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晚，SUBPIG猪猪日剧字幕组微博发文如下
SUBPIG猪猪日剧字幕组&猪猪日部落官网正式公告：
应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将按照法律法规，即日起对网站及所有影视相关内容进行整改、删除、关闭。今后将以资讯、新闻类内容为主。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根据微信号账号信息显示，SUBPIG 猪猪日剧字幕组由一群爱翻译、爱日剧的发烧友聚集而成，给大家带来点关于日剧、日影的吐槽。账号主体为上海译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而 SUBPIG 猪猪日剧字幕组网站上还有长期招收日语翻译 / 时间轴的制作人员公告。
2021年2月3日，上海警方通报，“人人影视字幕组”因盗版视频被查，抓获以梁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4名，查处涉案公司3家，查获作案用手机20部和电脑主机、服务器12台，涉案金额1600万余元。
通报称，“人人影视字幕组”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情况下，通过境外盗版论坛网站下载获取片源，以约400元/部（集）的报酬雇人翻译、压片后，上传至APP服务器向公众传播，通过收取网站会员费、广告费和出售刻录侵权影视作品移动硬盘等手段非法牟利。现初步查证，各端口应用软件刊载影视作品20000余部（集），注册会员数量800余万。
近年来伴随射手网关停，胖鸟，圣城家园等站点陆续被查，关于字幕组的讨论从未停止。下面一同回顾学者胡绮珍关于字幕组的文章《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文章中也有关于猪猪字幕组的详细段落。
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
✪ 胡绮珍 / 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导读］本文将探索中国的互联网字幕制作实践如何建构多层次的文化地理景观、聚合了影像的跨国流动、启动了生活方式的转换（从客厅电视到互联网电脑）、以及召集互联网年轻一代的华人社群，参与无授权的资讯经济，并自愿地投入情感／非物质／免费劳动。本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社会下所惯用的竞争与表演、自我训练与自我成长、自我兴趣与自我利益、计算理性与自我治理等技术，被巧妙地纳入中国字幕组的工作伦理当中。一种结合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非盈利的利他主义的特殊劳动新价值被创造出来——它挑战了资本主义世界“以商业利益为新自由主义的必然条件”的法则。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字幕组的文化现象，可以从“庞大人口造成的中国劳动力竞争”，以及“目前中国于全球生产体系上所处的位置与生产价值”的观点做脉络性的解读。中国字幕组所产生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竞争，与中国于全球市场的崛起，所引发的国族主义式的渴求进步，与期望快速赶上全球化下最流行的消费与现代性有密切关系。
本文想献给加入中国字幕组的无名英雄们——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少数来自台湾、香港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们，自愿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与劳力，为国外的影音档案制作中文字幕并将之广泛地发布于各式各样的网络论坛中。中国字幕组所展现的集体性的决心与热情，使得全球华人观众、听众很轻易地通过网络下载，或是视频网站的点阅，欣赏到最新最快，而且免费，已经配好中文字幕的影音节目。字幕翻译者与网络版本的字幕作品的出现，意指着仰赖互联网的下载与网络／电脑为主的视听观赏文化逐渐成为客厅电视文化的另类选择。由于电脑软件与互联网的科技亲切性、便利性，字幕制作变得更容易以及越来越成熟。
