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跟你讲什么道理
“你不签是吧？这份也不签是吧？”身为厦门市同安区某大型建筑工地的班组长，眼中闪着威逼不屑的利光，用手指指着一名背脊被摔断的贵州民工。此刻，我在现场。
桌上是两张纸，一张要求民工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一张要求民工写下何时进入工地、何时离开工地。这看似简单的事情，实则颇有问题。我说：“很明显，这等于是要解除事实劳动关系。你也许不知道，工伤赔偿当中，误工费的计算范围，是自受伤当日，一直到厦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出伤残等级当日，这与何时进工地、何时离开工地无关。大家都知道，他离开工地的当天就是受伤当日。这张纸唯一能确认的，就是他在贵公司的实际劳动天数。”
那明显带着本地“优越性”的班组长，留着秃头，狠狠地瞪着我：“你实在要想这么多，我也没办法。反正钱是肯定赔。我们这次一共有8个人受工伤，他们都签了，那他为什么不签？我跟你说，工伤都已经认定了，国家有法律嘛，是不是？我忙得很，他妈的昨天晚上民工闹事，在工地上打架，人进医院都好几个了。我真的忙得很，没时间跟你扯这些。”又瞪向民工：“签！签了我还有别的事。”
“你亲眼看到《工伤认定书》了吗？”我问那位民工。他摇头。
“你他妈到底签不签？不签是不是？那我走人，今后有什么事，别他妈烦我！”班组长愤然欲走。
我说：“我看你不是什么都不清楚，相反，你什么都知道。你面临公司的行政罚款，公司没有与这名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保险，而且他是并未痊愈就出了院。而今天这其中一份东西，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如果是算工钱，工头那里有清单。关于赔偿，当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这个时间长度，最大的一笔是误工费，这个时间不能乱算，金额也不能乱算。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61条，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你们是不是担心这个？”
这不知姓名的班组长，扬起手掌，霎时踢开凳子，冲我欲打而未打，房间气氛骤时紧张。他抓起桌上的两张纸，起身摔门而出，骂骂咧咧：“他妈的，你以为自己是谁？婆婆妈妈，像他妈女人一样啰里八嗦。”
“我是跟你讲道理，明不明白？”我说。他回头：“操你妈的道理！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是什么来路？有什么资格？我他妈在厦门混多少年了，要不是看你年纪小，砍死你！他妈的！”这受伤民工的亲弟弟亦起身向门外那位班组长吼道：“你他妈屌什么屌？”倒是我旁边的工头朋友懂事，温言婉语，赶紧送别那颇“江湖”的班组长，弯腰递上“中华”烟。
房间里安静许多。我拿出一张纸，一笔一笔算给那受工伤的贵州民工看：住院补助伙食费、停工留薪、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其它合法赔偿。
临走时，他弟弟吃力地搀扶着他下楼。这佝偻的背景，至今仍然深深地烙印我心。我留下我的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姓杨，重庆人。有任何事，随时联系我。”他颤巍巍地伸出满是茧子的双手：“兄弟，你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人，谢了！”他说，他马上又要去厦门同安，到那边继续养伤；至于工伤赔偿，要是不赶紧赔，他们自有办法。这办法是什么，他没讲，但依据贵州人集结成风的特性，想必众人已大致了然。
贵阳：算了算了，忍了吧
