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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第十次俄共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议程上有一项格外奇怪的辩论:工会到底算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应该彻底国家化,直接变成生产机器的一部分;工人反对派则坚持工会应该独立自主,由工人自己管理经济;列宁站在中间,反对两个极端,仿佛预言般地说道:“工会是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辩论持续数月,火药味浓郁,但无论哪一派赢,结果都一样:工会终究只算为党国服务的东西。争的充其量只是服务方式。 这场辩论有一个著名的亲历者,米哈伊尔·托姆斯基,当时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负责人。他是工人出身,印刷工,沙皇时代坐过牢,是真正在车间里长大的布尔什维克。他于1922年正式出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后,一直试图在党的控制和工人利益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力图成为后者的有限度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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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西红柿飞船|苏联工会:全世界最忙的工会,却不能罢工
作者:西红柿飞船
=发表日期:2026.11.16
来源:微信公众号:西红柿飞船
主题归类:苏联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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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斯大林的强制集体化提出异议,1929年5月被撤销职务。1936年8月,他得知自己将被列入公开审判名单,直接开枪自杀。他死后,苏联工会甚至没再出现过敢于“走钢丝”的领导人。 接任者名叫尼古拉·施维尔尼克,1930年上任,任期漫长,风格温顺。他在位期间,苏联工会职能发生了毫不意外的重新定义,彻底沦为生产动员的工具、劳动纪律的执行者,以及一个规模庞大的福利分配机构。

如列宁所言,工会成了“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然而传送的却是党国的严格管控与剥削任务。到1930年代,工会在苏联的日常生活里占据了一个奇特位置。它简直无处不在,却又在最关键的地方缺席。众所周知,加入工会不是强制的——法律从未这样规定——但不如果你不加入,那么就会失去几乎所有福利。1931年4月的统计数字显示,苏联企业和机构的职工里,约73.5%已是工会成员;到1977年,这个数字是1.135亿人,差不多覆盖全部苏联工薪阶层。工会会费是工资的1%,每月从工厂财务室直接划扣。 一个1960年代在乌拉尔某机械厂工作的工人,如果想去黑海边的疗养院休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找工会委员会。工会掌管着所谓"疗养券"的分配权,这张票决定你能不能去?能去哪里?啥时候去?1960年,苏联境内几乎全部疗养院和休养所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工会委员会可以免费或以三成价格向成员发放名额。

一张24天的疗养院票,当时标价约121卢布,多数人只需付三分之一。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一个工人,如果他对自己的工资等级或排班不满,也可以找工会。工会有权出席工厂管理委员会的会议,替工人申诉,甚至要求厂方做出解释。按照法律文本,工会的意见必须被纳入考量。而不能罢工这件事,在苏联法律体系里则有一个十分吊诡的存在方式:它从未被明文禁止过。苏联历届劳动法典,包括1918年版和1922年版,都没有一条专门条文写明工人不得罢工。当然,他们也不会主动说,工人理应有罢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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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一份美国国会文件在梳理苏联劳动法时写道:"苏联宪法、法律、法令和法律文献对罢工权只字未提,它的缺席被视为理所当然。"

官方给出的解释非常有意思,它说在苏联,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国家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因而工人不可能对自己罢工,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扇自己耳光来抗议自己一样。

多数时候,党国就是这么一厢情愿。

唯独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情况曾经短暂地有所不同。当时私营企业可以存在,工会被指示,要在私人雇主与工人间进行实质性工资谈判,遇到劳资纠纷务必"迅速解决"。

党员个人不得支持罢工,但罢工本身尚未完全取缔。这是一个短暂的窗口期。可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启动之后,窗口马上就关上了。

整个1930年代的劳动法律被研究者形容为"惩戒性的而非保护性的"。工人迟到被罚,旷工则开除,换工作要经批准,而工会委员会在大清洗期间还承担着另一项无耻任务——协助识别车间里的"破坏分子"和"怠工者",并向上级汇报。 

到1950年代末,工会在苏联管理的疗养院已有853家。进入1970年代,30个产业工会下设94000个俱乐部、文化机构和电影院,负责组织工人的业余生活。

1984年,登记在册的工会成员是1.35亿人,基层组织73.2万个。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会联合体,没有之一。 

这么大的组织,每天都很繁忙。基层工会委员会要处理疗养券申请,记录成员婚丧嫁娶,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即志愿者无偿劳动日。

1972年一份哈佛大学的调查性文章里提到,苏联工人与同事共同进餐的时间,大约是同期美国工人的十倍。这个数据出自工会主导的厂区食堂制度,算是工会后勤管理的一个侧面成果。 

但在所有这些忙碌之中,有一项工作始终不在工会职责范围之内:代表工人向管理层提出正式的集体谈判要求。

苏联的工资标准由国家制定,各部委下达,企业管理层执行,工会的意见在整个链条里仅仅处于末端,可以反映,无法决定。

一方面,集体合同在苏联存在,但另一方面,苏联权威劳动法教科书在1946年又直接说明,这些合同的功能绝非谈判,而是旨在"动员工人超额完成生产指标"。

1989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历史上第一部明确涉及罢工的法律。

这部法律终于松口允许工人罢工,但附加繁琐前置条件:

调解委员会须先行介入,劳动仲裁法院须先行审理,罢工须经全体工人大会四分之三出席、过半同意,还须提前五天书面通知管理方,即便如此,高层仍习惯性地抓紧特权,宣称可单方面将任何罢工推迟至多两个月。 

就在这部法律颁布同月,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煤矿工人不再等待任何官方组织介入,他们自发停工,走出矿井,重新行使被谎言及暴力压制了数十年的天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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