字幕制作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奇现象，无授权影音版本的流通一直是全球次文化团体的普遍实践。例如：美国的日本动漫迷早在9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录影带的字幕制作。中国字幕组显然也并非中国独有的文化，科技的迅速更新成长，尤其是互联网宽频的普及平民化，使得线上社群的字幕制作形成了全球化的现象。
虽然字幕组的活动无可避免地牵扯到版权的争议，然而这并不是本文意欲处理的问题。本文将探索中国的互联网字幕制作实践如何建构了多层次的文化地理景观、聚合了影像的跨国流动、启动了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召集互联网年轻一代的华人社群，参与无授权的资讯经济，并自愿地投入情感／非物质／免费的劳动。中国网络字幕组的成员扮演着多元的角色──他们是观众、听众、消费者、互联网使用者、劳动者、自愿工作者、发布者、流通者、鼓吹者与语言翻译中介者。此研究将重心放在专门制作日剧与美剧的中国字幕组，不只是要了解中国字幕组如何组织与运作，还要进一步分析在中国崛起于全球市场以及追求国外“更先进的”消费与现代性的脉络下，字幕制作者的劳动／工作认同与主体性如何于资讯经济、DIY互联网文化而建构起来。选择日剧字幕组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身为一个长期的忠实日剧迷（从90年代初期日剧登陆台湾开始），我较容易联络到专作日剧字幕组的工作者。而美剧作为研究目标，则是考虑到中国的美剧字幕制作是所有电视字幕制作项目中，最热门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门类。
我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一词来指称与理解中国字幕工作者工作与组织运作的动态。“新自由主义”最普遍的用法，意指以美国为主要象征的“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重点在于“资本主义的策略”强调“个人责任与命运的新自由主义理性”。部署治理性（govermentality）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技术，新自由主义依赖“知识与专家系统的配置去引导自我激励与自我规范，这将使得公民在充满起伏不确定性的市场状况下，它们的选择、效率与竞争力产生最大化效益”。本文研究发现，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模式也被中国字幕组采纳与执行于字幕制作的工作伦理实践中，细节部分将于本文的后半部份详述。最后，本研究认为中国的字幕组活动应该从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下所占据的位置／角色，以及新自由主义氛围下的中国，年轻一代所实践的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下来理解。
中国字幕组与BT论坛的崛起
早在2001年，因为互联网宽频的逐渐普及，中国爱好日本动漫的网络社群，已经开始交流字幕制作。然而中国字幕组有系统性地大量兴起，与BitTorrent论坛（简称BT论坛）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2003年至2004年之间，BitTorrent，BT论坛风行席卷了中国。在中国，BT有个绰号，叫做“变态”。这个词听起来虽然有点贬低的意味，但是也指出了BT作为强而有力的P2P形式的非典型特性──一种鼓吹自由分享、集体合作，以及促进更快下载速度的P2P的通讯协定。目前有多少BT论坛呢？从BT@China联盟也许可以瞥见。BT@China联盟是一个连结了大约七十四个中国BT论坛的资源搜索平台（至2009年七月），展示了强而有力的友爱结盟，以及庞大的论坛数目与实力。
一般而言，通常一个BT论坛有一个至几个不等的字幕组。中国BT论坛的特色如下：主要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养育一群工作者，制作字幕以及规律性地通过互联网发布与流传最新数字化、具中文字幕的国外电视节目、电影或动画等影音档案。部分大型论坛甚至发展出影视新闻发布区与评论区，甚至发行定期的电子杂志，报导最新影视资讯，或是自我心情抒发、字幕组工作内幕消息等。有些论坛只提供转档服务，例如将台湾与香港的影音产品制作成数字档案。最受字幕组青睐的资源为美国电视节目与好莱坞电影，其他包含日本动画、日剧、韩剧、泰剧等则为次要选择。成品的热门程度也反应了现实中中国年轻一代的喜好。
