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10日的“西藏抗暴日65周年”纪念日，像往年一样，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青年会等藏人组织和台湾民间NGO在台北举行了一场游行。数百人的队伍从捷运忠孝复兴站出发，沿途游行、高喊口号，在国父纪念馆外磕长头、默哀，在中国银行台北支行前表演街头短剧，最后在信义无烟示范广场以演讲和静坐为活动划上句号。
在台北举行的纪念西藏抗暴日65周年（摄影：上官乱）
长居台湾的流亡藏人不多，但游行队伍却很长，因为参加者除了在台藏人外，还有几十个支持西藏的民间机构和党派的代表，以及无数境内外媒体。另外，台湾还有数百个藏传佛教中心，稳定信众有十几万。自从台湾开始政党轮替以后，本土政党就看到了台湾和西藏共同的命运，时常进行声援。尤其是川普担任总统时期，在同一年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和《台湾旅行法》，又让台湾和西藏流亡政府这两个没有正常国家地位的“难兄难弟”碰撞出命运的火花。在至今没有通过《难民法》的台湾，在台藏人可以说是所有在台政治难民中最受瞩目的群体。但是，台湾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贴近，近百年的台藏交往史，也是台湾从大中华叙事渐变为建立本土路线和寻求伙伴的过程，以及台湾难民政策的艰难探索之过程。
纪念西藏抗暴日65周年游行，响亮口号下的不同声音
在台北举行的纪念西藏抗暴日65周年（摄影：上官乱）
“Free Tibet！” 一声声响亮的口号响彻台北的忠孝东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札西慈仁站在游行队伍前的“战车”上，手持大声公（喇叭），一路喊得声嘶力竭。这个出生于印度的流亡藏人二代，在2004年就拿到了台湾身分。他最为人熟知的事迹，应该是2008年，当中国奥运圣火在日本传递时，他跨过护栏并试图秀出西藏国旗，而被日本警方拘捕。如今，“身经百战”的他在台湾已经开始为所有人权议题奋斗，不管是不是跟西藏有关。
这种“人权无国界”的观念，在这次游行队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成为第五大政党的“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也有代表在现场，该代表还带着三个小孩一起来体验这场民主人权“盛宴”。她对笔者说，对于她们这个新兴政党来说，人权是普世价值，不管是在台藏人、维吾尔人，还是移工或陆配的人权，都在她们的关心范围。
2023年从厦门偷渡到金门，如今滞留台湾的湖南籍人权活动人士肖育辉，扛着巨大的“雪山狮子旗”站在人群中，无不感慨地告诉笔者：虽然以前在大陆做了很多年人权相关活动，但是一直到了台湾才知道西藏的真相，之前，他脑子里对西藏的认识还是中共宣传的那一套。
而在台湾学习中文，然后开始专注弘法的丹增南卓仁波切则说，他希望终有一天回到故乡西藏，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因为他觉得中国终将民主化。
地道的台湾人李小姐，则身穿藏袍，推着4个月大的孩子参加游行，只为表达支持西藏独立的诚意，和实现台湾独立的决心，她认为寻求独立是西藏和台湾的共同课题。
而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则认为，西藏和台湾的诉求未必完全重合，大家最大的共同点应该是“民族自决”，因为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流亡政府走的一直都是中间路线，即非暴力，也不寻求独立，但要求高度自治和民族自决。
游行队伍中也不乏关注在台藏人处境的声音，台湾某难民关怀机构工作人员登上游行队伍的领头“战车”发表演讲。她表示，虽然台湾出于同病相怜的情怀，精神上和流亡藏人站在同一战线，但台湾的移民政策层面对流亡藏人不够友好，比如流亡藏人的在台居留问题，藏僧来台签证的问题，都多年悬而未决。
