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当天，50岁的范美忠更新朋友圈，转发了学生5年前写他的一篇文章，“又是一个教师节到了，才想起我自己，也曾经是老师”，后面跟了个咧嘴笑的表情。
老师的身份恐怕是范美忠所有身份标签中，他最难释怀的一个。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他是“民间教育改革”潮流的标志性人物，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边喝酒一边彻夜长谈，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国家要向哪里去，社会要向哪里去”。
在那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被万众唾弃的老师。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抛下学生，“连滚带爬地以最快速度冲到了教学楼旁边的足球场中央”。10天后，他发文称，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那一年，他35岁。
此文一出，引发了全国性声讨和唾骂，范美忠也被网络写手五岳散人冠以“范跑跑”的恶名。彼时，学校接待室的四部电话几乎成了“范跑跑专线”，“凌晨两点半一个（来电），三点半一个，四点半一个”，都是骂他的。范美忠则顶着数以亿计的骂声和“范跑跑”的标签，在网络和电视节目中为自己辩护。其言辞之激烈如同斗士，给人以“异端”、不合时宜的印象。
事发学校校长卿光亚此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将范美忠形容为“经历了地震的病人”。范美忠的朋友李勇则认为，从前的范美忠，是王小波笔下那只不服从、特立独行的猪，地震后，他变得像一只刺猬，“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包裹起自己”。
但范美忠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言行没有错，自然也不会因为舆论受到精神创伤。真正受影响的是他的生活：2015年离开光亚学校后，不能教书、讲座，不能出版书籍，他因此陷入生活困局。身陷困局的范美忠靠什么为生？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要如何适应当下的新世代？地震15年后，带着这些问题，我两次前往成都，寻找范美忠。
50岁的范美忠，性情比以前温和了许多
采访过程中，我看得出他曾经的模样——他依然狷狂自负，年轻时，他放话说自己的“鲁迅研究，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北大钱理群算个屁”；他跟人辩论，永远“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进入中年，他抛弃鲁迅，改投庄子，认为自己“代表中国庄子研究的最高水平”，“我觉得学术方面，我是个天才”。
但另一方面，那个曾经为了表达见解、坚持立场而激辩全世界的范美忠消失了，他越来越失去辩驳的激情。他隐匿起来，更多关注内心世界。他甚至大谈芯片战略、半导体竞争，以及中巴外交中购买铁矿和大豆，并笃信这些产业布局对中国未来有着重大意义，“中国一定要在产业竞争中打败欧美，只有这样才有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自由。”
“你要斟酌自己的条件，实现不了的就接受现实，不然只能让内心的痛苦压制。”今年5月，面对一个年轻朋友的倾诉，范美忠给出建议。他告诉我，结婚生子后，他进入了“一种属于大地的生活”之中，很多“莫名其妙的思想痛苦”也随之消失了。
“思想烈士”
橘猫跳上桌，坐在翻开的书上，回头舔毛、抖耳朵。范美忠停下读书，“它在生气我不陪它玩。”窗外有着青灰色天空的成都平原上，远处水杉的尖顶若隐若现。
从成都坐动车到崇州，穿过小镇和成片稻田，才在一片油菜地旁找到范美忠的住处。几年前，他在距离成都50多公里外的崇州乡村，租下了一栋三层毛坯民房。刚租下时，房子几面都是赤裸着的水泥。他给楼梯装上护栏，简单粉刷一下，常常带妻子和一双儿女在这里生活。
我们见面那天，他穿了件没有任何LOGO的深色T恤，短裤，趿拉着拖鞋。或许因为刚睡过午觉，粉白格的被子随意团成一坨。这是他的书房，墙角摆着一个书架，桌子上放着几本高中教材。