中国BT论坛崛起的原因主要如下：首先，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与宽频服务的推广普及，这意味着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过去转变成后文化革命、后社会主义的社会”。Michael Kean则指出，中国“博客、线上游戏者与音乐下载者的一代”，基于网络式的“同侪评审网络连接”（peer-reviewnetwork），将中国的社会集体主义，转化成“后集体主义”（post-collectivism）。根据美国报纸USAToday 2008年的报道，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人口的国家。此消息亦指出中国互联网的使用者在2008年3月底已经达到了2亿3300万人。再者，中国对于国外影视节目的进口以及本国媒体节目内容实施严格控管，这使得中国的观众、听众开始去寻求其他的途径，互联网则成为一个可以超越现有局限媒体环境的重要管道。中国BT论坛开启与扩张了以互联网为主的观众、听众／消费者DIY文化──这里的主动不只是字幕工作者的积极劳动，还有下载者的自主自发性。
中国字幕文化、资讯经济与非物质／免费劳动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包含：
- 以专作日剧闻名全球华人世界的“猪猪日剧”——“猪猪日剧”在日剧字幕制作发布方面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尤其在数量方面，尚无其他的字幕组能与之匹敌。
- 专作日剧的“日菁字幕组”（又称TVBT，隶属于“麻辣论坛”），同样也是声名远播，由于字幕组规模较小，制作数量暂居第二。
- 以专作美剧与好莱坞电影闻名（尤其以美剧为主打），拥有庞大规模的“謦灵风软”（又称FRM）、“伊甸园”（又称YDY），以及“人人影视”（又称YYeTs）。以上字幕组平均成立了至少3至5年时间、组织规模与运作模式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与规律性。我通过MSN联络到“猪猪日剧”的两位字幕工作者，并于2007年6月至上海进行访谈，后持续使用MSN沟通至今。“日菁字幕组”、“謦灵风软”、“伊甸园”，与“人人影视”主要则是进行线上观察。成立于2006年、以制作美剧闻名的字幕组“謦灵风软”，因制作美剧《越狱》（Prison Break）（2005-2009）在中国快速窜红、声名远播。
本研究的目的并非在于将以上所述的四个字幕组做一全然完整的彻底研究，而是藉由不同字幕组的所呈现的片段面貌，反映出本文所想探索的主题──字幕组的动员运作、劳动主体的建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
2007年夏天于上海访问到的“猪猪日剧”字幕组两位工作者，分别为西西（女）、云起（男），二人均刚大学毕业一两年，在上海工作。他们在大学时期就加入“猪猪日剧”，两位受访者皆不是日文相关科系毕业，而是大学时代将学习日文当作一种兴趣。大多数的中国字幕工作者皆是大学／研究所在学学生，或是大学毕业的白领阶级、都会人士，通常具备相当程度的语言能力与科技知识／科技设备。互联网的便利性与即时性，给分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大城市的各式各样的字幕组基地与字幕组人员带来了便利。
这里将介绍一般日剧字幕的制作流程，此流程与制作其他电视剧的字幕组大同小异。“猪猪日剧”的网络文章对整个流程有很完整的介绍。首先，有人负责在一出日剧播映之后，马上找到最新的资源，通过互联网传送给字幕制作团队。接下来，一集约45分钟的剧大约须花费三至四个小时来听译。通常为追求速度，一集日剧会有三至四人一起合作翻译，也就是一个人分配到剧集11至15分钟的翻译量。之后，会有专业校对将一集的翻译作统一修正。而此时，时间轴的工作人员则负责清除原有的广告，并将校正过的字幕放在萤幕上与音轨作配合。最后的任务为压制与上传，电脑设备越高级，速度会越快。总的来说，最理想状态，完成一出中文字幕的时间至少需要八个小时。由此可见，科技与团队合作提高了字幕组的劳动与工作效率。