这一天，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藏人到当地中国使领馆前举行抗议。而台湾地位特殊，没有中国大使馆，于是游行队伍到台北最具中国意味的地标——中国银行台北分行门口，在划定的公共区域里，演讲、抗议、演出街头行动剧，抗议中国政府抓捕藏人异议分子，和拆寺庙建水电站，以及打压藏语教育。现场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台湾人，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一幕，等队伍走了之后，便熟练地拆掉围栏。
在中国银行门前的行动剧，模仿抗议拆庙的藏人被抓的场景（摄影：上官乱）
反而是路过101大楼的时候，游行队伍被一位台湾老人指着大骂：“滚回西藏”、“台湾已经够乱了，你们还来添乱”、“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有台湾支持者和藏人忍不住当面理论，被警察熟练地制止。札西慈仁说，以前在台北游行，还遇到过打他们的人，可是警察都会制止，这就是台湾的民主秩序。但是，他是在台流亡藏人中极少拿到合法身份的，更多的流亡藏人，虽然在每年的这一天享受着台湾的表达自由，并屡屡成为台湾公共舆论的议题，但是距成为合法居留者，仍然有一段不可预测的距离。
台藏关系：在大中国论述、反共反独路线和本土化路线中摇摆
在中国银行门前的行动剧，模仿抗议拆庙的藏人被抓的场景（摄影：上官乱）
自从中共1951年用武力威胁的手段“和平解放西藏”，经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后，西藏人民和中共政权开始矛盾重重。这些宗教、民族矛盾，最终在中共粗暴的“民主改革”和公社化运动期间全面爆发，引发了1956年开始的系列武装冲突，最终演变为1959年的拉萨事变——1959年3月10日，拉萨万人示威蔓延成西藏全境抗暴行动，十四世达赖喇嘛因此流亡印度，并成立流亡政府。后来，3月10日被流亡藏人定为“西藏抗暴日”。
其实，西藏并不闭塞，虽然在过去几百年，和大陆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但他们却与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印度以及蒙古都保持密切的联系。英国殖民印度之后，一直想建立和西藏的关系，但是西藏借用和满清之间微妙的藩属关系，拒绝接触，英国屡屡接触失败后，发动了藏英战争。1904年，第二次藏英战争期间，达赖喇嘛十三世逃出拉萨，流亡蒙古。1910年，清军入藏，达赖喇嘛十三世流亡到印度。他在印度期间接触到了西方的制度与科学。辛亥革命之后，西藏清除了清军，达赖喇嘛十三世回到拉萨，逐渐开启了西藏现代化改革之路。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西藏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改革，藏军的武装大部分都是英式武器，在几次小规模的冲突之后，中华民国军队没有占到便宜，于是将与西藏的关系搁置起来，选择从名义上“统一西藏”——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理论上实现了大中国论述。直到1949年，中共实现了中央政权第一次军事占领西藏，然后，其将中国传统上对西藏的误解糅合着马列主义阶级观点，把西藏历史歪曲得登峰造极。而此时的蒙藏委员会和少数宗教人士则随着国民党政府一同到了台湾，成为最初的在台藏人群体。
1959年拉萨事变后，达赖喇嘛十四世流亡到印度，看起来像是这个民族的宿命轮回。但是，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却趁机发表《告西藏同胞书》，他将此视为反共复国的一个机会，将“反共复国”、“五族共和”、“重建大中华民国”等作为原则，虽然提到了民族自决，但是坚决反对“西藏独立”。西藏流亡政府则认为，这场反抗是藏人为自己争取自由独立的抗争，并非中国内战的一环，西藏更非大中国的一部分。这项最大的分歧造成后来台湾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几十年的曲折关系。