2015年从光亚学校辞职后，范美忠就没再有过正式工作。他对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并因此让两个孩子放弃了公立学校教育，在家上学。当年他在中学当老师，一些学校宣传“清北”成绩或地区“状元”，他批评校长误导社会，“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清华北大，是培养有智慧、心智健全的人”；他还嘲讽，“我自己就是状元，我最清楚那些状元有多傻。”
这些年，范美忠一直靠线上线下讲座挣钱——他在线上讲《红楼梦》和庄子，每人每节课100元，常年听课人数不超过50人。疫情三年，他一直隐居在崇州乡下。
对于地震，范美忠毫无谈说的兴趣，“该说的都说了无数遍了。”
可是大众没有忘。直到2023年，网上还源源不断冒出数十篇相关文章，虽然多为洗稿抄袭或粘贴旧文，可评论区的撕裂不亚于当年。
2023年的自媒体文章，评论区仍然撕裂
范美忠成为众矢之的，缘于一篇文章。2008年5月22日，他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明确写了自己第一时间的反应，“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
虽然做好了遭千夫所指的准备，但这篇文章引发的舆论海啸，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一开始范美忠不怎么接电话。3天后，他发文解释《我为什么写〈那一刻地动山摇〉》，激起众多学者和网络大V纷纷下场。几天后，范美忠缓过神来。他灵机一动，“过去那么多年，我费尽力气传播思想，都默默无闻。现在我为何不主动接受采访，传播我的思想呢？”
于是他频频出现在各种节目中，摆出战斗的姿态。至今他仍得意于当年的“启蒙策略”。
他有足够的自信在智力和道德上碾压那些批判者，“他们（网民）很蠢，他们纠结的还是跑不跑，骂的是我跑了。但更根本的问题，难道不是如何保护生命安全，难道不是建筑质量吗？”
2008年6月，范美忠参加了凤凰卫视评论节目《一虎一席谈》。节目现场，他斗志满满，腿却一直在抖。一位观众提到他的抖腿，“特别讨厌他，他的形象本身就让我很反感”，但又表示，“他也是一个人，（逃跑）是出于本能，可以原谅。”
节目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甚至对骂。
“我见过无耻的人，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评论员郭松民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认为范美忠先跑，是“以牺牲学生的生命为代价来挽救自己的生命”，是“怕学生挡着你逃跑的路”。听到卿光亚在连线中为范辩护，他愤而离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校长，才会有这样的老师！”
卿光亚是唯一一个未到场的嘉宾。其间，他因为替范美忠辩护，被骂“流氓”。
但这位校长的解释多少起到了作用，毕竟他是除范美忠外最了解当时情形的人。15年后，他再次向我解释，光亚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风气自由，学生不像公立学校那么讲规矩，“学校连一个窗户都没爆裂，孩子们也没有一个指甲盖的伤亡，指责他首先就没有意义。”
这些年来，卿光亚多次对媒体说过，当时范美忠所在的教室离操场只有5米。“他身体好，最先跑到足球场不是很正常嘛。”而班上的十几个学生，多是十七八岁的毕业班学生，“比他还高大”。卿光亚把范美忠的“跑”解释为一种行为引导信号，“他的行为，也算是（说了一声）‘follow me（跟我走）’。”
当年的舆论声讨中，有学生发短信给卿光亚，说校长，你是不是要开除范老？你一定要顶住压力，不要开除他。你要开导和原谅范老。
卿光亚对“范老”这个称呼印象深刻，他回复学生说不要担心。在卿光亚眼里，范美忠之所以被骂，不是因为“跑”，而是因为之后写的文章。至于这篇文章，卿光亚认为可以批评或讨论，但言论自由，自己无权干涉，也没有处分的权力，“我希望大家骂那个修楼修垮了的人。”
那次节目中，范美忠道了歉——为自己“对学生的爱还不够”，为给校长卿光亚带来的压力以及文章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但他强调，“我不是为我发表的言论以及我的观点道歉。”
