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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DT报告汇·专题】“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3.8.21
主题归类：CDT报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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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熊：中国经济逆转最根本的原因在政治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煲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21日发表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原文，网站时光机)，作者刘梦熊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文章认为，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img《联合早报》文章截图

刘梦熊说，“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随后，他回顾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程，列举了此前中国经济上升的四大原因，以及当下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

第一， 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大陆政府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傻子瓜子”年广久一类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与大陆政府十三大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私企职工共管共享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

第三， 经济上升期重要原因，是大陆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但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有人违反大陆政府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规定，鼓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

刘梦熊指出，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无疾而终，干部队伍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弹冠相庆。相反，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马齐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惨重损失。文章列举了新冠疫情三年 “动态清零”政策以及最近的河北省水灾等人祸。

第四， 经济上升期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近年中国经济下挫，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见前几年国内一片“厉害了，我的国”自嗨，狂言“中国已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美国”；扬言“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人类指明方向”云云。尤其是去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方行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行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会在各方面予以策应”；中国舆论场叫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并且在大多数国家对俄侵乌的谴责声中，坚持与俄罗斯频繁进行海陆空联合军演，以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白“俄中不仅仅是盟友关系”。

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一带一路、大撒币的结果，只是糟蹋了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并没有换来真正盟友。

文章说，古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交上亲俄反美的实质表现，理所当然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革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大幅萎缩、失业压力山大、广大民众重新返贫。

刘梦熊认为，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衰退、复苏、繁荣周而复始，有其周期性和相应的经济对策。但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而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大陆政府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

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企图回归改革开放前那套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激越大。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各领域包括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等腐败的总根子！

刘梦熊呼吁，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在社交自媒体上，很多人认为，作为海外亲共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这篇文章，代表了体制内对习近平统治不满的声音，是对习近平不点名的激烈批评，甚至是一篇挑战习近平权威的战斗檄文。

许成钢：“它害怕资本主义，它害怕和平演变，那它害怕的正好就是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忙于应对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8月12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发表了访谈节目《许成钢：通缩下的中国会走苏联的老路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许成钢在访谈中指出，通缩下的中国经济的参照对象不是90年代的日本，而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许成钢指出，中国的通缩很可能在疫情的尾期就已经开始了。就是疫情尾期，大家大概还都记得当时的这个动态清零有多么的残忍。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个动态的清零，就是一下子把中国的需求啊、全社会的需求啊，一下子给大幅度压缩下去了。本来中国经济就存在严重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呢，中国自己的政策把中国的需求大幅度给压下去。那么这一下压下去以后，就触发了通缩。

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像日本一样，因为是通缩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陷入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对此，许成钢认为，从表面上看，当下中国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跟日本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不一样呢？两个最大的原因是：第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基本制度不一样。日本的制度，是一个民主宪政下的市场制度。中国是一个共产极权制，里边混杂了市场成分。那么在共产极权制下，在保证全面的国有土地制、全面的国有银行制的背景下，有了私有企业，有了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里的最大的两个成分，土地和银行，都在政府手里，就是国有制的。共产党控制一切，包括私有企业。

第二个不同，作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市场制度，日本在80年代末，这个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换句话说，就是它已经进入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它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的最前沿了。那么它在最前沿的情况下，产生金融泡沫，房地产的金融泡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个问题的性质，和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人工制造巨大泡沫，这个本身性质就不同，然后这个后果也不同。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制度是从苏联来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即便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苏联来的最基本的制度没有变化。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什么？这是苏联制度，这不是中国古代制度。那么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的，就是今天中国的制度。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讲几十句话能讲出来的，这是原来就有的制度，他只不过是在重复：中国原来就有这个制度，我还是这个制度。

许成钢说，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必须知道当年的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它们的经济改革改不下去；为什么它的改革改不下去，它就陷到那个中等收入陷阱里去了。所以这就是共产极权制自己带来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大家都陷到那里去。所以它不是中国特有的。共产党觉得这些因素对共产党的统治有好处的时候，它可以容忍你，让你发展；但是共产党当它担心颜色革命，当它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无论是外来的企业还是国内的私企，这当然是资本主义。那么它害怕资本主义，它害怕和平演变，那它害怕的正好就是这个东西。

克鲁格曼：中国陷入困境只是时间问题，习近平的失误让清算之日提前到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中连续撰文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在7月25日发表的文章《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中，克鲁格曼指出，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预测日本将爆发债务危机，但这种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在某些方面，日本与其说是一个警示故事，不如说是一种榜样——如何在保持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同时处理困难的人口结构。

他说，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因此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前景应该会更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似乎困扰着许多新兴经济体，它们增长迅速，但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

克鲁格曼说，如果中国正走向经济放缓，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它能否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特别是在一个不稳定的专制政权下，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请注意，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已经比日本高得多。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可能会更糟。

img青年失业率比较。绿色：中国；蓝色：日本。 WORLD BANK

在8月1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经济为何步履维艰》中，克鲁格曼引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最近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正遭受“经济上的长新冠”困扰，即政府随意干预导致民营部门信心下降，这种干预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开始了，之后越发变本加厉。克鲁格曼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决策着实变化无常，但他同意卡内基基金会的迈克尔·佩蒂斯等经济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多是系统性的。习近平的失误可能让清算之日提前到来，但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改革，中国陷入目前的困境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在中国投资了多少？在8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中，克鲁格曼指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直接投资——涉及控制的投资——大约为2150亿美元。证券投资——基本上是股票和债券——有3000多亿美元。所以这里面总共有5150亿美元。这数字听起来不小，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就是个小数目。

为什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吸引到的美国投资如此之少？克鲁格曼认为，是因为中国的政策朝令夕改，许多潜在投资者担心这个国家可能是一个捕蟑螂器：进得去，但是可能出不来。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市场呢？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是一个巨大的参与者，但它从美国购买的不多——到2022年只有大约150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1%。因此，中国的衰退不会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对德国和日本等对华出口更多的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会更大，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也会对美国产生一些反弹效应。但总体影响仍然很小。克鲁格曼说，“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中国内部的潜在危机，而不是2008年那样的全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