出走后的西藏流亡政府，继承了达赖喇嘛之前的改革步伐，开始在达兰萨拉探索出完整的民主制度，并进行民主选举。但是蒋介石政府为了反攻大陆大业，长期派人到流亡政府招降纳叛，收买部分流亡藏人签订协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此举让流亡政府非常恼火。 一直到李登辉时代，台湾完全放弃反攻大陆，改走本土化路线，同时需要国际支持，这才开始改善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毕竟达赖喇嘛已经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举世瞩目。
1997年，李登辉绕过蒙藏委员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台。达赖喇嘛此行很受欢迎，流亡藏人也改变了对台湾的看法。1998年，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在台北成立，成为实质上的流亡政府驻台代表处。2001年，陈水扁担任总统后，更热衷于广结国际上的“同道”，他邀请达赖喇嘛二次访台，并承认流亡藏人的无国籍者旅行证，还给藏人发放签证，让境内125名逾期居留藏人合法居留。2003年，台藏基金会成立，萧美琴任副董事长。2008年，西藏发生“3.14事件”之后，台湾还成立图博之友会，2009年的3月14日，台北举行声援西藏游行，蔡英文还亲自出席声援西藏。同年8月，达赖喇嘛应高雄市长陈菊的邀请第三次访台，安抚“88水灾”受灾民众。
但是，此时的台藏关系已经开始降温，因为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升温，马英九政府等国民党高层避免会见达赖喇嘛，而且达赖喇嘛原计划在桃园的记者会和演讲被取消，高雄演讲的场地也从15000人容量变成700人的空间。
一直到2016年，台湾再次政党轮替，对西藏的支持才再次加强，国会西藏连线等机构陆续成立。2018年，国会宣布裁撤蒙藏委员会，改为蒙藏文化中心，这意味着，在台湾过去的对西藏地位的传统论述已经实质走入历史。
当然，三大政党对流亡藏人的态度有着明显区别。国民党由于中华民国宪法的限制和对中国政府的忌惮，与流亡政府保持距离；民进党则在理念和路线上与流亡政府亲近，同时需要西藏的遭遇作为“抗中”理念的佐证，因此和流亡藏人关系较好；民众党态度不明，2019年，柯文哲称“藏人自焚造成中共困扰”引起广泛挞伐，不过2022年达赖喇嘛生日，时任柯文哲副手的黄珊珊却公开出席生日活动。
流亡藏人和台湾的关系几十年，可以说也是台湾重塑自己的历史叙事和寻求盟友的最佳写照之一。
作为难民的在台流亡藏人，留下或离开都很困难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位于苗栗的藏传佛寺桑耶寺里，总会出现一些台湾女孩，化着精致的网红妆，穿着完全不符藏人习惯的西藏风服饰，摇着道具转经筒，在风格鲜明的藏式建筑、高高的风马旗下面拍写真。毕竟，这里是台湾最像西藏的地方了。而寺庙里的志工，逢人也是口称“阿弥陀佛”。台湾人和西藏的接触并不多，去过西藏的台湾人本来就少，2008年以后，藏区更是严控境外人员入境旅游，这让很多台湾人对西藏缺乏了解。达赖喇嘛第三次来台时，甚至还遭到对藏传佛教有偏见的教团大规模攻击和造谣，后来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花了八年时间，才打赢这场名誉官司，并让对方登报道歉。
但是真正摆在在台藏人面前的问题，是签证和身份合法化的困难。
由于台湾一直没有通过《难民法》，所以对于不同背景的政治难民，难以找到一以贯之的准绳。当然，除了台湾，流亡藏人在别的非民主国家也没有难民证，比如尼泊尔。在尼藏人的生活条件处处受限，只能靠族人间相互帮助，组成福利基金会募款。
大多数流亡藏人没有国籍，一般都持印度办的难民护照，以及一个特别的“绿皮书”。这个绿皮书全名其实叫做“自由捐献手册”，除了定期给流亡政府小额纳税以外，有点像是流亡藏人的身份证，而且拥有投票权，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藏人社区选出自己的议员。
依据台湾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的统计，2022年底在台藏族人士人口数为 652人，这些都是取得台湾身分证或居留证的在台藏人。但是，流亡藏人没有在这个统计里，他们大部分只是以短期签证的身分在台湾弘法或者居留，有些处于逾期居留的状态，根据基金会的统计，截止2022年底， 在台流亡藏人共有300名左右。
