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年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著有《北大魂》，2010年出版。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2013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得以和甘粹先生作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兵团“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兵团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忱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1957年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兵团，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当时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未能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感谢甘粹先生先后数日接受我的采访，这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来访者详述他与林昭那一代人的苦难岁月了。在我整理出这篇采访的2014年，甘粹先生于当年的10月23日凌晨1点37分，因心力衰竭骤然去世，享年83岁。
谨以此文，纪念林昭和她同时代的思想者，并向他们致敬。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
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知道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这次见面时，林昭的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年7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J待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年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唯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二、“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D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分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
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交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
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苞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J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部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J兵团。
林昭也没办法，在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兵团。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
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三、劳改二十年
1、第一次从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出发。那时候火车不通新J，到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J，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我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
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待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待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J。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
我就这样在塔里木四场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弄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
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
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月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塔里木四场，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同时也给我看。
问：您当时就看到了这两首长诗？
答：还有一个，她改编剧本，我也看到了。
问：一个什么剧本呢？
答：就是鲁迅的《伤逝》。她写的时候就给我看，而且叫我提意见改。最后结局是捐生把狗拿到郊区又扔掉了。这两首诗，她边写边改，一直到我们分开，她还在改。
林昭的字写得很秀丽，后来我抄林昭遗稿，也是对林昭的爱支持我。抄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想着我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我也是以很大的毅力把它抄出来，主要是胡杰也要，我抄一点他拿走一点；不是说全部抄好给他的。他经常到北京来，而且胡杰把林昭十四万言字整理了一个简洁本，他给了我；他就把那些柯庆□的东西都删没有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看到那些很尖锐的批判，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如果林昭不这么做，也许能够保全她的生命？
答：我了解林昭。这XXX太恶，没有人性。如果给我们这两个右派一点点生活出路，也不至于此。尽管我后来回上海，她母亲对我跟林昭在一起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只要不把我们分得太远，让我跟林昭还能够接触，也许林昭不会走那么决绝的一条路。因为有我在，有我对她生活上的呵护。
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
问：您怎么判断她写十四万言书中的精神状态？
答：我看了以后有个疑问，但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就给我解决了；我认为你那个分析是对的。因为劳改队咱们也待过，不可能让劳改分子这么逍遥法外，这么悠然自得。劳改犯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劳改队待过，不管你是谁，在那里就是干活。我们当时那儿的劳改队有个特点，因为是和平解放，解放军一去就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部队变成解放军，还是当连长当排长；这些劳改队由他们来管，你想好得了吗？因为他本质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劳改队长说，我们不打人不骂人，但我叫你劳动劳动劳动，你累死了我不犯错误。心太狠就狠到这种地步，他就是把人往死里整，累死你。
林昭能在监狱里头写出十四万言书和后来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我心里头原有个疑问，她为什么能得到写作的自由？监狱怎么会允许她这样干？这就是你分析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最后林昭闹闹闹，成为当时监狱里的所谓疯子而不可收拾。你要笔嘛，你要纸嘛，给你。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闹了，你去写吧。提篮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她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他们对她很残酷的，正铐、反铐，但是没有治服。林昭还接着闹，闹得这些管教也伤脑筋。那你写吧，求个安静。我觉得这个解释得通。
以前我有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了。我跟林昭的故事是很好的题材，也就一年，从相遇相识相恋到最后相离。能写出一篇很动人的故事，但是我写不出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情断铁一号》；如果写得好的话会很感人。我有时候也想写，但提起笔来就伤心，写不下去。
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再不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走了，走了你想做都不行了。幸亏胡杰拍了第一个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这个事情掀开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碰到哪些困难？
答：复印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我是最熟悉林昭的字的，别人抄不出来。
问：您抄那些批判的言论是不是觉得很有冲击力？或者说您能接受吗？
答：我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跟她是一致的。我在那边待了二十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是强劳动。我为什么不死，我就说我年轻，我要看着那个人死在我前头；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有那么一种希望。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右派等于终生。劳改员十年八年还有个刑期，十年八年熬满了总要解脱。这右派没有刑期，你改造好了就宣布摘帽，我是看透了。
问：您希望林昭的文稿以什么状态呈现比较理想？
答：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些遗稿被整理打印出来供世人观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我觉得林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主要价值也就在十四万言书。这十四万言文字已经把林昭这个人、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表现出来了。她在那样的情境下还坚持不懈，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精神就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觉得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问：哪些东西您认为是细呢？
答：像你们……像朱毅现在搞这些，我不反对，这样搞出来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研究的。十四万言字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Z制、反对XXX，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
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X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细去研究那些……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兵团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分子，被监督劳动改造。
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
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是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
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哥。为什么靠他们呢？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
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和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们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库尔勒等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你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兵团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
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戈壁滩待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
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当时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待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首府，在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首府。到了首府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待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还看见毛和林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月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月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广场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拨一拨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民大学的。当时人民大学的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那里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民大学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民大学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广场，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广场，挨着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敞篷汽车从大会堂出来。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他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有的话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来了。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兵团，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回去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苞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
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在首府就有卖的，我就打着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去的人，即在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首府。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那边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首府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
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就回去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就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
有一天，在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轻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过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那边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
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
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首府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当地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作“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首府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首府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有个“伊塔事件”嘛，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那边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民大学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
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这帮人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他们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
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