位于都江堰的光亚学校
15年后，他告诉我，那番道歉更多是节目录制前和朋友商量好的“策略”，为了减轻社会压力。他对当年的行为和言论“不后悔、不低头、不妥协”，至今依然。
按照一位朋友的说法，范美忠虽然没有遇难，但在捍卫多元价值时，成了“思想烈士”。
之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卿光亚也提到过这个词。他记得，那段时间，谁跟范美忠讨论这件事，他就摆出一副“好，开战”的架势，随时准备战斗。在卿光亚看来，他彼时的状态有点儿像惊弓之鸟，“地震的箭没有射倒他，舆论的弓弹一弹，他就倒下了。我听得最刺耳的一句话是他说自己是‘思想烈士’，但我好像只听到一个字：死。”
一只看不见的手
范跑跑事件发生后，时任成都青羊区实验附小校长李勇感到一种巨大的吊诡——“我的好朋友范美忠成了人类公敌，我在汉旺镇的好朋友谭千秋成了英雄。”
李勇做过10多年老师，曾在绵竹汉旺镇东汽小学当教导主任，后调去成都教书，2005年认识范美忠并成为挚交。而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是李勇在汉旺时的朋友，他在地震中因组织学生撤离而遇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又被追授为抗震救灾英雄。
如何看待或拆解这个吊诡？李勇采用了一种理性主义——他认为，不论范美忠的“跑”还是谭千秋的牺牲，都是一种叙事的塑造。“地震中的一瞬间，人的反应是本能的。范美忠既不是完全丢下学生不管，谭千秋也不一定是真的要去保护学生。顷刻间，他趴在学生身上，最后你看到的样子就像是他在救学生。我们根据推测，人为把他塑造成一个英雄。”
而范美忠的“因言获罪”，在李勇看来，是一种“性格和思想”的必然。“这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着他。”
范美忠出生在内江市隆昌县金鹅镇瓜子岩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虽有些文化，却好吃懒做，爱赌博，把诸多责任推给母亲。母亲早起晚睡，靠种几亩薄田，养活了5个孩子。范美忠是老幺。在他儿时记忆中，全家人经常被饥饿感笼罩。
由于乡村要求7岁才能上学，范美忠上学很晚。1992年，20岁的他第一次坐火车，走出隆昌县，去读北京大学历史系。他至今记得，那趟火车是重庆菜园坝（今重庆站）—石家庄的T10。那几年，北大新生第一年都要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第二年回北京学习，相当于五年制。1997年，范美忠毕业。
李勇描述范美忠上北大后遭遇的“精神危机”，“他突然发现，自己是‘瓜’的（四川方言：傻），什么都不懂。这些上大学前就该读的书，他现在才读到”。知识如海浪席卷而来，让他产生了失落感。
范美忠的好友、问对教育理事长李勇
用今天的话来说，年轻的范美忠为自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而懊恼不已。
2005年7月，范美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了一篇1.3万字的文章，回顾了自己走出家乡后受到的巨大震动和教育思想的产生——高考成为县状元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学术大师或思想家。但一入北大，他就受到了巨大“震动”，他发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知：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踢足球，同学嘴里唱的英文歌、讲的米兰·昆德拉，他全都没听过，找来小说也看不懂。
大学四年，他把时间花在两件事上：踢足球，恶补看书——诸子百家、古代史、《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但全是“狼吞虎咽”，仅限于“吃”进去。
短时间内的爆炸性阅读，让范美忠构建起了知识系统，也让他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抨击甚至诋毁。他越来越觉得学校里那些从文革走过来的老师水平差劲。毕业后，他写了一篇万余字的文章《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把系里老师批了个遍。