根据《西藏的天空》季刊主编卢惠娟在2023年6月发表在《台湾人权学刊 》的《在台流亡藏人的生存困境 》，在拿到居留证和身分之前，部分没有身分的流亡藏人，基本只能以打黑工的方式生存，除了极少数人在西藏餐厅做服务业和蒙藏中心工作，其他人要么在建国玉市摆地摊，要么在工地打工。他们也没有健保，生重病得自筹医药费。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现官方名）现任驻台代表格桑坚参曾担任驻澳中文官，见证了欧美及台湾流亡藏人的不同生活。他观察到: 欧美的流亡藏人，因为移民早，有比较好的工作。而且流亡藏人在印度接受英文教育，流亡到欧美很容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所以能担任议员、市长、银行员、公务员等。而来台湾的流亡藏人，没受什么中文教育，只能打零工。在身分方面，相较于台湾以非法居留看待流亡藏人，澳洲则会给永久居留，每周末还有藏文及文化课，使流亡藏人不忘母语及母文化。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藏僧弘法签证的问题。实际上1980年就有流亡僧人来台弘法了，但那时候藏人只能持尼泊尔等外国护照才能进入。后来随着“西藏热”兴起，台湾信众也多了起来，一些喜玛拉雅地区的居民看到有利可图，便假冒僧人来台“弘法”，造成有一段时间有关西藏喇嘛的负面新闻不断。加上当时政府的官员对藏人的看法颇受大中华影响，视流亡政府为反叛，因此对藏人不友好。虽然陈水扁时期，对流亡藏人的签证放开了许多，但是藏僧弘法只能申请短期签证，时间到了必须离境再申请入境，这让各地佛学会的经济负担大增，还经常造成很多藏传佛学会没有导师而长时间空转。经多台湾各方人马多年的努力，目前在台湾各藏传佛教佛学会的藏僧可取得 60 天的停留签证，两个月到期需要出境，每个佛学会有一位常住法师可延签，而有六个月停留签证。截至2024年初，在台流亡藏人的困境已经在慢慢改善，很多人已经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陆续拿到了身分，不再处于打黑工的状态。
近年来，台湾的本土政党每次提出抗中议题，每次必提西藏和香港，一个是实行了一国两制而后沦落的香港，一个是签订了和平协议而后沦陷的西藏，以此来警告大家警惕中共。但是卢惠娟在文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台湾政府以基于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不核发流亡藏僧的停留签证”。尽管藏人和台湾有着共同的敌人，但也仍然面临着台湾严苛的“国安”检视。当然，这也是几乎所有在台政治难民的共同处境。
其实，西藏流亡政府不仅是在台湾，就算在整个国际上的流亡组织里，都拥有着高度正面的口碑，这还和他们的一个特质有关，那就是极其开放包容的心态。
格桑坚参在多次演讲中，都会提到一个重点：除了对达赖喇嘛等重要人物的必要安保，他们不会去刻意“抓特务”，因为流亡政府对自己的文化和制度非常自信。他们心态非常开放，认为心有信仰又追求自由的人，终究会成为自己人，哪怕对方是真正的特务，也有改变的可能。因为他自己就曾是一个藏区统战干部，脱离体制逃亡到印度后，如今成为流亡政府珍贵的外交人才。虽然中共对海外组织都有渗透工作，但是流亡政府并没有将其列为头号威胁。他们相信，这种宗教式的包容与接纳，才能让流亡政府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札西慈仁也在演讲中不断地强调：“我从不讨厌中国人，我只是可怜他们，因为连我们流亡藏人都有投票权，他们却没有。”
当然，流亡藏人最担心的问题，还是未来达赖喇嘛圆寂后，中国会做什么？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是否能持续？国际影响力是否会下降？为此，一些印度的年轻流亡藏人都在想办法移民，身分焦虑越来越强烈。而怎样和流亡藏人这样的政治难民守望相助，增加国际能见度和民主声誉，同时又真实照顾到政治难民的权益，也是台湾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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