以下将描述资讯科技灵活控制与中介字幕制作文化的方式。根据J.Macgregor Wise的描述，现今社会已经转变成Gills Deleuze所称的控制社会（the society of control）。控制社会所操作的方式是藉由持续的接触、快速的沟通与调整形塑（modulation），而非监控下具有权威导向的威胁与拘束。资本主义社会与消费社会设置了软性与内在性的控制技术，巧妙地使我们成为资讯经济的流动之中被深化了的主体（an intensified subjectivity）。Wise继续指出，控制社会“并不压抑情感，反而进一步引发追求过度的情感”，在此情感“成为一种主要控制的手段”。我认为互联网崛起的字幕组正是资讯流动、全球化跨国文化交流，与控制社会对于速度/情感深化的追求，以上三者结合下，所产生的次文化。有趣的是，对于速度／情感深化的鼓励，并非只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者意图控制消费者的欲望。就字幕组的例子而言，它们借力使力，一方面成为被深化的主体，浸淫于对于娱乐资讯／速度／情感的投入；另一方面，它们藉此，转换此控制力成为生产翻译版本的动力，摆脱正版资本主义的控制。
中国字幕组大多对国外电视剧进行中文翻译，以发布电视剧为例，它们通常需要建立一个公式化与标准化的工作情景与时间表，以追上电视剧的播出频率，通常在电视剧正式播放后的两三天内快速发布。速度，是一个可以满足资讯经济下的消费者的关键因素。在此，字幕制作者本来就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除了取悦自己作为渴求速度的消费者，藉由无私的网络分享，也同时取悦作为消费者的其他观众。而这种资讯洪流结合速度／情感引起的竞争感，不仅是与正版商争夺翻译权的潜在张力，也可解释有关字幕组之间互别苗头的部分缘由。
尽管中国字幕组并没有特殊的商业目的的操控性，字幕组能够有效地运作，在某种程度上，仍依赖控制社会里资讯经济的控制逻辑。例如：许多字幕组不只将征人广告放在原有 BT 论坛上，也将之作成附加档案和中文字幕影音档案一起成为可被下载的档案包裹。这些使用电脑来制作字幕的工作者，其实也被过度爆炸的娱乐资讯裹挟，如日剧的宣传与新闻藉由无国界的互联网可轻易获得。工作者所需的自我控制与组织动员所形成的控制将科技与情感连接起来。藉由QQ、MSN与email具有渗透性的线上沟通与被强化了的情感动力（包含追求资讯速度／成就感／学习等情感因素），中文字幕的团队收编了相互与多边的线上监控与督促，以促进不同节点的工作者一起维持字幕组的生产与发布。
字幕劳动以弹性累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方式操作弹性劳动，展现了控制社会里的法则：“调整形塑成为主要的权力运作”。以“猪猪日剧”为例，其维持运作的方式有一部分包含内容即招募尽可能多的人才，并实行预备阶段的工作训练，以符合字幕组不时之需。受访者西西就表示她时常需要给新人语言、翻译能力进行测试评估。这样的管理策略降低了负责人可能临时或是现实生活中因故离开，因而无法执行任务的风险。受访者云起表示，他与另一受访者西西，分别于2005年与2006年加入“猪猪日剧”。自2008年起由于换了工作，业务加重，云起已经暂时离开“猪猪日剧”。然而基于对“猪猪日剧”的深厚情感，他表示有机会还是会想回去继续服务。受访者西西则于2009年春天赴日本留学攻读硕士。为了适应日本的留学生活，西西表示她请假休息了一季，但仍会继续担任翻译校对工作。以“猪猪日剧”的劳动状态而言，云起认为两、三年大概是一般工作者平均能够持续工作的时间。有些人会继续待下来，但是是以校对与小组领导者的身分来帮忙。大学生一直是字幕组的清新主力，对日剧的爱，通过互联网科技的中介、去地域性与无所不在，使得劳动资源尽管具有流动性与时间性，还能源源不绝地输入进来。
我们如何理解在资讯社会里逐渐壮大的字幕工作者呢？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概念也许可以部分解释资讯社会里所建构的新工作主体，也就是后福特主义式的“智识普罗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n），通常从事与“标准、时尚、品味、消费基准以及更策略性地公共意见”等生产有关。中国字幕组也回应于此种趋势，扮演着非物质劳动的角色。一方面，它们成为文化中介者，加工与传播外国影视产品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其劳动力的动态则融入资讯经济下的“集体学习过程”（体现于科技／语言翻译／文化翻译的相互合作与知识交换累积上），以及“互联网连结与流动”。