电话响起，来自贵阳。“杨先生，我们公司的领导要让我们供出这封举报文章是谁写的，他们已经跑遍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复印店。”我说没关系，让他们查。“杨先生，政府也在查，还把我们叫到公司项目部，说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么多，什么中纪委第五检查组现在就在视察我们公司，什么好像我们公司谁和谁是什么关系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说，如果查不出来，我们不交代的话，我们这200多人的工资都还要搁一搁。”我未作声，电话那头又说：“我就说这么多了，我们几个带头的，手机都被监听了，在公共电话里也不要说得太多。”电话挂了。
妻子问我何事：“是不是到最后又变成满世界追查你？”我苦笑，点头。一向温柔的妻子，火气来了：“这什么世道？一个公司拖欠民工将近40万，打了人不说，连有人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也不行，到底谁是罪人？”妻子质疑的内容，常在如今的底层社会成为常态。
最初，是贵阳一批民工的工头打电话过来求助。那时，他，以及他的代班工头，已经被七八个人围在项目部办公室，狠狠地揍了一顿，若非有人来救，恐怕已是非死即残。到派出所后，警察也从未顾及他们的脸、手、身、背、后脑流着鲜血，处处是疙瘩、淤青，录了整整四个小时的口供。离开派出所时，打人者早已不知去向，而为了讨工资而被黑打的受害者，所有医药费也只能自掏腰包，甚至借钱充话费，向我打求助电话。
平常状态下，24小时以内，当地政府的一把手、该公司的一把手，应该都会动起来，就因为我的一封谴词尚属留情的被指为“举报文章”的信——这次也不例外。当然，24小时以内的状况，乃是极其复杂的，情绪激动之时，没有人可以掌控情况。诸如，一批民工在高速公路拦截车辆，就地示威，要求立即发放工资。24小时以内，恐惧的人，会悄悄逃离现场，到别处旅馆住下，以求自保。我更未及想到，这民工之中，竟有才满14岁的童工；而其拖欠内容，又是百花齐放般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签了合同，定了工价，公司可以擅自降低工价；改了建筑图纸，要求返工，而返工费则一分不出；开工人数不够，差一个人，就一天罚工头500元，差15个人，就罚工头7500元；民工预支生活费，项目部就当是发高利贷，预支10000元，只拿9500元，其余500余元则自放腰包；谁敢上告，就收拾谁，像关门打狗一样，把板凳重重一摔，即是殴打信号，而后狠狠地将工头往死里打……
电话再次响起，来自贵阳。“杨先生，他们实在查不出来了，要我们写道歉书，怎么办？”这是公司下层为保饭碗搞的把戏，从前为山东淄博民工维权也同样遇到，也是满世界追查撰文者，也是什么也追查不到，最终查来查去，查急了，让民工写道歉书，内容不外乎“我们为贵公司与政府间的关系、项目部与公司高层间的关系添了麻烦，其实贵公司一向如何如何善待民工，项目处一向如何如何爱护我们”，最终落笔于一处，“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彼此相安”。我举这例子给电话那边的工头听，他开了窍：“哦，杨先生，知道了。”
等电话又再响起之时，已是现场拿到拖欠工资的喜报。然而统计起来，与我所期待的款项金额，相差不小。工头说：“算了算了，忍了吧，能够处理成这样，还惊动了劳动局局长、公安局局长，第一次看到政府有这么大阵仗。我算算，自己也就亏五六万，民工拿到工资就不错了，差不多了。怪自己命不好，不是有钱人的命。”
广州：热血哪儿去了
清晨，还没睡醒，看手机短信：“杨先生，医院开了张条子，在你信箱，你看看。”
还没洗脸，匆忙打开Gmail：“全身多发骨折：左侧肩胛骨骨折；左侧肩锁关节脱位；左侧肱骨外科颈骨折；右侧第3、4、5掌骨骨折，左胸多根肋骨骨折，左侧趾骨骨折，左侧额骨骨折；右手中指伸肌腱断裂；创伤性湿肺并左侧胸腔积血；全身多处皮肤裂伤……”又一位身在广州的民工，在修建亚洲最大火车站的工地，成为重伤，事发时间是凌晨1时许（加班时间），该民工从桥上约10米高处坠下，撞在模板上，其状惨不忍睹。