大学毕业后，眼见自己成为大师无望，他立志当老师，培养出鲁迅、王国维那样的大师。从第一份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的工作开始，他就抵制应试教育法，对学生展开“知识轰炸”，包括但不限于和学生们讨论弗洛伊德、超现实主义、涅磐乐队以及行为艺术。有老师劝他注意教学方法，他不屑一顾，“你们这些老师懂什么？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你们那点可怜的知识和僵化的头脑再有教学方法也没用！”
最终，他被迫辞职，一路漂泊于广州、北京、杭州，处处碰壁，不断失业——2003年，被杭州一所任教仅两个月的学校辞退后，范美忠回成都加入了《教师之友》杂志，当编辑。这是一份具有改革先锋气质的教育刊物，但恰恰因为过于先锋而在2004年年底停刊。
命运，以及成长经历，在李勇看来，造就了范美忠的精神气质，“近乎虚无缥缈的、近乎神经症的痛苦”，也导致他一定会发出地震后那番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在那篇对抗性的文字里，“他故意把自己（表现得）极端化了。”
另一方面，他又极度敏感。一旦有人质疑，他就立刻被激起一种防御机制，与原本孤傲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就是更为极端的言论。李勇把范美忠这种孤傲的敏感比喻成“壕沟”，“在‘范跑跑’事件中，他建立了几个壕沟——第一，建筑为什么不安全？第二，安全培训为什么没做？第三，我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是平等的。”
舆论危机刚出现的那段时间，李勇担心范美忠的心理状况，每天都约他去打篮球。范美忠清瘦，跑起来飞快——这源于他从小的锻炼习惯。他小时候看武打片，和伙伴们练拳头。家里一堵厚厚的土墙，被他打出一些小坑。可李勇体重大，在对抗上更占优势。
那段日子，他们打遍了青羊区几乎所有的小学篮球场。“人不是冷血的，他的内心明显是受伤的。我那时候主要就是陪伴。”李勇说。
范美忠告诉李勇，其实当时他跑的时候，本能地朝学生吼了一声。但15年后再去讨论这些，无论对范美忠还是对公众，都不重要了。
“对精神快感的痴迷”
2008年以前，范美忠至少有三重身份：教育者、自由主义者、民间知识分子。
李勇觉得范美忠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真实”，而真实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不够圆融。
大约2006年，李勇介绍成都文化人宋石男给范美忠。一次吃饭，宋说中文海德格尔翻译得不好，没法读，范美忠不同意，认为宋石男没有仔细读，不懂海德格尔；宋石男称赞胡适，范美忠则贬低胡适。两人从互骂“痴人”“妄人”，到动起手来。“狂妄的人都比较敏感，难免碰撞，这是性格问题。”范美忠说，后来两人相互了解后，成了好朋友。
范美忠“不通世故”的事，李勇见过太多。他喜欢跟人讨论问题，揪住对方的逻辑错误或观点不放，一定要讲清楚是非对错，有时还直言别人“傻逼”。他自视甚高，常出言不逊，“我的鲁迅研究，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北大钱理群，算个屁！”那些年，朋友们常听到他的自夸。
2001年，新浪论坛读书沙龙云集了一批“70后”读书人。范美忠左右出击，给人以犀利、狂妄的印象。绍兴教育作家蔡朝阳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范美忠的“讨人嫌”，“他喜欢辩论，有一种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辩论精神”。2002年5月，蔡朝阳发布万字文章《自大、偏执、好为人师：范美忠额头的三个印记》后，范美忠特地从广州飞到绍兴“面基”。
在萧山机场，两人约好的识别码，是范美忠手里拿一本林贤治编的《记忆》。他并没有遵约，但蔡朝阳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见面后，范美忠的第一句话是评价飞机上看的作家王干的《边缘与挑战》，“王干不行啊”。