字幕组不仅是非物质劳动，也是免费劳动。互联网文化是免费劳动与免费的礼物经济结合并展现的场域，各式各样的博客、email、网页维护等等都是网民受益于免费的礼物经济，但也同时付出免费劳动的典型例子。此种现象并非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的复苏，而是文化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毋庸置疑,中国字幕组为非营利组织，然而为了保持正常营运与扩充组织规模与对外服务，无法完全与跟电脑、电脑软件、服务器、FTP、充满广告的网页等等相关的资讯科技资本主义切割。字幕组论坛网页的广告多由一些网路或科技公司赞助，例如最近（2009年7、8月观察到的）“9X9轻松自载迅雷下载盒”在“人人影视”与“謦灵风软”的首页皆出现其主打的广告。字幕组与互联网经济的结合，是求生存的一种策略，而非求取商业获利的终极目的与手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文化中的每件事或每个参与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无所分别地被商业化的原创影音提供者所控制，在这之中没有任何的权力斗争或抵抗。中国字幕组的研究需要被放置于其特殊的脉络中来理解。它们并非以合法的关系屈服于影音作品的原始提供者，而是直接取代，并自我壮大成为华人世界中文翻译版本的工作坊与运营中心。藉由互联网，中国字幕组发明并宰制了一个不同于合法授权的需求／供应关系的机制，以及重新绘制了以华人社群为主的跨文化地理——重整了时间、空间，宣传发布的模式，与观赏／使用科技；不同于官方的行销策略与正版影视产品在原产地接收与观赏的文化地理。
“人人影视”的门户站，为了吸引线上下载族群，论坛的设计发明，针对部份重点影视产品，重新结合了线上DVD精美封面、电视节目／电影故事简介，与下载资源有系统地列出。除此之外，以美剧的字幕制作为例，美剧字幕组发布的版本很多元，让线上观众有不同的选择，如：“普通的RMVB版本、Avi版、H264版，以及高清晰数字HDTV720格式”，“甚至PSP游戏机的专用格式。” 换言之，中国字幕组创造了一个多元科技聚合的平台，将电视影音档案、互联网、电脑、DVD机，甚至是游戏机结合，让高科技展示的空间不再是家户客厅的特权，也不是如以美国为例的西方研究所强调的家户情境中的客厅与电视，以及其他先进科技设备之间所形成的一种高科技包含美学设计的“炫耀式消费”，如：高级电视、音响、甚至是数位智慧宅自发控制体系等等设备。中国字幕组所推广的不是一种将高科技视为高价具体物体设备来占据空间，进行视觉展览；而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核心的领导中心，串连其他的数字科技或是家电，以低成本的互联网下载为主要的科技手段，让高科技体现于非物质的数字科技生活形式，形成有弹性且多层次的科技流动／科技便利／科技网络连结。
“品牌化”是中国字幕组打响名号的一种推销策略——它们标榜免费服务，鼓吹有特色的翻译品质与系统性的量产、快速等。除此之外，它们也吸纳了具备艺术美工专长的人才，对自身品牌进行logo与字幕特效的美学打造，以及于论坛公开自我宣传，藉此形成某种品牌的个人化的生活风格，慢慢地潜移默化观众对于字幕组所产生的品牌认同。然而，中国字幕组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设置的版权的合法化的权力，在资讯社会里，互联网的流动中，其所代表的是品牌所建立的名誉威望，象征资本的流传与累积。
工作主体性与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
中国的中文字幕制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作所为是一种劳动与工作。“日菁字幕组”的组长说：“字幕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工作人员的心血，为大家无偿提供。为了尊重原创者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谢合作。”受访者云起也表示，“作字幕毕竟是工作。”普遍说来，尽管他喜欢日剧，他仍是有自己私心喜爱的日剧，然而为了团队和谐与合作之故，他时常接受整个组的协商与任务分配，无法制作自己最喜爱或是最热门的日剧。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的概念，可以更生动精确地捕捉到中国字幕组运作的过程──字幕组如何被动员、建构工作的认同。新自由主义体现于一系列的思考、价值，与实践，被内化于形塑主体性的过程，在此个人被召唤去服膺于社会、政府、教育体系、劳动市场、资本主义市场所努力维持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新自由主义如何与工作伦理形成关系呢？资本主义市场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是雇主与员工认同自我管理式的“追求生产力、效率、竞争力”。
