湖南省的政府投诉平台中，也有类似的案例。有投诉者指长沙“一书阁”书画培训机构45家门店，在一夜之间关门，卷走了家长们续费和考级的费用，长沙伯明翰英语培训机构情况相似，又因学费高昂而涉及金额更加庞大，家长们被卷走的学费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
田婧是长沙一家教培机构的从业者，她回忆，在8月底时，长沙市电视台的民生频道，连续一周的新闻都是某某教培机构倒闭了，家长和任职教师讨钱无门。
27岁的田婧在长沙本地一家较大的教培机构担任中学英语老师，机构在她读中学时就存在，当时还有很多体制内的老师在其中兼职，名师的课程往往一课难求，场场爆满。后经几次整顿及行业规模化 ，如今的教培机构都配备了“产品研发”部门，同一间教培机构中不同老师的课件、教学内容相差不大，在田婧看来，现在的教培老师们渐渐趋近于这条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
“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连教育这样子老一辈眼里常青的行业，也会迎来它殒落的一天。”
田婧所在的机构已运营多年，证件齐全，老板是当地的人大代表。但“双减”出台之后，机构仍免不了隔三岔五便要迎接检查。一些年资老、教学功底深厚、但此前未在意考取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便在检查后被辞退，还有一些教师因迟迟没有新学期的招生计划而离职，另做了打算。
除此之外，还有教材审查，主要审查内容是否超纲。以往只需要提交课程目录，但“双减”出台之后，必须要将完整的课件都要提交至有关部门。此外，广告宣传也是次教培行业被打击的重点，以往“三个月速成”云云的广告词，都要进行整改。
对田婧而言，教培老师只是她职业的一个中转站，因此未有太多失业困扰。但看着身边在行业里深耕数年的老师被辞退、大范围机构倒闭，她还是很感慨：“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连教育这样子老一辈眼里常青的行业，也会迎来它殒落的一天。”
有关教培机构直面冲击的原因，从业者们有很多自己的猜测。在广州任职教培老师7年的李锐就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次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大量低端劳务，“说白了就是（缺）干体力活的”，而多年的大学本科扩招，使得职业教育缺失，但中央无法先触动大学校方利益，使其缩减招生，于是选了“软柿子”教育培训行业，期望用这样的方式，将一部分学生在中高考时分流进入职校。
此外，他还认为，教育行业的资本化运作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8年，中国国家教育部，就曾要求对校外培训进行专项治理，但政策的风口一过，这些机构就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线教育平台“猿辅导”甚至因疫情发展迅猛，一路将广告打到了2021年年初的春晚。
资本运作，是多数受访教培老师提到打击教培的主要原因。教育市场蛋糕做大后，鱼龙混杂，不少机构都有进行投融资，资金链并不健康。同时，境外资本也入场，一些一线城市的的英语培训机构引入了境外教材，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审查部门可能对此心存芥蒂。
“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唉，爱国是不能有前提的，国家每百年一次大变，只是刚好不幸砸中了我们。”
从业者们还有一些其他猜测。例如，不少机构用“培养你的对手”等宣传词扩大教育焦虑，教育培训加剧了社会“内卷”；还有最多的是有关促进三胎生育的猜测。冯菲的同事们就不断讨论认为，近年在中国大陆，所有有关人口的职业都可能有风险，不好再进。
“感觉到了风口浪尖上，就什么都成了理由，教育培训就是众矢之的，什么都是这个行业的错。”田婧无奈地补充。
冯菲所在机构宣布解散的当晚，同事们聚在一位家长开的小餐馆里吃散伙饭。席间，机构的负责人站了起来，一一举杯感谢过同事后，又喃喃地自问自答到：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唉，爱国是不能有前提的，国家每百年一次大变，只是刚好不幸砸中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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