之后在绍兴的出租屋，他们连床对谈，聊钱锺书、王小波，整整聊了3天。“他是一个纯粹的，只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人。”蔡朝阳认为。此后的几次相聚中，蔡朝阳更强化了这一印象——有一次，他请范美忠吃大闸蟹，范美忠不会剥也不会吃。其他人帮他剥好后，他手捏蟹钳，旁若无人地大讲《野草》。半天之后安静下来，看着手中的蟹钳仔细研究，“咦，这个怎么吃呢？”饭后吃小核桃，范美忠咬开外壳，却总吃不到肉，弄得外壳撒满一地。
从20岁到40岁，范美忠充满了倾诉的渴望，他需要找到听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能有“精神交流”。“他看重的是那种能一眼看见深渊的东西。所以能给他带来兴奋感的，是在解读时跟别人的不一样，发人所未发。”李勇说，范美忠的天性里，有一种对精神快感的痴迷。
这些气质被进一步带到了教学中——和范美忠一起经历过2008年地震的学生王一山记得，范美忠的课上不怎么讲书本上的东西，却时常和同学们讨论生活、情感、自由和生命。“那时语文课简直就是一场强劲的头脑风暴和认知的洗礼。”他还常带学生们去春熙路的盗版碟店淘影碟，向他们介绍文艺片领域的塔尔科夫斯基和英格玛·伯格曼。2008年地震后，王一山去美国学了七年艺术摄影，就是受了范美忠的影响。
放弃工作，抛弃鲁迅
彼时面对汹汹舆情，卿光亚采取了一个策略，对外宣称“无限期推迟范美忠的教学工作”。实际上这是给范美忠一个“保护期”，不久后又恢复了他的工作。此后，范美忠继续在光亚学校教了7年书。2015年，范美忠辞职，离开光亚。
卿光亚解释，“是他自己离开的。他2005年来的时候就计划做10年，设定期限到了。”
范美忠公开在媒体上表示，光亚学校后面几届的学生“很蠢”，没法交流思想，他其实很希望去一些名校教那些聪明些的高中生、大学生。
他甚至列出了校名，比如成都七中。但可惜，“人家都不给我这个机会”。
范美忠当年经常带学生淘影碟，吃烧烤（王一山供图）
卿光亚对范美忠的爱护显而易见——范美忠受难时，他斥责看客们“抓着一个半癫狂状态的小人物不放，逗他，像逗孔乙己那样逗他”，“表现出一种低级趣味”；范美忠离职时，他提议让他申请经费，去地震后设立自然灾害研究中心的川大、南大“当教授”，“讲讲灾害心理、灾难伦理”，但也只是一厢情愿。
2015年，《教师之友》创始人李玉龙去世，卿光亚在告别仪式上见到了范美忠，此后再未见过。几年后，范美忠因受不了卿光亚每天在微信上点对点发送“历史上的今天”链接，拉黑了后者，“这构成了对权利边界的侵犯。我对这个很敏感。”
早年的“精神教父”鲁迅也逐渐被他抛弃——2005年，范美忠写完了解读鲁迅《野草》的《民间野草》，2009年写完了对《狂人日记》的解读文章。紧接着，他就陷入了“一种精神思想没有出路的状态”。鲁迅的局限性也愈发突显。“鲁迅也是个迷茫中的人。他想启蒙别人、唤醒别人，但他也一直在迷途、黑暗之中，他并没有寻求到生命的意义。”
那几年，他还先后研究并信奉过基督教神学，黑格尔哲学，但又一一否定推翻。2011年，他转入庄子研究。
“庄子把时间、空间、有无、生死等问题都统摄为一个整体。如果能读懂庄子，那一个人的心灵和思想就能达到真正的独立和自由状态了。”范美忠终于找到了文化皈依。与之相比，黑格尔的逻辑体系，甚至西方哲学都算小巫了。
在朋友余松看来，2008年的舆论风波对范美忠造成了心理创伤，此后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内心建设”过程。但范美忠本人不认同“病人、创伤”这些说法。
“网民对我的网暴，更算不上事情。”他坐在我对面，稍一沉吟，转而又是桀骜的神色，“像鲁迅说的，我眼珠都不会转过去一下。”
拥抱“真实生活”
离开光亚学校至今，范美忠没有再加入过任何单位或公司，他也一直纵容着自己性格里的“闲散”。离职后的一天，学校行政秘书来电话，通知他有2万元失业保险可领取。范美忠希望直接打入他的银行账号，但对方要求必须回校办手续。范嫌麻烦，放弃了。
女儿出生时，他不想去办那些繁琐的手续，也就没有领独生子女的几千块钱住院报销补贴。他一直没有教师资格证，也是因为嫌申请和准备材料太麻烦，“你要是觉得我水平高，还不如直接给我发个特级教师的证书。但你要我去递交申请材料，对不起，我不要了。”
在成都的第二次见面，我们约在了二环路附近一个很现代的城市花园。范美忠一边翻看西方哲学著作，一边用笔划线。这是他常年的读书习惯。但同时他还要配以一贯苛刻的点评，“这些西方哲学在庄子面前都是小儿科，我只是随便看看，了解一下学术动态。”
成都公园里的范美忠