以本研究的五大中国字幕组招募人才广告为例，它们皆清楚表明，制作字幕以服务广大观众为主，属于无偿自愿性质，无法以金钱回馈。责任感、贡献、热心、团队合作、决心、毅力、能力表现、服务、耐心等等，皆是字幕组征才广告所列出的标准工作认同。相较于给付薪水的工作，字幕制作可能只被定义成“业余”；然而仔细观察字幕组招募所开出的工作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其认真程度，并不输给正职的要求。“謦灵风软”字幕组招人启示明确表示：“字幕组原则上不收取只有假期才有时间的人，因为假期基本上不是美剧的播出档期，无法投入时间与精力的情况下，请勿报名。”此广告确认了字幕制作应该被视为“专业与专心投入”的工作，而非“休闲业余”才做的事。专业／业余，工作／休闲、生产／消费传统意义上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除此之外，字幕组试图标准化与格式化工作的条件与效率，将每日／每月的工作量（翻译句数、在线时数、影视产品的时间测量与工作分配的结合，以及影视产品以几部为单位计算）以量化与鼓励自我监督的方式来衡量与评估。字幕工作者所具备的资讯科技设备也须被规格化，需达到字幕组所需的水准。换言之，想进入字幕组的应征者，需要尽力展示自己为可被信赖、有效率的人才资本，这包含文化教育资本，如翻译能力／科技操作能力，甚至拥有科技资本（电脑硬体软体品质），也是一种自我劳动力的附加价值（addedvalue）──替字幕组维持／增进出产速度与效率的证明。以上所述显现出新自由主义式社会下所惯用的计算理性（Calculable rationality）与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被纳入自愿的字幕制作工作系统中。
除了之前所提对于影视产品的情感之外，改进与强化外国语言能力也是另一项让他们投入制作字幕劳动的原因。替“謦灵风软”工作的丁承泰提到通过制作美剧字幕使得他学习与增强英文能力，并获得有关美国式生活与美国文化的知识。“猪猪日剧”与“日菁字幕组”均于网上提供交流区，欢迎熟悉日文的同好对于字幕组所生产的中文字幕版本提出纠正或讨论。此类网路知识社群的建立，制造了民主式与互动式的自我学习、相互学习与知识累积的空间。以上的例子可知，一方面，中国字幕组的工作主体发展出新自由主义式的“创业家精神的心智”，注重自我训练与自我成长，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强调的达成个人兴趣／个人利益，同时可以服务别人。沉浸于外国影视节目、制作字幕的中国年轻人至少可以藉由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劳动，创造一个可以尽情自由表达／自由创作的空间。然而，中国字幕组大多不希望它们的组员同时替其他字幕组工作，此种强化社群归属感与工作忠诚度于工作伦理之中的现象，我认为这与不同字幕组之间形成的激烈竞争关系有关。
一方面，中国字幕组符合与模仿新自由主义的现实。他们建立起精英式的秩序，再次明确了自我状态的充分利用与最大绩效化。另一方面，互联网字幕文化提倡非盈利的自愿奉献似乎跟新自由主义根据资本主义规则下所产生的残酷的劳动剥削产生矛盾。网络资讯经济已经使得共同生产与分享成为普遍成为内在性的实践，藉此展演与推动“竞赛式的给予”（agonistic giving）、“互惠性的追求”（reciprocity-seeking），以及“利他主义”（altruism）与“伙伴关系”（companionship）。此外，“互联网的合作生产了新的智识的、情感的，以及社会的关系的网络连结”。的确，藉由互联网DIY文化的盛行，一种结合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非盈利的利他主义的特殊劳动新价值被创造出来──它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必备条件为资本主义商业目的。而利他主义的本质重点并非是激进性的，却被染上竞争的色彩。中国字幕组之间的动态证实了劳动力竞争被切换到互联网次文化的领域，并赋予新的意义，不再只是新自由主义与正式工作经济的资本主义场景的特权。
结论：再审视中国字幕组、全球生产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