发短信者，是受伤者的女儿。我根据这伤情，结合编号为GB/T 16180-2006的《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给她发去大概的赔偿数额以及相关法律依据，共6页。我说：“你们先跟公司谈谈，探探他们的想法。一般这种事，就算谈得不是十分理想，但在这种大项目上，工伤肯定报了上去，至于工伤鉴定，我看公司会拖或者瞒，而你们也不一定知道怎么操作。到了赔偿环节，保险基金拿多少给公司，你们是不知道的，你只知道公司拿多少给你们。你们与保险基金之间是隔开的。但我有办法，让你们跟保险基金的人联系上，最好能见一面，这样透明一些。”
我计算了一下，这民工出院后，各种赔偿乃在六万左右，但他具体能拿到多少，尚不确定。民工的女儿一边上自己的班，一边跟公司反反复复地谈，那公司的人很不以为然。她说：“在他们那种老奸巨滑的人面前，我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被哄来哄去，像推皮球一样推来推去。”躺在床上的民工，从不能说话到能含糊说话，从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到可以被人相扶入厕，从没忘记警告入世尚浅的女儿：“不拿钱的话，老子也不活了，豁出去了！”年幼的女儿，憋着委屈，不敢跟痛苦的父亲顶嘴，又望着老实巴焦的无助的母亲，只能说一句：“好啦，我再去，我再去。”
但凡大工程，死亡人数实在不令人惊讶，至于伤者就更不在话下。视人命如草芥，私了之抠门蛮横，公了之旷日费时，我已体会至深。那女孩的电话，虽是我接的平常电话中的一个，我也无法立即赶往广州，然后就如钦差大臣般勒令对方立即如数赔付，而只能用一点从法律中习来的凛然之气，写下一些入情入理，又能让对方明显感到自己已有所退、对方也能颇感压力的文字，寄往广州。
又过了许多天，一直未能再接到那女孩的电话。打过去，只听得轻轻一句：“爸爸回家养病了。”谈起赔偿，也不如人意，只能说对方赔付速度提前了，而金额，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但皆已疲惫不堪的一家人，在身体伤情之外，心中早已承载甚多，已不愿再做追究了。女孩说：“我不知道，更不明白，据说广州有许多敢说话的报纸，据说广州有许多敢维权的律师，据说……”女孩举了无数个“据说”，但临末一句却是：“我却一个也没看到！”
电话挂了，留下我呆呆地站在海边，木然如石。望着面前浩瀚的大海，那带苦味的咸风，吹得我紧闭双眼，无不慨然良多。那一刻，我已没有任何话想说，虽然我也同样控诉过：“我们的热血哪儿去了？你们的热血哪儿去了？”
抵御肆虐的寒流
从厦门到贵阳，从贵阳到广州，直至延伸到这个60周年所谓“辉煌”国庆的背景下的千千万万被埋葬和遗忘的普通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其悲哀的余恨。是否他们就该被遗忘，永远处于无助之中？是否他们就该被践踏，永远不能昂首挺胸地说话，为应有之权利而得到实效的保障？
我们踏足的每一寸土地，其实不是用威风党军、堂皇公器、高楼大厦、繁华喧嚣所织成的现代化花衣，相反，它们仿似一张张被凌迟的中国式的人皮，看得见血丝舞动，听得见哀嚎遍野。一个国家从内到外的改变，即应从这些小生命、“小不点”的身上看到。分裂的社会，一盘散沙的底层，不应该永远持续下去。而谈到具体的关注、帮助，也绝非如我此篇所言的道义之举而已。
我从来不认为是贫瘠的思想或者低劣的素质致使他们求助无应、自助无力，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边缘状态，而少数人又成为另一边缘，至于所谓“主流”或者“精英”，也多是一厢情愿的自许与自欺。这个国家最孤独的人，恐怕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胡锦涛也属其中之一；至于你我，以及那些最容易被忽视和淡忘的民工们，其孤独之至，也就更是不言而喻。
既然如此，那孤独的人们就行动起来，相扶相助，实际用力，而非妄谈，以备抵御肆虐的寒流永不停息地袭击中国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本文首发于《自由圣火》，系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