有朋友分析，说范美忠当年的错误，就在于他的“诚实”。而网民的盲目，则在于他们揪住几句话，而不顾完整事实——那篇文章后面80%的文字，范美忠写了自己如何陪伴妻子、女儿躲避余震，心有余悸，无法入眠，白天到处为家人找吃的。
对他来说，这是脚踏实地且真实的生活。
2004年，正在办学生杂志的吴文冰在QQ上和范美忠谈论组稿。两人相识进而相恋。后来，吴放弃在北京的工作，回到四川和范美忠结婚。她后来评价，她看中了范美忠的思想、审美以及“真诚”。“北大的很多学者、博士，比美忠更帅，性格也更柔和。但是和他们聊天感觉很失望，根本没什么力量。美忠那种真、纯的力量感，非常有魅力，让我眼前一亮。”
范美忠对物质的需求一直很低。当年在广州工作，他租一间400块钱的房子，夏天只需要两套十几块钱一件的T恤，一套穿在身上，一套换洗，“（出租屋里）一张床、一张看书的桌子就够了。自己用手搓衣服，一日三餐出去吃碗面，衣柜都不需要，放一个箱子就可以了。”他在光亚教书时，收入不错，但他存不住钱，一有钱就花掉，尤其买书。一套七八百块的《杜甫全集》，他毫不犹豫就买下。
婚后的家庭生活，让范美忠不再一味活在理念和幻想中。他说妻子改变了他尖锐的生命质地。2007年女儿出生，2015年儿子出生后，他的生活“奢侈”起来。
他先是在成都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房子。因为付不起几十万的首付，借了迄今最大的一笔钱。他一面极力避免成为父亲那样“不负责任”的男人，一面不自觉地照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思路在做父亲——“父子间没有什么恩”“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鲁迅提出的这些原则，范美忠都接受，同时他不能容忍整齐划一的教育扼杀孩子的天性。
教育儿女，是范美忠的生活乐趣之一（王一山供图）
近些年，姐弟俩爱上了滑雪。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带两个孩子去北方省份滑冰、滑雪。去年春节前后，一家人在陕西太白的滑雪场玩了20多天，还给小儿子请了教练，“那一个月花了得有五六万”。
女儿从小喜欢画画，有的作品还被艺术馆收藏。筹划孩子未来时，他想着，女儿没有受过公立教育，但天性得以保全，未来的生计靠“卖画” 足矣。近两年，他又鼓励女儿每周写一篇文章，“画画、滑雪、写文章，三重保险，总有一样可糊口吧。”
他每月开几场庄子、《红楼梦》的线上线下讲座，动力之一也是为了给儿女挣学费、旅游费。
线上听他讲课的人不多。学生王一山回国后，多次给范美忠录制讲座视频，想把他打造成易中天那样的名师，但发现不行——他根本不配合编导，只讲自己想讲的东西，那些高深的内容大众很难接受。王一山一直尊敬这位在地震时抛下学生的老师，“范老师是一个极其讨厌虚伪的人。这就是他被骂的原因。”
婚后，范美忠承担了主要的做饭、照顾孩子任务，妻子则更多负责挣钱。对于孩子，范美忠付出了大量的爱和精力。“我可以过一种物质很简朴的生活，但不能让我的小孩感觉窘迫。”这个观念一部分来自他的童年经历。他认为，青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和眼界太受限，会造成不好的心理阴影。
最近一年多，因为女儿学到了高中数学，范美忠买来教材，一边自学，一边给女儿上课。他对自己的数学天赋很有自信。虽然现在的教材难度大了不少，但他还是觉得“很小儿科”，“做些题就懂了”。
也正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支配力量，是经济。国家的根本关系，是经济利益关系”；他也意识到，年轻时沉浸在诗歌、理想这些“虚无缥缈”中，产生了许多人为制造的痛苦。拥抱真实生活的同时，他得到了治愈，甚至解脱。
“那个时代过去了”
李勇看到范美忠身上的变化——年轻时，他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关心教育潮流和人的发展，“那时候我们都一样，总想介入公共领域，一心想的就是影响和启蒙大众。”
“那时候”指的是2003年范美忠回成都加入《教师之友》的阶段，远在绍兴的蔡朝阳称彼时的李玉龙和范美忠为“教育疯子”。那两年，范美忠广泛结交有识之士，向秦晖、金雁、徐友渔、梁卫星、肖雪慧等人约稿。大家热血沸腾，“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很多问题，就想去改变它”。他们“关心每个个体”，坚信“没有个体的强大，就没有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强大”。