字幕制作也算是中国制造，就像是自愿的加工者——负责将中文字幕放入原有的影视产品当中。目前中国在全球市场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代工与承包商，让人联想到中国字幕组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上所占据的位阶与功能虽不尽相同，但承担了某部分类似的逻辑。换言之，不管是字幕组、制造商代工或是人力承包，都是全球跨国生产与消费的一环，而中国提供了人口众多、有一定品质、有激烈竞争力与弹性的劳动力，一方面支持并扩展海外市场，但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来自西方或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原创产品的再生产与消费。
中国字幕组的文化，应该放在一个中国与其他流行文化发展时间上更“先进”的国家之间，如美国与日本等所形成的不平等文化交换关系上来检视。对外国影视产品文化制作字幕是被想要超越中国本土，与全球最流行的大都会时尚／娱乐文化进行全球性接触的欲望所引发，其中尤其以美国与日本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上扮演宰制性的角色，成为最想被模仿与欲望的对象。中国年轻的一代作为“欲望的主体”（the desiring subjects），通过他们实验性地与“从消费到工作”等不同领域所衍生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打交道，勇敢大胆地体验与表达他们“多元的渴望、希望、需求与热情”。而此种在中国延烧的新自由主义欲望被转换成充满竞争性的、过度旺盛的活力，以致于此竞争力贯穿了从正式工作经济，到生产与消费结合的需要免费劳动的互联网经济等等不同的劳动舞台。
王智明对姚明的研究指出，姚明七寸六的身高再现了“‘大’的景观，符合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以及达成了中国的国族主义的欲望”。中国字幕组也展现了依据效率、品质、数量，工作努力程度、竞争、与团队的规模等等而言，追求“大”阵仗的企图心。不少中国字幕组皆将字幕做成繁体中文字幕，让习惯繁体中文的港台观众受惠。对语言的包容其实也对应于成为“大”国应有的理想形象，以及所投射的“大”国意识——慷慨大方、愿意付出给予，进而体贴照顾其他地域的需求。语言的整合容纳亦是扩展中国字幕组版图的其中一个好的方式，有利促进跨界的资讯／文化互动。
中国字幕组虽然表面上只是翻译加工，实际上它们也创造了自己的特殊字幕与BT论坛次文化，以及系统化的组织运作模式，成为免费服务全球线上华人观众，超级强大的外国影视中文字幕制作与发布团队。我认为现代化下的创意也许可以有更有弹性与开放式民主的另类文化／社会想像。创意对于中国而言，应该跟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其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全球生产阶层下来理解。
中国字幕组文化，不单单只是一个全球化下互联网 DIY 文化兴起的结果，而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在全球现代性的阶层下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在消费现代性急起直追的阶段下的产物。字幕组所实践的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与目前崛起中国的历史性情境有关──“庞大盈余的劳动力、前途乐观的国内本土市场”以及“自我期许进步向上的渴求”。“那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社会习惯”──印证于中国字幕组工作者身上。此外，他们将再现于外国影视节目中的外国现代性的兴趣与喜爱，转化成为“生产的动力”，一方面为文化翻译与自我兴趣而努力工作着，同时也体验着跨国的文化交换与娱乐消费。中国字幕组仍继续进行的故事提醒我们：新自由主义下的跨国企业欲望着中国，同时中国年轻的一代，也以一种国族主义式的骄傲与自信，欲望成为新自由主义下最大绩效化、有实力、有竞争力、有野心、有热情与公众服务热诚的工作主体。
本文摘编自《新闻学研究》（台湾）2009年秋季号。感谢作者授权刊发，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