而如今的范美忠，只关心家人和自己的精神世界。
不只范美忠，当年在宾馆里彻夜辩论、在操场上通宵讨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的那群人，如今纷纷到了50岁上下。在喧嚣的自媒体、短视频时代，他们早已习惯于温和与沉默。
“那个时代过去了”。李勇很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以前是意见领袖的时代，现在是群氓的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都可以在自媒体上对这个时代发声，去疯狂地表现自己的无知。”精英的声音被淹没，李勇一度感到痛苦。“你只能忍耐”。但他很快释然了，“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都不能做自己的主。我们都是被时代裹挟的，看起来有很多选择，其实没有选择。”
李勇认为，虽然地震后的舆论给范美忠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但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公共事件，范美忠可能会走入更极端的个人世界。
现在的范美忠变得不太爱交流，他承认年轻时“把天下事看得太简单了”。
蔡朝阳对此更是早有预言。2006年的文章里，他回忆去小镇支教，一个早来两年的教师给他们泼冷水，“没用的，真的没用的。”彼时，蔡就感到突破应试教育之难。他劝范美忠，“时代的变化从来不产生在一夜之间，需要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而我们，都是中间物。”
母亲去世后，范美忠没怎么回过老家。那个养育了他的贫瘠世界，让他感到无比陌生。“回去了也找不到人说话，没有精神交流。”
采访中，我们聊到天涯论坛因“交不起服务器费用”关闭。范美忠一点不care，“无所谓，我早就不上天涯了”。又聊到北大，说起2021年猝死的北大诗人胡续冬——胡续冬比范美忠早一年上大学，前后脚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那是被范美忠称为“噩梦般的一年”。范美忠直言，“我觉得胡续冬的诗写得不好。”在他眼里，只有穆旦、海子是中国最好的诗人。
范美忠和当年一起经历过地震的学生（受访者供图）
几年前，他陆续退出了北大92级、历史系、北大四川校友会的群。不仅如此，他也退出了初中、高中、小学的微信群，“所有的群几乎退完了。”
“我基本上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思想，我现在不渴望交流思想。”范美忠说，成都常有文化活动，老友们喊他参加，但他越来越失去交谈的欲望、辩驳的激情。出现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重大发现”：过去的许多朋友，思想都开始出现固化。
“他们根据记忆惯性，还把我看作自己人。”但他觉得，这些朋友在各种思想牢笼里，“每个人都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交流起来就是鸡同鸭讲，要么一谈就吵起来。”
2023年4月，一位著名律师在成都举办讲座，范美忠也受邀参加。
坐在台下，他听了一会儿就听不进去了，拿出手机，偷偷看CBA的比赛直播，“他讲得也很好，但那些东西对我很难有什么启发。”
“异端”的价值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范美忠，是2015年在广州。他受邀参加一场演讲。一起参加的还有许知远、余秀华、赵丽华、褚时健等人。这群人被视为社会的“多元力量”。活动进行到一半，我提前离场，在公交站台遇到同样提前离场的范美忠。
当时他站在台上宣扬异端的价值和个体权利，他的衣服不太合身，普通话不标准，声音也有些颤。
这次再见面，我惊讶于他离群索居的状态，惊讶于他表达欲的消失，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会跟我大谈特谈军事武器和国际产业竞争。一些朋友因此说范美忠变了，他承认。他说，以前自己只是空谈民主自由、生命的意义，过得再穷都不关心经济，但现在，他几乎每天都要看大量谈军事、政治、经济的短视频，“自由还是我的理想，但自由不是一个理念，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历史和自己的经济条件。”
薄暮时分在阳台上吹风时，我注意到他两鬓隐隐的白发，有一丝惊讶。他倒显得淡然，“到这个年龄也该白了。”
有人劝过他移民，疫情期间又有人建议他去泰国清迈，他都拒绝了。他为了读莎士比亚、狄更斯的英文原著，曾经努力学过一段时间英语。但他说自己从没想过移民，汉语才是他的精神家园——虽然鲁迅没能帮他解脱“精神分裂的痛苦，内心冲突的痛苦，走投无路的痛苦，心灵没有归属的痛苦”，但他仍然认可鲁迅骨子里的“家国情怀”。
更多时候，他沉浸在自己搭建的精神世界中。李勇记得他讲庄子和惠子的“濠梁之辩”，三个回合中，庄子似乎落了下风，但又迅速回到根本，从惠子的发问本身肯定了生命直觉式的“知”。范美忠的解读是，庄子打破了逻辑力量，进入直觉和感受的境界，完成了超越。
庄子帮范美忠完成了“思想精神的成长过程”，他还写了本研究《庄子》的书。几年前，他万分自信地向一位出版人推荐，“卖个10万册是小意思。”对方很感兴趣，但最终没成。
最近范美忠发现，过去10余年，自己的庄子和《红楼梦》讲座，已经可以整理成五六本书。照这个比例，等全部讲完，能整理出20本书稿。此外，他还有一本讲古典诗词的书稿，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他的书，“他们还是有忌讳。”
现实中的范美忠，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也的确受到了“范跑跑事件”的“围困”——没人再敢请他教书、上课、讲座，教育圈的路被堵死，书也不能出版。上网课成了被迫之举，但他并不悲观。“我是搞历史的，我对未来很有信心。历史虽然有曲折，但一定会变好。这些书的价值不会被掩埋，将来情况变了，就一定能出。”
眼下的范美忠不再想着改变世界了，他坦然接受了现实，“一个人的能量，能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很好了。”这些“小小的事情”，包括教育孩子，写一篇文章，出几部鲁迅和庄子的研究著作等，“甚至有时候，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启示。”
范美忠在出租屋里读《红楼梦》相关研究书籍
作为认识多年的朋友，魏勇完全理解范美忠的“隐士”选择，“对他而言，不被异化、保持本真更重要。哪怕这样做的代价，是被社会边缘化。”
魏勇是范美忠的隆昌老乡，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重庆教书。2008年，看到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写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魏勇毅然北上。他和范美忠一样厌恶应试教育，他曾发朋友圈说，“去20多年前工作过的校园逛了逛，没有感动，只有羞愧。看到的是一个心机重重，总想在分数上超过别人的人，一个为蝇头小利而算计的卑微生命。”
在十一学校，魏勇成了全国著名的特级历史教师。2022年，他去温州当了一所民办中学的校长。
同样作为当年的“异端”，魏勇选择了“入世”。从世俗上看，他要比范美忠积极和成功。
在温州这所学校，学生实行“走班选课”。“温州是一片教育的盐碱地，商品经济发达，功利化思想盛行。在这里培育教育的土壤，挑战性更大，成就感也更大。”魏勇希望用结果证明，尊重学生个性的教育，是可以活下来的。
而在他看来，范美忠的“出世”同样值得尊重，“人的天赋、才华通常是禁不起弯腰的，当你弯腰低头的一刹那，你的才华就掉到了地上。”魏勇解释，“而你要保持住你的天赋和才华，就必须直挺挺地站着，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崇州的乡居生活让范美忠放松且愉悦。民房次第缩减房间，在二层、三层空出了阳台。阳台是个20多平米的水泥池子，像一个干涸的游泳池，被浓绿的樟树包裹着。范美忠在这里摆上茶桌和藤椅。“我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这么躺着。”他靠在躺椅上，身体后仰，语气平缓而坚定，“他们的游戏，我不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